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租住在宾馆的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储物间里。这个储物间在楼梯下面，三面靠墙，前面用砖砌出一道门，没有窗。那时候我找过许多出租房，但是都太贵。后来进了这家宾馆打算暂住，刚走到楼梯口，我就被这个储物间吸引住了。老板娘告诉我，这个储物间是砌来堆放杂物的。我央求再三，老板娘终于答应租给我。但有个条件，尽量不要开门，以免影响宾馆形象。我满口答应，我看出这里的好，除了租金低外，还不用出物管水电等各种费用。至于那个条件嘛，即便老板娘不说我也会把门紧闭的。都是住在宾馆里，别人住的是宽敞明亮、洁净舒适的大房间，而我偏是这么个狭窄局促的“狗窝”，我怕他们从楼梯上俯射下来惊讶的同情的目光。
不过住进来后，才知了住这“狗窝”的苦。没有窗，又不能开门，空气不对流，这里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冬天冷得像冰窟，缩在被窝里大半天了，丝丝冷气还如针一样直往脊梁骨上扎。而夏天的时候，又像在蒸笼里。电风扇是没用的，扇来扇去都是一股闷热的风。为了达到降温效果，我常常脱得光溜溜的，在身上浇上水，直对着风扇吹。初时尚有些凉意，但一会儿水干后，又热了起来，而且空气变得愈加潮闷。身上经常浇水，让我的关节严重受损，一遇天阴，全身上下的骨头骨节都像是千万只蚂蚁在咬。好不容易睡着，却又被噩梦惊醒。而所有的梦都一个模式，被人追打，拼命地逃，脚下又总被藤条绊着，或者被沥青扯着，拖不起来。眼瞅追打的人越来越近，腥臭的口气直扑耳鼓……
每次惊醒，总要发半天呆，不知身处何处，不知自己在干什么，甚至不知自己是谁。直到脚步声从头顶一遍一遍传来，像大棒一下一下击打在我头上，我才渐渐清醒。脚步声也是困扰我的一大苦楚。我的储物间刚好在楼梯下面，又是主通道，我这里相当于总闸门，整个晚上全宾馆的脚步声都要汇聚到我头上来。叮叮的，咯咯的，笃笃的，快的，慢的，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走着走着又停下来的，拖着步擦着地板走的，以及行李箱的金属座子在水泥地上尖锐刺耳的敲打声，口袋从台阶上一阶一阶滑下来的沉闷的撞击声。储物间因为是密闭的，相当于一个音箱，所有的声音传进来，都要被放大突出。当几十个人一起走的时候，我有好几次都误以为发生了地震。
脚步声从傍晚开始，一直要延续到午夜。刚有停顿，还没喘一口气，又急促地响起。像军号一样，它不但对我是一种惊扰，也是一种催促。有好几次，我从床上迷迷糊糊一跃而起，背上背包，随离开的旅客走出了宾馆。直到夜风一吹，我才清醒过来，重回宾馆。有一次，宾馆前台那值班的女孩笑着问我，你是不是有梦游症啊？我看你经常半夜三更背着包出去，在门口转一转又回来了！我满脸通红，逃也似的冲进储物间，关上门，坐在床上发呆。我想我和别人的区别在于，这里是别人的停歇地，他们住一晚两晚就回家了；而我不是，这里就是我的家！
午夜过后，也是有脚步声的，虽然少，我的思维对它却异常敏感。那时候出现的脚步声似乎每次都是两个。一个低而厚的，多半是男鞋的声音；一个高而尖的，肯定是女鞋的声音。我听到他们来，几小时后，我又听到他们离开。来的时候，虽然是向上爬台阶，脚步却迈得很快，迫不及待的样子。去的时候，脚步声则变得迟钝而粘涩，似乎力尽虚脱，脚已不堪身体之重。不过有时候又只有一个人离开，女鞋笃笃笃响，匆匆忙忙逃离；或者男鞋在地上擦出一连串的干焦声。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有家吗？
P1-3
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在场散文”书系总序
◆周闻道
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或者说，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
按照语词含义，介入，就是“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插入其间”。二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出击，而不是守株待兔。三要“干预”。不仅仅是了解，也不是旁观，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在场写作的介入，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强调散文的身份、地位和境界；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贴近灵魂，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
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在获取真实、真相，抵达本真的途中，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隔。面对这些阻隔，是回避，绕道，折中，还是迎头而上，破除它，越过它？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在场主义认为，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对本真，或真理、真相抵达的勇气。
介入的主体是作家。写作是作家的写作，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一位作家，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真正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正的在场写作，要正视苦难，敢于担当。作家的存在状态，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悲悯意识，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怎样介入，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对生命的透彻了解，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既是生活的逻辑，也是写作的逻辑，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
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不少作家，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这种看似出世、超然的精神状态，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对场的缺席，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没有介入、悲悯与担当。他们要么与惨淡的现实和平共处，要么隔岸观火，要么把玩欣赏。显然，这不是介入，不是在场，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可取的。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不应该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担当的责任感，介入的主体意识。正如《在场主义宣言》中写到的：要“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可以说，当下的介入观，是在场精神的核心意义。
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追求在场，最大的场是什么，在哪里？不在历史的陈迹碎片中，也不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桃花源里，更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而在当下，在身边，在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面对现实，作家要么介入，要么逃避，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要你坚守对时代的在场，而不是缺席，就必须积极介入，敢于介入，善于介入，在介入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这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根本要求。在场主义坚信，对人类、民族和国家当下现实的关怀．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这是在场写作的生命之源。
在场主义的介入是指向精神层面的。精神的在场提醒写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已获得全部的答案，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缺席多于在场；要用灵魂贴近对象，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真正的在场，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自以为是，而是精神对本真最大限度的接近、了解与呈现；而去蔽的力度，敞亮的程度，抵达本真的深度，决定了在场的状态。同样，在场写作要求作家不要高高在上，悬浮于云雾之间，而要俯下身子，贴近大地，贴近生命；不要热衷于一些浮华幻象，满足于浅表的真实，而要深入事物内里，窥测隐匿于深处的秘密；不要盲人摸象，囿于一隅的局部真实，而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统揽全部的真谛；不要游移于某个维度的界域，忽视了结构对本真的影响，让多维的、立体的真实被遮蔽其内。当做到了这一切，我们的精神境界，便抵达了接近本真的自由王国，也就真正地精神在场了；而精神的自由，也同时在这种在场中得到最好的实现。
在场主义的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充分显现存在的意义，是在场的本身含义，也是在场主义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在场主义的介入核心是意义。而所谓意义，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终极价值，而不是某个人随意的狭隘的精神赋予；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评判，具有公义性、积极性、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在场写作的价值，不能在背离现实，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中去寻找，而要在介入现实中，在最大限度地、不受约束地对本真、真相或真理的接近中获得。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不仅不是积极的介入，而且是对介入价值的消解。还要明白，最真实有效、最有价值的意义，既不在绝对的可中，也不在绝对的不可中，而在可与不可的互相对抗、互相让步的良性结构中。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越具有介入价值。反过来说，介入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在场写作，就是通过介入，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
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揭示存在意义，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用语言来表现，“说出”或介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但是，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或者说，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想介入，敢介入了，在他的写作文本化后的语言，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事实并非尽然。
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写作是一种，还有“艺术语言”。比如音乐的声音，绘画的色彩，舞蹈的肢体。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维纳斯的一肢断臂，耗尽了我们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他们提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棒喝”，在“棒喝”中彻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作家不能。作家对现实的介入，只能用语言。我们必须尊重语言，依靠语言，用好语言，敬畏语言。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直指人心”；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他语言的境界以“辞达”为止。因此，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应当说，语言的在场，就是最有效的途径。
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就是“追求语言的敞开、澄明与本真。”“敞开”就是开放，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但是，探索不是目的。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我们需要沉淀，达到语言“澄明”的效果。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而是还原，回归本真。还原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雷蒙德·卡佛说：“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别耍花招”，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就是对世界的彻透。
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加上我们的包容、友善与责任感，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
2011年8月15日
《半拍澄澈》简介：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在场散文”书系由散文家王族策划。收录的10位散文家均为目前中国散文界的实力散文家，而且捧出的均为原创作品，并且是首次结集出版，从中可看出各位散文家近年的散文写作，也可洞悉目前中国散文写作和出版的状况。
《半拍澄澈》收录散文家张生全的经典散文若干，包括《寄居者》、《乞讨者》、《亚身份》、《伛偻而行》、《慢半拍》、《打酱油的》、《中国蚂蚁》、《敏感词》等。
在场主义的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启动新的开端！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
“在场散文”书系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张生全的《半拍澄澈》为其中一册，收录《寄居者》、《乞讨者》、《亚身份》、《伛偻而行》、《慢半拍》、《打酱油的》、《中国蚂蚁》、《敏感词》等文章。作者曾获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红豆》精短散文奖、《星星诗刊》校园新秀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