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作家榛子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且看满城灯火》、《坚硬的鸡汤》、《老茶的呼噜》、《渴望出逃》等作品，其中《且看满城灯火》的影视剧改编权已授予小马奔腾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小说《且看满城灯火》通过对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质疑，揭示了当前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身份转移等问题。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

《渴望出逃》这本书是白玉兰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作家榛子编著，收录了他的中短篇小说十六篇，包括：《坚硬的鸡汤》、《且看满城灯火》、《南方 北方》、《老茶的呼噜》、《寻工记》、《乡间土路》、《渴望出逃》等。这些小说均已在其他报刊杂志上刊登发表过。著名作家王安忆倾力推荐本书。

寻找落伍者

坚硬的鸡汤

且看满城灯火

南方 北方

老茶的呼噜

寻工记

青葱青

凤在上 龙在下

乡间土路

举重

夜奔

地铁的丁菊花

渴望出逃

城市以外

四毛的一天

最后一程

情犊

劳一冬说，吕贝克系统程序的编写进展顺利，估计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问题是辛南安在哪里。没有辛南安，程序出来了也很难操作。这就引出了秦勉要说的第一个情况，辛南安仍然没有下落，线索在小妖那儿彻底断掉。

第三个情况是，舒平从深圳回来了。

劳一冬看着秦勉，下意识地重复：舒平回来了。他想说的是，舒平回来干什么？又跟我们的项目有什么关系？

秦勉当然懂得他话里的潜台词。他说，这也许是个机会，寻找辛南安的机会。他们毕竟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彼此连味道都熟悉。说不定舒平能用鼻子把藏匿甚深的辛南安给嗅出来。舒平的厂本来就连年滑坡，离婚以后，舒平干脆就辞了职南下深圳，听说后来遇到一个有钱的台商，就把自己嫁了。秦勉得到的消息是，舒平回来是看望父母的，原本跟辛南安无关。可是听说了辛南安的境遇之后，她决定找到他。

千年修得共枕眠，到底是夫妻一场啊，劳一冬想。

多少年过去了，提到舒平，劳一冬想到的仍然是那碗炒螺蛳。在远离家乡水土不服人情不适的日子里，能吃到那样可口的妙不可言的炒螺蛳，使劳一冬想到舒平就心里温暖。

关于辛南安和舒平，进厂之初在电工组里，他们听到的是别样的故事。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故事里的两个人物绝对应当白头到老。这故事让未婚的劳一冬和秦勉非常感动。这故事是世俗而浪漫的，当时产生的效果是，让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特别向往。

舒平是给辛南安坚持不懈追到手的。以辛南安的越南人长相，如果不是他聪明能干，如果不是舒平屡遭爱情挫折，辛南安肯定难以如愿。据说结婚以后舒平仍然觉得委屈，时常耍点小性儿折磨辛南安。那个故事说的是，婚后不久舒平到辛南安厂里洗澡，不当心把手上韵戒指掉在地上，眼看着冲进了下水道。那枚戒指是辛南安送给她的唯一的结婚纪念，足足花去他几个月的薪水。辛南安刚好洗完澡出来，看见妻子站在浴室门口流泪。

当时正值洗浴高峰，浴室里人头攒动，女浴室里所有的水龙头都开足了。据说辛南安估算了水的流量、流速，琢磨着戒指的形状和分量，就翻过浴室的院墙向那条小河跑去。浴室里所有的污水都排向这条小河。他蹲在河边的污水排放口，从太阳西斜等到夜幕降临，终于在汩汩的流水声中听到金属的叮咚。在打火机微弱火光的照耀下，那枚爱情的见证在水中闪闪发亮。这个爱情故事不但说明辛南安对舒平的深情，更显示了他的聪明过人。这个传奇般的故事成为厂里的保留段子。据说舒平表示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始自于此。

正因为有这个故事垫底，所以后来辛南安决心离婚并向他们诉说烦恼的时候，他们瞠目结舌回不过神来。

辛南安和舒平两人看上去恩爱甜蜜，如胶似漆。好夫妻容易让人羡慕，也容易让人妒忌。事情发生在劳一冬和秦勉进厂很久以后，一个邻居向辛南安密报，舒平背着他有了情人，两个人甚至在辛南安的家里幽会。辛南安起初死不相信。那个邻居指天发誓，差点就剁下自己的手指头。

按照辛南安的说法，当初他并不是真的要捉奸。他坚持认为邻居的话不可靠。可这个邻居太腻了，甚至打电话到厂里，要辛南安为男人争口气，别做缩头乌龟。辛南安错就错在太要面子，而且太从技术方面考虑这事。他征求过劳一冬和秦勉的看法。他们两个不做声。是的，这件事他们无法表态。辛南安的心态极为矛盾。他嗫嚅自语，不会吧，她应该不会的，不过我做就要做好，做到滴水不漏。

劳一冬看得出来，潜意识里辛南安还是希望自己空忙一场。

事情暴露以后就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辛南安这才明白自己办了一件大蠢事，老婆留不住了，自己也难以做人。可是已经晚了。整个过程在厂里被大家反复传播，就像VCD那样一遍又一遍播放。

那天早上辛南安照常跟妻子告别，然后下楼上班去。其实他轻手蹑脚返回楼上，藏身在那个告密的邻居家里。舒平出门以后，辛南安回到家中。他早已找好藏身之处，钻进一个半人高的橱中，把橱门拉开一条缝，正好能看到床脚。过了半个小时，舒平和她的情人真的进来了。辛南安当时气得天昏地暗，差点在橱里晕倒。舒平和那个男人站在橱前拼命接吻，上气不接下气地滚到床上。辛南安打缝隙里看见衣服扔到地上，裤子扔到地上，袜子和内裤扔到地上。两个人不说话，辛南安只听到人在喘息床在响，后来还有打开纸张的“嗦嗦”声。辛南安奇怪，这时候怎么还有纸张的事。

等到屋里平静下来，辛南安拉开橱门钻出来现身。他把地上的衣服团在一起，然后拉开两人的被子寻找。他要找到那张发出声音的纸张。那张纸就在床头柜上，上面是舒平写的字。原来云雨过后舒平意犹未尽，给情人写道：如果政策允许我会给你生个儿子。辛南安脸都青了。他们结婚后不生育，原因就是他需要看病吃药，而且他吃得颇有信心。他怒不可遏地举起桌上的玻璃杯，狠命向地上一摔。这是他和邻居约定的暗号，表示捉奸在案。紧接着辛南安拧开门锁的保险，一干邻居冲了进来。

整个过程辛南安没顾上看舒平和那个男人的表情，他完全按照预定程序操作，而且干得相当漂亮。那男的是邻厂一个未婚青工，高个儿，白脸儿，活干得不怎么样，整天胸前吊着把吉他游游逛逛。后来辛南安跟劳一冬和秦勉承认，他是给那张纸气昏了头，如果没有纸上的那些话，他肯定不会摔杯子发暗号。他还知道要给妻子留点面子。

应当承认，舒平是个奇异的女人。这奇异不在她的漂亮，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她的奇异在于，她的容貌很美，让正经男人仰慕她，不正经的男人想轻慢她。可是当她一张口说话，那咬舌头的发音和她的容貌产生的极大差异，让正经男人失望，不正经的男人更加想入非非。私下里劳一冬也对她有过想法，那是下意识的，转瞬即逝的。他不知道那是仰慕还是轻慢的欲望，所以，他真说不好自己是不是正经男人。

舒平在辛南安厂里也有要好的女伴。她对她们抱怨，即使在闹离婚的日子里，辛南安还要硬给她交公粮。消息传到男工耳朵里，他们谴责辛南安不地道，或者说没出息。辛南安则理直气壮地说，只要结婚证没作废，法律就保护我的权利。

据此人们分析，直到最后一刻，舒平仍然不愿与辛南安分手。

P17-19

寻找落伍者

这几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这一辑的“白玉兰丛书”将以何名义，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归纳概括他们的身份与写作？确是个难题。他们已经不年轻，就不能称作“青年小说丛书”；当然也不是女性，所以入不了“女作家丛书”——如今，出于成本核算、销售发行种种原因，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往往是需要纳入丛书，方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们显然又都错过新时期文学发轫与上升的黄金阶段，那时候，中短篇小说收获着极大的阅读热情，出版社对小说集十分欢迎，市场尚未浮出水面，书籍的利润还保持着客观的比份，于写作者与出版方均未形成压力。可惜，几乎是在骤然间，换了年景，出版社的青睐转向单本发行的长篇小说。于是，作家们趋之若鹜，等不及庄稼成熟，便开镰割青。却不知，在此热闹之外，中短篇兀自生长与完善。幸好我们有大量的期刊，可收容散兵游勇，不至于埋没。可是期刊的印量又在全面性下降，趋向式微，自生自灭的命运几乎难以避免。

总之，这三个人脱掉头班车，接下来就班班赶不上，结果是至今为止，未有一本书出版。

大约是世纪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三城记小说系列”，台北由王德威主编，香港是许子东负责，我则编辑上海部分，时间跨度为“1996—1997”“1998—1999”各一集。分工完毕，各自便去搜索作者与作品。其时，中短篇的写作已见冷落，视野中的好作品大多在时限之外，有名有姓的作者或搁笔不写或扎在长篇中，只能扩大范围，向清冷处望。印象中《上海文学》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名《情犊》，写的是上海城市边缘一对小儿女的情事。双方是贫寒家庭，世代为衣食生计奔忙，动荡的时政于他们并无大碍，对儿女也无大期望，因此，教育中辍就谈不上什么憾事，相反，能分配进工厂，做一名学徒工，早日自食其力是让人高兴的。家中姑娘有少年垂青，无论从女儿终身想，还是在自家得帮手着眼，都不是坏事。所以，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萌芽状态就被纳入柴米生存之道。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夯紧了的现实生活里，两个孩子的情感世界依然循着自身轨迹生长，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渐生默契，大胆的追逐以及矜持的欲拒还迎，然后是莫名的分手，走完一个初恋的周期。这篇放于末条的小说不怎么起眼，没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自然是个原因，在题材上似乎也难以归向某个潮流。从故事背景看，当是“文革”后期，却不能说是对政治批判，或者说知青文学；写的是早恋则又缺乏成长故事中必有的青春反叛与挫折；写的确乎为上海，但没有任何一桩上海风尚符号，比如石库门，旗袍装，蔷薇蔷薇处处开，连法国梧桐都看不见一株，于是便与海派文学擦肩而过。而它所以吸引我的，也就是这独一份。当我循迹追去，发现小说发表于1994年，不在我们结集期限内。失望之余，我向作者榛子写信，请他寄一些1996至1999四年内发表的小说，就这样，我读到了中篇小说《渴望出逃》。

说实在话，这篇小说与“三城记”的主旨并不那么相符合，除了作者是上海居民这一项之外，无论题材、风格，都不在这城市以内，可我们定下的原则只要求作者是城中人，其余都由主编看着办。而我，本心就有意在这选本中呈现上海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粗粝面目，它向来是被消费的表情藏起来。《渴望出逃》这一个与上海毫无关联，发生在北方煤矿的爱恨情仇故事，具有强悍的气质，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出自上海作者笔下，至少说明这城市里人，有着闯四方天下的阅历身世，还有粗犷的笔力。之后，又读到榛子的《坚硬的鸡汤》《老茶的呼噜》，写的都是大企业里的人和事，照理是合上了主流叙事，可偏偏两位主人公都有着别致的性格，这性格没带给他们好运气，而是让他们走背时。前者是技术工人，且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与时俱进，在每个工业革命阶段拔取头筹，但近乎病态的骄傲却让他处处碰壁，不止是事业，谋生，甚至女人上，都陷于穷途末路。当同事将他从官司中捞出来，去对付五轴联动的数控机械，他的眼睛忽就亮起来，可这短暂的闪烁无从照耀整体灰暗的人生。后者老茶是以罪贬的身份进入工厂，所以，他还有机会成为“伤痕文学”的主角。当时代变迁，政治改正，老茶理应走到社会的正面，汇入主流。他又不像前者那样乖戾，甚至称得上温顺，可也就是这格外的温顺让他走霉运。无论多么不公正的遭际，他的态度永远是安然顺从，好比“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道理，命运就来欺他，一轮又一轮的，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却依然是温顺的，就不禁让人怀疑，这温顺实在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从容自若。榛子的故事往往是这样，人物的个体处境，要比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更有决定性地主宰命运，因此很难纳入潮流，潮流总是被概括了的。

榛子的小说好就好在扎实，分量足，不短斤缺两，压秤得很，不免缺乏回味。像《情犊》这样微妙的小说，差不多是一不小心碰上的。但他生成如此，很难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忠诚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时候，会有变化发生，或者说是量变到质变。《凤在上，龙在下》便是这一条道走到黑，突然撞开的一扇门，于是，光进来了。

倘若没有刘阳这个人，这篇小说也就类似于大多数描写经济转型时期，平民生活变迁的作品，包括榛子自己的某一些写作，比如《且看满城灯火》《寻工记》《地铁的丁菊花》，好也是好，但终究不出窠臼，依然在你我他的一般经验之内。而刘阳的在场却使一切都不同了。刘阳是什么人？是个异数。他在性别取向上存在误差。这一类人，常常出现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就是台湾学界命名的“同志文学”，但在榛子，他显然并不打算回答身份认同，存在归向，第三性，酷儿理论种种哲学问题。刘阳他，不像社会不适应症候群通常具有的孤寂表情，他甚至很开朗，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很阳光。除了恋爱婚姻这一桩，他偏执在自己的取向上落得孤家寡人，其他都与众人无异。出身市井人家，虽不至于穷苦困顿，却也需胼胝手足，谋生为第一要义。也同寻常的好人一样，总会遇到意气相投的好人，帮助他，又得他帮助。于是，他们几个便组成这么一个大家庭。以常贵珍与张家临一对夫妇为核心，张家临将昔日的师妹，也是倾慕者沈小琴介绍给刘阳做朋友，刘阳则是常贵珍的旧同事。刘阳不拒绝与沈小琴交往，心里却暗恋张家临；常贵珍呢，曾经是喜欢刘阳的，无奈刘阳不开口。如此错综复杂，牵丝攀藤，互相拉扯着。都是不免落魄的人生，因有了伙伴倒也不显凄凉，反而是喧嚷拥簇的，于是就会起摩擦，也是和所有至交一样，摩擦自会消解，然后你知我知。这是一段好日子，正应了“好景不常在”的俗套，如此结构注定是短命的，首先对沈小琴不公平，她还要嫁人生子呢！沈小琴将她那老台商未婚夫带来一起过年那一晚上，令人动容。依然是这四人一桌麻将，沈小琴却提议下大注，接着便频频放“冲”，是报答麻将桌上人的爱，但毕竟有些事爱莫能助，所以又有负气在其中。沈小琴远嫁，刘阳自觉着不便再留，插足于夫妇之间，终也离去，生活又回到常规的伦理上，继续进行。那一个奇异的组合，留下无比亲切的记忆，从日常生活旁出去，险些儿出轨，又被主流涌推回来。这常规外的哀喜，正是现实里的灵异之光。

与王季明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借个男友回家过年》，在本丛书集中，更名为“租借男友”，自然有他的理由，而我似乎更喜欢“借个男友回家过年”。这一句有些像歌谣，“回家过年”又有一股喜气洋洋，就像一个民间传说。2005年去香港岭南大学讲写作课程，有四堂大课，我设计每一课以分析一篇小说为内容。从提高学习兴味着想，专选择上海作者描写上海生活的小说，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地铁线，我以为差不多搭到这城市的脉，可说是象征。但故事还是循着现实的轨迹，诚实地叙述。以这一篇看，似可归入城市写作，事实上却也不尽然。在王季明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小说颇引我注意，就是《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

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季明一定阅读过大量西方翻译小说，不止是因为这些阅读直接构成情节，还因为王季明显然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中汲取养料，能够操纵形式。就好比前面说的，《租借男友》里的象征性，王季明的小说比较榛子，更善于处理一些抽象的题材。《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都有一个名叫李图的人物，都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但同样缺乏天赋，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又都死于同一种病因，心肌梗塞。两个李图都有一个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宁可将这两个人当作一个，以小说情节虚构的顺序，编织李图与“我”的生活史，也是他们的思想史。

这两个人称不上知识分子，也称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是这城市最普遍的市民。以《天堂》的说法，李图居住在人口密集的旧区，新建成的高楼之间，残余着的没有开发价值的断巷陋屋。“我”的居处也差不多，石库门弄堂，狭小的住房，外加天井里的违章建筑。倘若采信《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中的安排，那么，他们还都是一家破产后转型的中等国营工厂里的职工。然而，这两个潦倒的人，却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就是文学。他们都拥有与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书，老禾“我”，老婆没娶到，书倒收了一大堆，那间违章建筑就是专用于放书的。老禾与李图时常交换书，就像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同时交换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如他们这样热爱文学却不能成就事业，简直是罪过。不顺遂的写作就也纳入现实人生，加剧了失意的心情。用什么来排解？喝酒聊天，聊什么呢？编小说，他们戏称为“游戏”——这就是意味所在，在写作这虚构活动之外又发生着一种虚构。在李图猝发心脏病去世后，留下小半部遗稿，写的是他们企业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老禾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平时“游戏”的胡编乱造，让他惋惜，于是编辑整理发表在网上。不久，就有网友指出，这故事是抄袭，来源于法国作家图尔尼埃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一个结局令人大为意外，也令人琢磨，应当如何理解？是对写作者李图脱离生活现实的讽刺？抑或是对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叹息？而我更愿意以为这是投向虚空茫然中的精神对话，那西方翻译小说在此成为象征，象征遥远的、不可企及、却让人心向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与李图的死不同，是死于非命，就更像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遁入虚空。小说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载着老禾的骨灰回他临时住处，葛十朋是在李图死后出现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为自己培养一个文友，好填补李图的空缺。这位来自云南的“打桩模子”，年轻健康，体内还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这大城市混一番，却渐渐被老禾引入现实生活边缘的虚空地带。他载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话，王季明写道：“我把它改成这样：‘这个瞎子，是我的老哥，他与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过。’”

李图与老禾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写作的一个体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颇不错的小说，比如那一个短篇：《1974年的丧事》，读了真叫人喜欢，在这城市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几近部落式的朴素内心，也可惜仅此一篇，不足以成体系。在这些无法归纳潮流的写作里，多少有着力不从心，就是不能开掘得更深更广，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一些无从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写作，这种固定便增了体量，从无名到有名。还是那句话，量变到质变，事情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当我与两位作者商量编一套丛书，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寻同道者，因决定是为从未出过书的写作者结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与王季明这样的“白丁”。分头问一圈，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或者未出过书写作却未能令人满意，但两位共同推荐一位文友，大约如同李图与老禾的关系，那就是孙建成。在送来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个人的来和去》。我注意到小说最初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故事写的则是1984年，主人公从插队的内地回沪，适逢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重访故旧。知青小说的浪潮早已过去，孙建成显然也过了愤青的年纪，虽可纳入所谓“海派”的风尚，可故事却并不着意于地域；要说是“怀旧”倒名符其实，但是，“怀旧”流行中的感伤主人在此被日常生活的严峻涤荡而尽。40年代，一个布店“小开”与邻家女孩的恋爱，在逛马路与吃零食中拉开帷幕，然后走入婚姻。聘礼是几十匹蓝士林布，于布店生意的人家，经济又实惠。聘礼转眼间被女孩的养母携回老家，是无后人的独腹，也是自居有养恩。余下这对小儿女自谋衣食，做小学教师和店员。共同生活是这样，离别呢，亦不过是丈夫买来小笼馒头，看着妻子吃罢。三十年后的重逢，内容大多也是吃饭，或者到国际饭店吃烤乳猪，或者在家中饭桌吃自烹的菜肴。当然，也有穿，当年的新衣服，压在箱底，三十年还是崭新，布店小开的信物，都染着生计的戚容。久别重逢并没有上演预期中的激情戏，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状，只有一点小小的余韵，那就是每年里有一日，母亲要携全家一同去国际饭店吃一顿饭，穿着那一件旧衣服，仿佛是纪念，或者说凭吊，总之是将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断，还保持了尊严。这么说来，这餐饭是有些将饮食男女的常情仪式化，但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态徐徐道来，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这定理的反映。

这种信赖即是孙建成写作的长处，也是短处。长处是在他能够认识并且领略恒常人生的趣味，他的写作显得很耐心，很诚恳，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一篇《结婚》，从相亲开始，每一次接触都不那么令人乐观，缺憾处处都在，内心不时起着抵触。可是磕磕绊绊之下，恋人间渐渐建立起同情，理解，还有，男女关系中也许更重要的，情欲也生长起来。似乎有许多次机会，两人可能走入别的命运，最终，期然与不期然，还是进到婚姻的归宿。亦谈不上多么鼓舞，却也绝不是扫兴，开端总抱有希望。这是长处，短处呢？过度依仗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免流于琐碎与冗长，而将更深刻存在，类似真谛的性质遮蔽在细节堆里。也能看出孙建成自觉到不足，《水中的男孩》与《隔离》两篇，显然企图作改变，用虚拟的环境取消写实性，走向形而上。在后篇中可看出加缪《鼠疫》的影响，但似乎并不见有显著的成效。这一类小说往往需要哲学的准备，当然更可能与个人的禀赋有关系。而在孙建成，即便是外部强烈变形的故事中，还是那些源自于现实的细节触动着恻隐之心。再有那一篇《不眠今夜》，一个医生与一个性保健热线的女主持之间所发生的奇异关系，看得出精巧的布局，但显然不是孙建成的强项，情节突兀了。这种异峰突起的写作，不是不可以，而是孙建成本不是一种促狭的或者说机敏的写作者，怎么讲？老实人只能说老实话。

然而，如孙建成这样诚实的写作，经过漫长的平淡的叙述之后，总归是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等待着，好像是在报答写和读的耐心。《隔膜》，所写故事可归于“孽债”一类，不外乎当年知青在插队农村留下子女，长大成人后来城里寻亲。这故事在此处是由一个相当曲折的结构呈现出来，说实在，多少搅扰着阅读的顺畅。那名叫燕子的女孩身世复杂，却也没有增添内涵的丰富性，反而因为将悬念延宕过久使人焦虑。事实上，情节真正表现出趣味是在燕子终于走上认亲的通路，母女相见。孙建成在此展现出人情练达。和《一个人的来和去》同样，双方都未见有伤感剧的情绪激动，彼此生分，女儿带了男友同往更让母亲措手不及，倒反是没有血亲关系的继父与燕子相处起来，有一种轻松自在。结局同样是扫兴，同样是剪断，但燕子毕竟是年轻血气旺，这剪断的手势就要鲁莽和激烈许多。这一刻，如孙建成驯顺命运的安排，也有一时迸发，故事随即到高潮，却也到好就收，戛然止住。

编这辑丛书的时候，恰好看了“纵贯线”演唱会，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自嘲为“四个老男人”，于是就想索性叫“上海老男人丛书”如何？只是再寻不到第四个可以同类项合并参加丛书。看起来，这三个真是挺背时，要说文学史这张网编得够密了，可他们还是从网眼里漏下来。漏下就漏下吧，也没妨碍什么，他们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散布在新时期文学的几十年时间段中，看看不起眼，搜罗搜罗，扫扫也有这一大堆了。  2010年11月26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