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高浮云远，春短日子长。帘外无花落，心下有余香。

电影自传《骑驴找马——让子弹飞》是2011年度姜文唯一的作品，历时一年，精耕细作。干净，讲究——姜氏风格渗透到书中的每一个细节。文学、哲学、美学，完美地融为一体。以书代影，完美收官。

“讲故事的人”是《骑驴找马》一书的灵魂章节，是姜文在极其自然放松不设防的状态下的真实剖白，为本书独家收录。他不但“聊”透《让子弹飞》诞生的前前后后，还聊到了自己的生活、梦想、成就、失意、误解、委曲。

姜文说：“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在他眼中，不参与编剧和剪接的导演便不是真正的导演。编剧是一个独立的创作过程，剧本则是一部独立于电影之外的作品。《骑驴找马——让子弹飞》的剧本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得意之作，笔笔斟酌，字字珠玑，极具可读性。

《骑驴找马——让子弹飞》中96张照片由姜文亲自选定，均是精品中的精品。姜文和剧组成员的系列生活照系首次公开。

序

我看姜文和他的电影

把葡萄变成葡萄酒

关于《骑驴找马》

观《让子弹飞》首场演出后

1 对谈·讲故事的人

A

安知非福？

产品·作品

两个小时

借题发挥

臭味相投

B

人随戏走

听声相面

无需外化

正在忘却

比较荒诞

偏爱《太阳》

C

别不消停

还没成精

我爱北京

必须靠谱

D

难在圈地

人熟味准

有诗为证

读即误读

反对伪善

无关市场

E

化学反应

精神领袖

重建秩序

不加注解

2 小说·盗官记

3 剧本·让子弹飞一会儿

4 事件·后子弹时代

安知非福？

——一部没能上映的《鬼子来了》让你沉寂多年，而这几年应该是一个天才导演最黄金的生命阶段，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业里对你的“禁忌”？

姜文：禁就禁呗，安知非福？

——《鬼子来了》之后连续若干年您都没有拍片，感到遗憾吗？

姜文：《鬼子来了》之后，那就是2000年到2005年……也没什么，大家在替我遗憾的时候忽视了我其实还是个演员。在这几年中，我演了《寻枪》《天地英雄》《绿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茉莉花开》《皇太极》……六年六片，也挺令人欣慰的，可以算准高产了吧？

——您被歇了这么几年之后，终于有机会酣畅淋漓一把，没有直奔票房而去·而是拍了《太阳照常升起》这样一部非常内心的片子。为什么不弄点儿大动静出来呢？您应该是想赚钱就能赚钱的。

姜文：你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假设或者承认我有想赚钱就赚钱的本领的话，赚钱又着什么急呢？赚钱并不是一个高标准，它是一个生存标准、物质标准。电影有物质的一面，我们称之为产品；也有精神的一面，我们称之为作品。那么作为我来说，以及当时的投资者来说，我们恰好想要尝试一个不仅仅追求或者不屑于追求物质层面的电影制作。我们愿意利用这一次机会，做一个追求非物质的精神工作。

——但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既是产品，也是作品。还有《鬼子来了》，如果它能够上映的话，我相信它同样既是产品，也是作品。

姜文：谢谢你这么猜测，但是它毕竟没有上映，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的，看你追求有多远吧。从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这是两个极端，在中间地带可能有一个东西叫“又叫好又叫座”，它依然是属于中间的这一段。

《太阳照常升起》的投资人王伟是王朔介绍给我的：帮我做《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期的让·路易也是王朔介绍的。我觉得王朔在这方面非常了不起，他对于追求精神的电影，一贯有一种喜爱吧。

王伟这位兄弟对我很重要。当时他给我印象就是有钱，物质对他不重要，最好搞一个非物质的东西，能多非物质就多非物质，就怕你不能非物质。他也跟王朔认识很多年了，俩人一合计，说，那我们就找姜文这样的人，少年得志，挣过钱，不为五斗米折腰……

忘了是哪位老先生说过，您就算折了腰，未必能得五斗米啊。所以我们干脆不聊这个“五斗米”的事儿，直接聊“护腰”的事儿。拍《太阳》这个片子，腰绝对闪不着，拍。

所以我一直说我特别幸运，在2004、2005年，在王朔同志给我介绍王伟同志的情况下，拍了一个反映精神生活的东西。这个片子后来有很多人说“看不懂”，可能是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欣赏模式，习惯了将情节简单化。他放弃了对电影的期待，其实同时也放弃了对他自己生命的认知，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可惜了了。这个电影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姜文喝高了拍的”。不管他们怎么说吧，我一辈子都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幸运，由王朔带来了王伟，开始这项了不起的“非物质追求”。我想这个东西在未来的若干年，会显现出它的作用，因为已经有一些年轻孩子们开始追捧这个片子。为什么我要提出“年轻孩子”呢，就是他们从小物质条件比较优越，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仨瓜俩枣”而生活的。为“仨瓜俩枣”而生活的可能会对这个片子有一些焦虑，也不是说不好，就是忍不住感慨：“哎呀，这么多钱干点儿什么不好啊？”

其实谁都有想要从物质生活解脱出来的瞬间，谁都想通过谈恋爱、想入非非、酗酒、远足、登山、宗教等，达到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但是通过电影来实现一种远离尘世、充分极端地接近我们精神本质的这样一个作品，需要真正的勇气和真正的舍弃。

在西方，他们可能遇见过若干次这样的机会。在中国，我想中国革命算是一次这样的机会。红军没有补助费，也没有利润，还要抛头颅洒热血，区区七尺说没就没了，怎么办？这就是比蒋介石、比红军之前的若干个政治集团更非物质的一次追求。不要说我是“毛粉”啊，这个说法我觉得太庸俗。但是的确在非物质追求方面，这群人做到了极致。

2005年，我们并不需要真正地抛家舍业，只是用电影的创作手段，做了一次与精神的零距离接触。看起来检验它成功与否的唯一手段是市场，是商业，但其实市场和商业是检验不了精神活动的。

我是觉得趁着年轻，这个事儿应该做，必须做。王朔、王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后来杨受成也参与进来了。所以后来我老跟年轻导演说，要敢于争取拍一部《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片子，回过头来再拍若干个《子弹》，你是可以有机会的，也是容易的。没有拍过《太阳》，就拍不了《子弹》。～上手就瞄着拍《子弹》的人，拍不了《太阳》，这～辈子就掉到物质活动当中了，对于生命来说，未免有点儿可惜。

产品·作品

——你在拍摄《太阳》之前已经具有了足够的江湖地位，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精神，但是很多年轻导演恐怕没有这个条件。

姜文：我看也未必。就算你旗帜鲜明地追求商业、追求物质，最后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奔着商业片去的，最后可能只有20％得手，也是一种冒险，你还要搭上你年轻的生命。与其去冒这个险，还不如先做一件非物质的事儿。P36-38

我看姜文和他的电影

张仁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导师，姜文大学时代班主任）

我特别喜欢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可惜拍出来之后观众反响不大，不过我感到姜文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一定在孕育着拍一部更有创意的电影。

有一次姜文来我家，在我们的聊天中，我问他将来准备拍一部什么片子？他说正在准备拍一部娱乐片。娱乐片？！我没有想到他怎么把注意力转到了娱乐片上去了。虽然现在观众工作很紧张，到电影院里看看娱乐片，放松一下，娱乐片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就我对姜文的了解，他一定在创作上有新的追求，只是在影片还没有开拍之前，主创人员一般不愿意去宣扬自己的创作追求，先自吹自擂一番，这是很虚浮的作风，姜文个性不是这样的。我虽有些疑惑：是不是前面片子票房差，需要给投资人赚些钱？也就不好再深入细问了。不过，争取高票房，在文化产业的浓烈氛围中，对一个导演来说，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带着理解、带着好奇等待着他的大作问世。

今天，看到了《让子弹飞》的主创人员们的访谈，我才了解到主创人员在艺术思想、风格上的追求——怎样把一个故事讲好；又怎样在故事中表达一个人成长中的责任及人生态度；以及展现正义战胜邪恶的较量。而这些表达又如何能不落俗套，既在情理之中；又在观众的意料之外。——这确是发展文化产业所需要探索的创作之路。

一个艺术家在创作道路上需要不断地有新追求，才能使创作生气勃勃。从姜文的四部电影看，虽产量并不多，但每一部都有他对生活的独特认识、感悟。《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轻学生们从课堂、书本上解放出来之后，无人管束的孩子们酣畅淋漓的个性展现。《鬼子来了》揭露出那种日本侵略者极端狡猾的本性，以及中国人民的朴实、憨厚。《太阳照常升起》则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尴尬。

在姜文拍《鬼子来了》这部片子时，他曾对我说：“我看我们拍的许多抗日的片子里表现的日本鬼子，都是我们从表面理解的日本鬼子，而不是真正的日本鬼子，凶狠有余、狡猾不足。日本鬼子自己吹嘘的‘效忠’也不全是真的，连他们剖腹自杀很多也是假的，只不过是‘红灯记’里叛徒王连举那样的自残而已。”可见，在当时观众看来姜文处理的鬼子很是与一般影片里的鬼子不同，那种诡计多端的狡诈令人切齿痛恨、印象深刻。为此，他聘用了日本演员来扮演日本军人，为的就是要找到他所要的日本侵略军凶残、狡猾的本性。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著名影剧导演，没有一位是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出自己成就卓著道路来的，都是极力摆脱种种创作套路的束缚，踏上创新之路，反复磨练，结出辉煌之果实。创新、突破是艺术创作的成功之道。姜文的成绩中也透出这个原理。

在《让子弹飞》这部片子中主创人员很强调要把故事说好。的确，电影比较戏剧而言，有广阔的观众群，要想方设法提高观众的观赏兴趣。尤其是“商业片”，首先要有一个好故事。不然，七个亿的票房何从谈起？但是，故事先是要做到让观众看清楚、看明白，这是基础；然后要让观众看得有兴趣、有滋味；三要努力做到精彩绝伦，让观众走出影院后念念不忘。这不仅是一般艺术片；更是故事片需要的创新。姜文的几部片子都渗透着他对该片反映出的生活感受和认识，因而，显示出他独有的创作个性。“独特”也是一种新颖，是创作风格上的新颖。既然是“独特”，当然是“独有”的，这就极为宝贵。这是每一位艺术家成功的诀窍。

要做到创新、独特，那就涉及创作者本人的生活修养和文化修养。否则，创新会扭曲成为奇异、怪诞。我看到的姜文是一位十分刻苦、用功的导演，他确实做到了于是之先生说的：“大学毕业了，课堂的功课结束了，但大学的课程还在继续。把每一个戏都当做一堂课来上、来学，演《关汉卿》这出戏，就研究元断代史，研究元杂剧。演莎士比亚的戏就研究十六世纪的文化。”

在姜文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到他的驻地房间里去过，房间里显眼地放了一排书架，书架上摆的全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书与小说。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姜文还认真研究了靖国神社中供奉的侵华鬼子，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效忠”的。为了拍好《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在郊区专门布置起当年独有的大字报海洋，让演员在这种氛围中捕捉当年人物的感觉（当然还有报告、座谈、学习等理解时代背景的学习活动）。

这次拍《让子弹飞》之前，听说姜文研究古诗词入了魔。一天他突然给我寄来一首古诗，我不明就里，只好打电话去问小尹，得到的回答是姜文正在学习古诗词，还说要是我感兴趣的话，可回复一首。我自知不如，哪敢在古诗上轻举妄动。但听说这是姜文正研究把《盗官记》改编为电影时的一种创作激动和预热，是在准备张牧之这个人物时的一种体验。这使我联想起于是之先生在回应谢晋导演出演曹操一角时提出的两个要求，一是练剑；一是练魏碑（书法）。为的是创造好曹操是一个军事家，又是一个文学家的形象。

“创新”这两个字很好说，但极不好做。“创新”不是随意地玩儿一把，而是对艺术某种理念执著的成功追求。希望许多喜欢姜文和喜欢他的影片的初学者，能看到他刻苦、努力不断学习的步伐，走出具有自己个性的创作道路来。古代有一位文学家赵翼在评诗时说得好：“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妙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要我写电影书籍的序言，实在让我作难，因为我没有资格对电影做任何评判和论述。所以，我就用一段古人之言，作为我打住这番话的结语吧。

201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