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
它们的飞行曲线沿着某种复杂的几何图形。有时飞得如此之高，有时又突然受伤似的跌下来，低得让人惊呼。下午我坐在小花园的石凳上，仰头观望燕子，直到傍晚。我诧异，它们在高速中翅膀从不相碰。低掠而过的燕子，我窥见它杏黄的喉部，尖叫就是从那个鲜明的部位发出，并在灌木丛上端持久的空寂中扩散开。眸光藏匿在漆亮的羽色中，燕子飞旋、叫喊，不止不休。黄昏是一座壮丽祭坛，正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那成群的燕子身着法衣，承载圣谕，传递召唤。几只蝙蝠混迹于队伍，飞翔和身影巧妙地模仿鸟，并且，它们反讽般地拟造出人类的五官。披拂光滑的绸面膜翅，蝙蝠短小、覆毛而略带邪恶感的脸，在星光稀少的夜晚，闪进孩子的梦境。燕子和蝙蝠，漆黑的，能从漆黑之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们体内有血。
燕子聚集之地，总是乐于选择宫殿或庙宇，好像执意为历史、传统等带有死亡参与的东西做出见证。一座建于本世纪初的古老医院，从双重意义上符合了燕子的兴趣要求——这片领地，集中着衰竭的心律、逐渐闭合的肺叶、空旷或淤塞的胃、聚积毒素的肝、功能萎缩的肾、错乱的头脑、被药水冲稀的血液……它们表现了共同的特征：与死亡保持危险的暧昧关系。夕光烘托着医院高大的圆柱、大理石的台阶、陷入昏冥的迂回走廊，尤其是屋顶层层覆盖的琉璃瓦——其中一些，上面的深绿釉彩已经剥蚀，露出陶土褐黄的内胚。在那殿堂般的檐角，驻留着几只模样奇诡的动物。率领这些异兽的，是一个束髻的古人，他本人也日日夜夜骑行在一只假想中的动物上，有时是雨流过、有时是雪覆盖下来，他的五官日益模糊，正如他原本不详的身份——他是否担负任务，指引那些终止在病床上的疲倦灵魂前往空气般透明的天国？
熄灯以后，我躺在床上，闻着医院里特有的来苏水味儿……夜巡护士白色的软底鞋无声走过；值班室里青蓝的灯一直亮着，一个刻苦的实习大夫在灯下翻阅病历；一个头脑昏沉的人推开厕所的木门；不能自理的病人拉动线绳，红灯呜呜地低’鸣，像扁桃体术后疼痛的喉咙。依然睁着眼睛，黏重夜色停在窗外，而夜色在我眼皮上轻得没有分量。无数次，它们的形象充塞，在我视线中——光线渐暗的天空，深潭一般，而那些越飞越高的燕子，也像纷纷投入潭水的石子，很快没人。燕子和蝙蝠，好像一些奇形怪状的字符——事实上，蝙蝠也的确获得了近于书写上的意义，京剧华美的戏装上，刺绣蝙蝠图案，用以表示福祉。我们的幸福，通常由财产和寿命决定，蝙蝠何以与之相连？它们更似偷窃者而非给予者。平衡造就理想，反差构成现实——这个错位的世界，如同要由蝙蝠寓示好运，由深渊烘托烛火，由残疾佐证健康，由死神权威的嘴唇谈起永生。我几乎带着早熟和寓言色彩幻想燕子和蝙蝠，幻想它们自由、神秘甚至阴暗的飞，来报答日日纠缠我的药片和体温计。
我从小就对医院有更多的熟悉，这是由母亲的职业决定的。她穿着白大褂，眼睛从口罩上端露出来，没有其他五官的配合，我判断不清她的表情是严肃抑或温柔。我跟随她穿越门诊走廊，两侧的椅子上坐满候诊者，疾病的阴翳占据他们的瞳孔。他们的脸空无遮挡。从外貌上，我很快分出医生和患者：医护人员统一着装，分外干净，我甚至从他们的衣装上联想起密封的白色药瓶，他们尽可能少地暴露；而病人，他们顺从出示身体的各个部分一牙痛者张开嘴，展示鲜红的口腔；发烧的人假装习惯地宽下腰带，迎接注射的针头；而手术台上，躺着一个又一个麻醉之下毫无意识的裸体。
P1-3
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在场散文”书系总序
◆周闻道
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或者说，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
按照语词含义，介入，就是“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是“插入其间”。二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介入”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出击，而不是守株待兔。三要“干预”。不仅仅是了解，也不是旁观，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激浊扬清，匡正时弊。在场写作的介入，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强调散文的身份、地位和境界；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贴近灵魂，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
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在获取真实、真相，抵达本真的途中，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隔。面对这些阻隔，是回避，绕道，折中，还是迎头而上，破除它，越过它？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在场主义认为，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对本真，或真理、真相抵达的勇气。
介入的主体是作家。写作是作家的写作，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一位作家，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真正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真正的在场写作，要正视苦难，敢于担当。作家的存在状态，社会意识，政治意识，悲悯意识，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怎样介入，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对生命的透彻了解，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这既是生活的逻辑，也是写作的逻辑，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
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不少作家，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这种看似出世、超然的精神状态，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对场的缺席，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没有介入、悲悯与担当。他们要么与惨淡的现实和平共处，要么隔岸观火，要么把玩欣赏。显然，这不是介入，不是在场，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可取的。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不应该逃避现实，逃避当下，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担当的责任感，介入的主体意识。正如《在场主义宣言》中写到的：要“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可以说，当下的介入观，是在场精神的核心意义。
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追求在场，最大的场是什么，在哪里？不在历史的陈迹碎片中，也不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桃花源里，更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而在当下，在身边，在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面对现实，作家要么介入，要么逃避，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要你坚守对时代的在场，而不是缺席，就必须积极介入，敢于介入，善于介入，在介入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这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根本要求。在场主义坚信，对人类、民族和国家当下现实的关怀．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这是在场写作的生命之源。
在场主义的介入是指向精神层面的。精神的在场提醒写作者：不要以为自己已获得全部的答案，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缺席多于在场；要用灵魂贴近对象，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真正的在场，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自以为是，而是精神对本真最大限度的接近、了解与呈现；而去蔽的力度，敞亮的程度，抵达本真的深度，决定了在场的状态。同样，在场写作要求作家不要高高在上，悬浮于云雾之间，而要俯下身子，贴近大地，贴近生命；不要热衷于一些浮华幻象，满足于浅表的真实，而要深入事物内里，窥测隐匿于深处的秘密；不要盲人摸象，囿于一隅的局部真实，而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统揽全部的真谛；不要游移于某个维度的界域，忽视了结构对本真的影响，让多维的、立体的真实被遮蔽其内。当做到了这一切，我们的精神境界，便抵达了接近本真的自由王国，也就真正地精神在场了；而精神的自由，也同时在这种在场中得到最好的实现。
在场主义的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充分显现存在的意义，是在场的本身含义，也是在场主义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在场主义的介入核心是意义。而所谓意义，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终极价值，而不是某个人随意的狭隘的精神赋予；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评判，具有公义性、积极性、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在场写作的价值，不能在背离现实，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中去寻找，而要在介入现实中，在最大限度地、不受约束地对本真、真相或真理的接近中获得。背离本真，忽视意义，不仅不是积极的介入，而且是对介入价值的消解。还要明白，最真实有效、最有价值的意义，既不在绝对的可中，也不在绝对的不可中，而在可与不可的互相对抗、互相让步的良性结构中。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越具有介入价值。反过来说，介入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在场写作，就是通过介入，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
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揭示存在意义，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用语言来表现，“说出”或介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但是，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或者说，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想介入，敢介入了，在他的写作文本化后的语言，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事实并非尽然。
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写作是一种，还有“艺术语言”。比如音乐的声音，绘画的色彩，舞蹈的肢体。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维纳斯的一肢断臂，耗尽了我们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他们提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棒喝”，在“棒喝”中彻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作家不能。作家对现实的介入，只能用语言。我们必须尊重语言，依靠语言，用好语言，敬畏语言。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直指人心”；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他语言的境界以“辞达”为止。因此，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应当说，语言的在场，就是最有效的途径。
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就是“追求语言的敞开、澄明与本真。”“敞开”就是开放，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但是，探索不是目的。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我们需要沉淀，达到语言“澄明”的效果。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而是还原，回归本真。还原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雷蒙德·卡佛说：“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句号。”“别耍花招”，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就是对世界的彻透。
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加上我们的包容、友善与责任感，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
2011年8月15日
《珊瑚红》：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在场散文”书系由散文家王族策划。收录的10位散文家均为目前中国散文界的实力散文家，而且捧出的均为原创作品，并且是首次结集出版，从中可看出各位散文家近年的散文写作，也可洞悉目前中国散文写作和出版的状况。
《珊瑚红》收录散文家周晓枫的经典散文若干，包括《病床》、《锻炼》、《旧物》、《鹦鹉的心脏》、《动物园》等。
在场主义的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启动新的开端！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
“在场散文”书系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周晓枫的《珊瑚红》为其中一册，收录《病床》、《锻炼》、《旧物》、《鹦鹉的心脏》、《动物园》等文章。作者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文学奖、啄木鸟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