这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故事。小说以“我”的回忆，讲述她在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后，被派往清水河劳改农场支援抗震救灾工作，在那里她结训了陆小祥，两小萌发了炽热的初恋。由于社会不幸的不正常，陆小祥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情感，他的一切作为，都成了他破坏抗震救灾、同情反革命的罪证，他被关押，最终顽强于他的至亲好友的枪弹下。

本书描写的是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察的悲壮故事。书中不仅仅讲述了一个个哀婉动人的故事，它还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那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左”的面孔，在情节的展开过程中，悬挂于海岩丰富的人物画廊之中，使人永远不会忘记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后的残酷烙印。

死于青春

绑票

堕落人间

我不是个好警察

我的孩子，我的故乡

谁之罪？

后记

他的喊叫把大家都吵醒了，有人似乎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探头探脑地钻出帐篷，面面相觑。孔局长放下电话，脸色紧张地冲大家说了句：“都起床！”便跑进自己的帐篷里穿衣服去了。大家飞快起了床，全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值班员，值班员这才慌慌张张地说道：

“八分场，八分场的犯人暴动了！”

我当真吓了一跳，“什么，你是说八分场？”

他几乎来不及回答，几秒钟之内就有一大堆问题争先恐后地包围了他，“多少人暴动？”“怎么引起的？”没去过八分场的人老是弄不清八分场到底在什么方向，离总场有多远……当然，更多的人最关心的还是——现在局面如何。

“不知道，不知道，”值班员招架不住了，“是八分场派人跑到机械厂打来的电话，现在闹成什么样子，他也说不清楚。”

我知道八分场离机械场有十几里地，算算时间，心里不禁有点发凉。到现在为止，暴动显然已经发生将近一个小时了。几百个年轻力壮的亡命徒一哄而起，谁都明白那将是多么可怕和难以收拾的局面，说不定暴徒已经控制了监区，甚至占领了整个儿分场。他们手里的劳动工具，锹、镐、扁担，都是足以杀人见血的凶器。自然还有更坏的可能——他们已经血洗了八分场冲出来了，正向各处露宿的老弱妇孺杀去……

不用说，这时候人人都在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警卫部队来源的纠纷还在京直两地的军事机关里扯皮，这会儿你就是骂出娘来也不赶趟了。

洪场长来了，和孔局长急急商量着对策，声音虽低，但谁都能听得见。

“关键是我们没有武器，人又不整齐。”孔局长一脸焦灼，“我看应该迅速召集总场党委紧急会议……”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洪场长打断了：“不行，得马上行动，什么会都来不及开了。”洪场长的辞色几乎是无可商量的，“叫那帮人冲出来不得了，各分场的老人孩子都睡在外面，这些人敢闹就是不想活了，要是冲出农场往天津北京方向去就更麻烦了。”

孔局长机械地不停点头，却说：“不过冲出去倒好，与其逼成困兽之斗，不如网开一面，叫部队在沿途消灭他们，打运动战是我们的传统嘛。”

洪场长仍然唱反凋，“不行，按责任这个压力应该是我们担的，让他们冲出去我们就是失职了。得马上派人通知各分场，把所有路口都封锁起来，应该把他们堵在清河！干部家属都得动员起来，他们到哪儿就在哪儿跟他们干！我已经叫人通知场部的干部都到这儿集合了，八分场的同志说不定还顶在那儿拼呢，得赶快增援他们。”

孔局长似乎没有固定的主意，只是一劲儿点头：“对对，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我们要号召大家发扬这个军队一往无前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要动员每个党员、团员，每个革命干部、职工，用行动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抗震救灾，保卫批邓……”

“对对，”洪场长抓住他换气的片刻插进话来，“当前首先要把司机动员起来，这儿有几辆车？”他转身问左右，“四辆？好，马上发动起来，大家上车！”

大家呼隆呼隆地朝汽车那边走，及时中断了孔局长的长篇大论。

正好那天从北京来了一辆准备接运伤员的大轿子车，便成了这一军事行动的临时指挥部。小祥急匆匆地赶来了，在开车的一刹那跳上车来。他气喘吁吁，却没有忘记从堆在路边的救灾物资中绰来两把漆黑的大铁勺，大家这才想起赤手空拳，真应该拿点什么家伙才好。  最狼狈的是肖科长，他因为那天傍晚把衬衣背心全都一水洗了，所以只好赤膊上阵，挺着雪白虚胖的肚子，很是尴尬。他一上车就悄悄问小祥：“你里边穿背心了吗？”

“没有啊。”小祥摇了一下头，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当即把自己的衬衫脱下来了。

“那，你怎么办？”肖科长接过来，有点不好意思。

“我没事，我们这儿夜里特凉，您不习惯准冻着。”

肖科长这才感激地点点头，穿上衣服，苦笑着说：“哎呀，我今天不该把它们都洗了。”

我们这辆轿子车一马当先，从总场及沿途各分场开出的其他卡车和拖拉机遥遥随后，一路灯火成龙，浩荡东来。出发前的短短瞬间，全军的实际核心似乎已从孔局长转移到洪场长身上，后者的果断和强硬，有效地驾驭了整个儿局面。开车以后，孔局长有些自卑地一声不响，洪场长则趁这个机会做了个简短的动员，他的声音沉重、庄严，带着不容无视的权威。

“大家都是公安干部，我不多废话，待会儿就得真刀真枪地干了。农场的同志情况熟，要组织个敢死队，冲在前面。孔局长是总指挥，我是敢死队长！今天，咱们都得清楚，在这个农场里，在那些亡命徒面前，咱们这些人就是代表国家、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的安全，天津和唐山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安全，就靠大家了；咱们今天就得把一腔子血都洒在这儿！公安人员不要孬种，清河的父老兄弟姐妹也不要孬种！现在我来组织敢死队。有不怕死的没有？”

“有！”小祥头一个举起胳膊。

“还有我！”

连同我在内，几乎所有的人都举了胳膊，当然，有真正热血沸腾的，也有犹豫胆战的，举了手，却生怕叫到自己。

“不能都去嘛。”孔局长从座位上站起来，“我的指挥部也要留些人嘛。”

洪场长高声点卯，叫着那些个他熟悉的人的名字，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扫过，“女同志一律留在车上！”

可这时，我的整个儿身心已被沸腾的鲜血烧热，我急切地叫道：“我不怕死！”那一刻我真的不怕死！

“我知道你不怕死。”洪场长顾不上再理我，只回了这么一句便又忙于挑选他的勇士们去了。

我挤上来，在杂乱的人声中拼命抬高自己的声音：“洪场长，洪场长，洪场长……”而他只顾向别人布置任务、安排兵力，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大家别吵，都住口！”他使劲挥着手，“听着，我们就按刚才编好的组行动，四个人一组，不打死不散。天黑看不清，咱们的口令是：‘打狗！’记住没有？”

我抓住他换气的机会，连忙插进去：“洪场长……”

“大家注意，等后面的车上来，也是按四个人一组分。到了那儿，要是犯人们已经冲出去分散逃跑了，就以组为单位搜索，组与组之间要拉紧距离，互相得呼应得上。”

我又插进去：“洪场长，我也要参加到他们组里去！”

“要是八分场的同志正在和犯人干呢，咱们就一齐冲进去，但是打起来四个人一组还是尽量不散，在任何一个小的局部都要形成优势，才能减少伤亡。”

“洪场长……”

“嘿，你就算我们组的。”小祥拉了我一把，小声说了句，接着把全车仅有的武器——两只大铁勺，慷慨地分了一只给我，“拿着！”  这句话洪场长却听得那么清楚，劈手夺过那把铁勺，“瞠”地一声在小祥赤裸的肩膀上敲了一记，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他，厉声吼道：“这儿是我指挥！”

在车内黄暗的灯光中，我看不清小祥的表情，他准是被洪场长的盛怒吓坏了，一声不敢吭。我呢，被委屈和气愤煎迫着，全身发抖。(P32-34)

有人觉得写小说是件既高尚又实惠的事，为着读者和社会的需要而作，同时自己也得些稿费贴补家用，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

而我写小说的动机，却常常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抚慰、寄托、安定和净化而已，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本集所收进的这些人世近俗的寻常人事，就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单纯再现和摹写，而更多地表达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回顾、解释和希望，充满了很强的主观情绪。我不知道这是否损伤了作品的真实。

如果徐五四和凌队长都不是好警察的话，天下就没有好警察了。我把他们的激烈冲突理解为新老两代公安人员的差别，这差别既是素质上的，又是性格上的。现实中的警察当然比他们更复杂更多面，但我有意按自己对生活的选择，强调了他们的某一面甚至某一点，不及其余。

二：勇在现实中也可能是不存在的，他给予那位濒于绝望的老人的温暖，代表着只有在人的青春年华才会闪烁的热情和纯真。二勇的明朗可爱，与其说是现实对作者的触动，不如说是作者对现实的呼唤。

《死于青春》则显然萦回着一股淡淡的幽怨和失落感。如果说，在男主人公身上反映出来的冲突，是人的价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那么女主人公的冲突则是人的存在价值与自我的矛盾，她在现实和往事之间的彷徨，在新旧价值观念上的茫然，恰恰也是以前我自己精神上的一个隐隐的痛点。我老是弄不清那个被我们憎恨，诅咒的疯狂年代，为什么还会留给我们那么多丢不掉的怀念。也许仅仅是因为那最真诚最勇敢最纯洁的青春之火，总是召唤我们回首当年；也许是因为那年代太黑暗，火光才更迷人。如果说，曾经进发过这火光的一代人与从懂事起就找不到理想或者理想太不浪漫的另一代人相比，现在有时会感到内心空茫的话，那么这内心的空茫是不是一种失落感？

这是不是告别青春后反而发疯似地怀念青春赞美青春的失落感？

这是不是当代青年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无所依归的失落感？

写小说对我，虽然确是自我安慰的一条途径，但我想不会有哪个作者写小说是专给自己看的，他总是希望自己心境中的那些生命和情感，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肯定。

古人说：“陶陶文思，贵在虚静。”而我偏偏是个俗人，每日公私杂务，纠缠不清，于是小说便写成这样，幼稚、粗糙、空洞，俱是缺乏冥思默想，不能有很好内心修养的缘故。

海岩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