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知名学者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成果，从中国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内外双循环、经济形势、发展安全、风险防范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重要价值与实现路径，旨在帮助读者立体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廓清认识迷思，凝聚发展共识，同时有助于读者认清大局、大势，看清经济现实挑战，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总论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 1
韩毓海
中国发展新阶段　/ 001
尹　俊
双循环与新发展格局　/ 033
鄢一龙
从中国经济谈新发展格局　/ 069
龚六堂
在“三新”中把握新发展格局　/ 093
龚六堂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 105
韦　欣
在新发展格局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 143
陈　佳
在新发展格局中深化对GDP 经济统计量的认识　/ 175
吴　文　于鸿君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韩毓海
一、研究、学习经典文献的态度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党的经典文献，应该借鉴
中华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
中国历来有研究经典文献的科学态度，从学术的角度
说，这个态度就是“传注疏”——“传”就是讲来源，讲这
一文献在历史实践中是怎么发展、创新的；“注”是注释；
而“疏”是把这一文献与整个人类知识的发展打通。研究党
的经典文献，要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打通、统起来，与西方
哲学社会科学统起来，与中华传统文明统起来，这就是所谓
“传注疏”。
“传注疏”的阅读方式，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三者的统一，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纲领性
文献，需要借鉴这种方法。这里的依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思想路线中既有宏观思
路、指导原则、战略思想，又有具体要求，借用郭沫若先生
的话，就是既有“经”也有“权”，“经”就是“常道”，
是固化的伦理、准则；“权”则是指“权变”，是对某些礼
俗、准则的突破。
对于经典文献，不下一番狠功夫，不端正态度，是学
不到手的。
更为具体地说，学习经典文献的正确态度是：第一，
照着讲，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原原本本弄清楚纲领性
文献的内容。第二，学着讲，重在悟原理，关键是要弄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这样讲，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讲话
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史的支撑是什么，理论的继承
与创新是什么。第三，自己讲，就是结合实际，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本着这样的学习态度，认真研读《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典文献，就会开阔胸襟、增长学问、锻炼本领。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首先是端正学习态度，原原本本学习，逐条逐段
领悟；其次是在整体把握的前提下抓关键，领会重点和创新
点。如果不这样学，就抓不住要害，踩不到点上，落不到实
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是密切联
系的整体，不能离开整体去单独讲某一个面。如若不然，单
独的那一面就讲不清楚，这是我们面对重大课题的基本研究
态度，也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与出发点。
……

1.知名学者立体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经济
发展建言献策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战略
任务。2023年1月31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
本书是韩毓海、鄢一龙、龚六堂、尹俊等知名学者研
究新发展格局的成果，是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
略部署的立体解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院的这几位知名学者，他们各自的切入点不同，
侧重点不同，分析方法也有所不同，解读却都妙趣横生、生
动深刻，为读者带来了一场思想碰撞、异彩纷呈的交流盛宴
。
2.把握我国经济现代化路径选择，理顺新发展格局与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本书多维度、多层次探讨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我国
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分析了如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新的
比较优势，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厘清了新发
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
如何在三者关系中把握新发展格局。
3.读懂中央经济政策，看清经济发展形势，从危机中
发现新机,助力加快构建发展新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书站位全局，着眼长远，直面当前国内经济问题与
全球发展挑战，深入透彻地分析了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
景、传统国际经济循环模式的危机、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
点堵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议题，既有助于读者读懂当前
发展政策，明白中央战略深意，又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新发展
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感受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潜
力，进而增强信心，在危机中积极寻找新机遇。

一、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传统
（一）“内向爆炸”的传统经济
中华文明是一个内向化发展的文明，不同于西方在地中海盆地孕育出来的海洋文明，中华文明是在一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大陆文明，辛勤的农业耕种是中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主要途径，费正清将中国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称为“内向爆炸”。
中国几千年传统经济总体上都是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国早在2000 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又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完全可以构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生产体系与内部市场，而外部的朝贡与贸易只是这一内循环体系的补充。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传统内循环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个有力证明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中国在唐宪宗年间，就开始使用“飞钱”。
“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纸质“飞钱”省去了长途贸易中金属货币远途流转的不便，但还不是纸币，而是异地汇兑的信用凭证。北宋时期发源于四川的“交子”，原先也是民间的异地兑现票据，后来民间“私以交子为市”，具有了以民间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功能，最后收由国家发行“官交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与信用货币。这比欧洲开始使用纸币早了600 多年。13 世纪，马可·波罗到中国旅行时第一次看到了纸币，并为之震惊，称其为“炼金术”，马可·波罗的记载对于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他就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了解到，中国使用纸币远远早于西方，这些记录使他认识到早在西方世界崛起之前，中国就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就。
中国内循环为主的传统经济发展达到相当水平。据有关研究估计，在19 世纪之前，中国人口预期寿命普遍高于西北欧同类人群。18 世纪中国成年人人均摄入热量为2500 千卡左右，远高于布罗代尔对于欧洲“大城市民众”的估计。
农业是整个经济的基础，历代统治者都以重农劝耕作为治国之本，农村是生产中心，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在生产能力足够后才进行对外贸易，这种农业、制造业、贸易的财富增长方式被亚当·斯密称为“自然的增长方式”。对外贸易是和朝贡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原本就是对于国际政治和内循环经济的补充。1793 年乾隆拒绝英王乔治三世提出贸易请求的回诏说：“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提出要对英王额外赏赐，以回报其派遣使团远道而来祝寿的诚意。其实这并非只是颟顸自大之语，所体现的不过是当时中国内自足、外怀柔的历史常态。乾隆君臣没有意识到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在遥远的西方发生，他们所熟悉的朝贡体系正被另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新世界体系所取代。
中国内循环为主的传统经济与欧洲许多国家外向化的发展方式很不同，亚当·斯密说财富发展的自然顺序在许多欧洲国家颠倒了，在欧洲某些城市中、在对外商贸中采用精细的制造业，而制造业和对外商贸一起，实现了对于农业的主要改良。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受到抑制，而城市可以借助与遥远地方贸易变得富裕，并让自身的制造业发展起来，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乡村的改良。而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日益变成一个整体，欧洲开始通过大规模海外殖民、海外扩张，从海外掠夺各种资源，开辟新的国际贸易航路，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进了本国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