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管乔中先生在《信报》及《信报》财经日刊上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既涉及钓鱼台、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主权问题，又涉及台湾回归、连战和平之旅等内政问题，同时还向读者分析了香港的八万五房屋政策、倒董提案等特区政府的问题。除了内政外交外，还提及了如中国平安、红塔山、国际铜价大战等经济话题。作者站在一个香港人的角度，用局外人的眼光，对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中国社会的时政问题有感而发，表明了港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既见证了这十二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共同发展，又让读者了解港民的心声，有利于促进香港与内陆居民的沟通。

本书从香港人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的时政、经济问题。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本书是作者彦山先生近十年文章合集，他以一个香港人的角度，用局外人的眼光，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时政、经济问题。其内容涉及钓鱼台、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主权问题，又涉及台湾回归、连战和平之旅等内政问题，同时还向读者分析了香港的八万五房屋政策、倒董提案等特区政府的问题。该书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十年辛苦不寻常，柳暗花明又一村(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代序)

壹

 中日如何真正共存共荣

 弱国无外交，男儿当自强

 美国的反击：开战？

 中美外交与对台政策的若干思考

 远守近交，柔能胜刚

贰

 和平的祈祷

 和平的忧患

 和平的威胁

 附录：国际角力趋紧，台海战事迫近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中国国民党如何开创未来？

叁

 香港的信心

 第三只眼睛看梁振英

 附录：两只眼睛看事物

 “八万五”“八万五”决策成因与教训初探

 附录：回应李航星先生

 SARSSARS病毒是生物武器？

肆

 解决解决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矛盾的战略思考

 中国平安的“虹吸”结构功能猜想

 关于铜价大战

 长江生命科技猜想

 进入深奥奇妙的基因世界

 附录：DNA顺序本不是天书

 附录：基因发展历史

 凯普HPV检测试剂对中国生化产业的意义

伍

 新“红塔现象”透视

 中国烟草业发展现状、前景分析

 附录：中国烟草业的危机与契机

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代后记)

我的恩师，我的全老师(代结束语)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总在黑夜里重复一个梦，梦中充满愤怒与痛苦。这种愤怒和痛苦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经历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曾骑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作威作福，但在这个“坏老师”的身上，中国人学到许多东西，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本曾是中国的“好学生”，转向西方偷师学艺后，马上变本加厉残害中国。一百多年来，给中国造成伤害最深最重的就是日本。日本是唯一对中国发动直接、全面侵略战争的国家。留着小仁丹胡子到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日本侵略者形象，在几代中国人心中都难以磨灭。日本在中国身上一次又一次吸血，仅庚子赔款，就足以使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一半。日本战败投降，也因为中国没有索赔而保存生机，得以迅速全面走向复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现代化的成功，是建立在中国无法计算的人命伤亡和财富流失之基础上的。至今，尚有数千万计的亡灵无法安魂，数以万亿计的欠账没有清算。这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也是日本人永远的耻辱，更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悲哀！

潮涨潮落，时至今日，黑色的梦仍缠绕着无数中国人的心。古曰“知耻近乎勇”，今云“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就是历史的正面价值，这就是卧薪尝胆的中国人之警世恒言。

现在的日本，自恃有强大的经济和准军事的后盾，越来越沉不住气，军国主义的幽灵在靖国神社探头探脑，武士道的热血又在部分日本人血管燃烧。篡改侵华侵亚历史，拒不认错谢罪；钓鱼岛屡次滋事，又插手台海危机；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扩大防卫任务和范围，违反战后和平宪法。这些事实彻底驳斥了日本的狡辩。

经济是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日本对中国、对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处心积虑的渗透和掠夺，很多经济交流和援助都包含着不可告人的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又重演19世纪将祸水引向中国的历史旧剧，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炮制“中国威胁论”，鼓动西方的反华情绪，挑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睦邻关系。

日本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外务省的官员公开表示：日中关系不应再是“友好第一”的关系，而是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善良的中国人应该对日本小心为上。我们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国际社会的公理和正义面前，绝不同于一般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更不同于一部分日本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感觉到，日本正义的声音少于非正义的声音；日本有良知的人少于无知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忧患和担心。我们不愿见到中日之间横戈相向，不想让悲惨的历史重演。我们不愿意日本人再次激怒有历史伤痕的中国人，担心届时愤怒的中国人会把日本打个稀巴烂，就算日本人是罪有应得，中国国民的灵魂也会受到伤害。

干百年来，中日之间的确有太多的恩恩怨怨，以至许多明明白白的事情也被搞得似是而非。尢可台认，在中日关系中，中国人也要好好反省。为什么自己的江山会被外族一再欺凌？为什么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起点相似而进程迥异？为什么儒家的仁义道德被武士道一击即溃？为什么汪精卫会成为汉奸？

我们力求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现代文明社会的理性立场，试图将中日恩仇史作一纵向的梳理，对两个民族与生俱来的特性进行不留情的剖析，更对影响当今两国关系的热点地区和问题作横向的追踪探讨。

为此，我们决定出版《中日关系丛书》，让关心中日关系的读者多一些了解，多一些研究，从中找出一些原因，并希望找出一条中日两大民族真正共存共荣的新路。

现在面世的《清算日本》、《中日百年恩仇》可以算是对中日历史关系的勾勒，前者更带有宣传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中国人的心声；后者论述较为严密，数据翔实。此后还将陆续出版《清算中国》、《谁将拥有钓鱼台》、《另一场战争》等系列专著。另外，诸如经济专题、军事专题、外交专题、地区专题、琉球(冲绳)的归属问题，其他重大事件的专题，特别是台湾被日本侵占50年遗留问题的历史研究书稿都在撰写和组织中。我们仍殷切希望中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赐稿。当然，书中的意见并不代表出版人的仝部立场。“求大同，存小异”是我们的原则。每部书的前面，都会有编者的话，代表我们的心声。

我们希望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至于结论，则由读者自己寻找。

(1997年8月14日)

P20-26

彦山先生传来他近十年文章合集的书稿，嘱我写序，作为晚辈，有点受宠若惊。我问他：“还有别人赐序吗？”他说没有，一定要我动笔，却之不恭，就谈谈我们难得的文字因缘。这十年来，世界局势和两岸关系起了很大的变化，彦山先生的文章做了一个难得的见证。

翻看彦山先生的书稿，十年前他开始在《信报》发表评论文章，当时我是“中港评论”版的主编，负责大中华地区的言论。这个版面一直都是《信报》最重要的阵地，高手云集，畅所欲言。我在1992年初接掌这块舆论重镇之后，抱着一个宗旨：一定要百花齐放，左中右的声音都能容纳。所以我喜欢采用读者的投稿，往往有意外的惊喜。彦山的投稿，都是掷地有声的具有时代感之作，他的第一篇投稿《弱国无外交，男儿当自强》便显示出他的英雄本色！他对中关、中日以至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剖析与建言，提出“远守近交，柔能胜刚”，正是近年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真正崛起的思路。

记得是十年前《文汇报》前总编辑金尧如前辈的女儿金虹女士介绍我认识彦山的，由于我们在大学都是主修中文，有一见如故之感。彦山先生不是一般的企业家，他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浓厚气质，营商不忘国事。他以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的名义办了一个出版社，资助出版了禾少关于中日关系的专书，精神可嘉。1999年9月，我有机会参加由彦山策划的一个名为“中国烟草业应对WTO挑战战略”研讨会，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他的母校云南大学举行。那次短短数天的旅程，大大增加了互相的友谊，也令我多了解像彦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心路历程。他对国营经济发展前景的忧虑，对民族企业面对冲击的关注，发而为文，有血有肉。

2000年3月台湾举行的“总统”选举，三强鼎立，风起云涌，我适逢其会，采访这个两岸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民进党以反对党的身份赢得了“总统”宝座，两岸关系从而进入一个黑暗时期，交流停滞不前，政治纷争不绝。彦山在两岸形势最不稳定的时刻书写的“和平三愿”系列分析和在台湾政党轮替后提出新两岸政策的建议，都是切中时弊的肺腑之言。

采访过台湾世纪选举后不久，我获选为美国史丹福大学奈特新闻学人，有机会到该校学习一年，即使身在异邦，两岸关系一直是我最关心的课题之一。2001年底我重返《信报》编辑部，又有机会与彦山结笔墨缘。当时我身兼《信报月刊》总编辑和《信报》助理总编辑两个身份，彦山的短篇文章放在报纸发表，深度分析则见诸于月刊，珠玉纷陈，目不暇接。他写的《第三只眼睛看梁振英》词锋犀利，不怕得罪权贵，逼得这位特区管治精英要亲自撰文回应辩解；《长江生命科技猜想》以事实胜于雄辩的深入剖析，大胆质疑香港首富的财技手法。这些有胆有识的文章，在在反映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

近年彦山先生忙于他的生物化学产业，足迹遍及全国，大家见面的机会不多。好几年他都邀请我参加他公司的团年聚餐，席上“谈笑有鸿儒”，印象中有杨福家校长、郑耀宗校长、徐立之校长、杨紫芝教授等，中港科学精英云集。有这么强大的智囊团队作为后盾，彦山的业务发展不断壮大，文人经商，有此成绩，须有过人的气魄与才略。十年来他一手抓创业，一手抓创作，辛苦经营不寻常，如今他应该有柳暗花明的喜悦。彦山表示明年可以“精神归队，开始踏入写作生涯和展开第三个人生……”，在此祝贺他业务蒸蒸日上之余，更希望他将写出更多佳作，我愿继续当他第一个读者。

文灼非

书于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前夕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事务性整体的研究。但汤因比所以被誉为伟大的智者，更在于他著作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将来。

汤因比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关注的是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割裂它们，也不能偏重任何一方，就像不能割裂“事实”与“解释”一样。

汤因比认为：“事实”并不是像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等待历史学家拾起来利用。历史学家也不是在过去中散步时发现沿路存留的“事实”。“事实”就像经过打磨的燧石或烧制的砖。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事实”也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过滤了。

汤因比认为“事实”已经是被人所“建构”起来的东西，但他也不认为“基于把事实看作是人的大脑的创造这样一个坚实的根据而把另外一些事实说成是假的”。

“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是一种关系的客观性，事实与解释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引自E.H.卡尔：《历史是什么》)。那么，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解释这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当然，走得更远的历史学家是把人类事务看作是现象，而力求在更高的层面来总结自己对规定的研究。

尽管是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十年，生活在中西政经文化汇杂地香港，在大历史的背景下许多风波也只是“维港”泛舟之涟漪，最多也只是太平洋潮涨潮退的冲刷。不错，本书所谓政经评论和什么“猜想”和“思考”，只是笔者对着中国——港台这面社会镜子执著的“独白”，或者牵强些说成是“建构”某些客观事实。但，“独白”与“建构”正是广义的大小历史学者的“行动”。汤因比理解寂寞的学者们内心的骚动，不无鼓动性地说“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不采取行动或错过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期，不仅对于实践活动，而且对于智力活动，都是一种不幸；在智力领域里，因疏于行动而犯错误的危险更加隐秘，因为其恶果通常不是很快呈现出来”。

因为香港是言论自由的中国福地，《信报》又是严肃的独立媒体，所以，亚太各国及密切关注中国一举一动的机构和人员(包括北京政要)都非常重视《信报》的重要文章。许多如同笔者一样执著又各显个性的“独白”也因此就汇成香港和中国大陆“软实力”。当年，美国和日本驻港人员都曾拉长耳朵探听《和平的忧患》及《和平的威胁》文章的背景与后台；北京的高层也对《和平三章》“绵里藏针”的文风欣赏，派员邀喝茶叙谊。我欣慰的仅仅是达到“建构”事实和传递“信息”的目的——不要怀疑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承担，不要轻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坚强意志。这，就是行动中的历史学家独到优胜之处。

2007年春节，友人邀请游欧，走马观花。罗马斗兽场，宏伟与颓败并存，公民与奴隶共荣，娱乐与残杀一体……这一切都成为历史遗迹，显然也与周围熙熙攘攘的世界各地游客互不相干。我想，人类为何如此伟大聪明，几千年来创造了叹为观止的奇迹；人类又为何如此愚蠢，在敌对与毫无创造价值的状态下消耗全部的才能，使文明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为灭亡种下祸根。法国罗浮宫固然富丽堂皇，但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是饥饿的暴动民众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我又想，“不患贫而患不均”是中国的古训，革命固然是社会的消毒剂，但革命又是社会的绞肉机。当时，我随身带了David S.Lanades《富国论——人类穷与富的命运》一书，联想到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和存在的危机，心急如焚。回港后，写了《解决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矛盾的战略思考》。

汤因比又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碎，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重新组合，在分解之后，思想就进行分类工作，即把不同的对象确定为同一类型的东西。”

我也明白，书生论政和纸上谈兵其效应实在有限。“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正如汤因比所说：“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力求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更广阔联系，他就至少是在这种追求终极目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但是他不能期望自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正如自然科学家不能期望自己将会发现物质的根本性质。”

当代社会问题研究和政经评论者，绝对更像行动中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我们不敢妄大自尊；面对现实，我们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

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