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施泰因贝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没有像同学们那样直奔美好前程，他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来到波士顿一所监狱，做了两年图书馆员，并负责指导囚犯们写作。

他在这里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孤独的杰西卡、写自传的皮条客甜哥C.C.、想做一名大厨的楚尼、自学成为法律专家的柯立芝……他们都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之书，由此寻找一个联系外部世界的出口。有的人得到了救赎，有的人更为迷失，而在阿维心中，他们与自己是平等的。他付出真诚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交往中，他也开始理解自己的家庭故事。

《监狱里的图书馆：书店的灯光》是一部悲喜交织的回忆录，阿维讲述了书和图书馆怎样慰藉、陪伴和庇护了他所遇到的那些人。

阿维·施泰因贝格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并未像他的大多数同学那样直奔美好前程，他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就来到波士顿的鹿岛监狱，做了两年的图书馆员，并负责指导囚犯们写作。

他花了很长时间来翻译“风筝”（囚犯们夹在书中传递给同伴的纸条），并在不经意间展现出监狱生活的无聊和绝望。在监狱里，囚犯们都很珍视杂志赠送的香水样品；精装版书籍和硬盘是被禁止的，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改造成刀子。

《监狱里的图书馆：书店的灯光》这部回忆录也穿插着他自己的家庭故事。他抱怨自己的祖母说：“她在欧洲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死亡威胁——伤寒、大屠杀、革命和世界大战，活了下来，在我看来，这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死亡的二手烟吹到我们的脸上。”

那么，书能改变人的生活吗？阿维说，没那么简单。有天晚上，阿维看完电影回家，被人持刀抢劫。劫匪曾在鹿岛监狱坐牢，他拿到钱之后，忽然认出他就是那个“管书的家伙”。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励志电影中，对方一定会“把钱还给我，痛哭流涕，感谢我对他的信任”。但事实上，劫匪跑了，边跑边说，“我还欠你两本书呢！”

《监狱里的图书馆：书店的灯光》是一部悲喜交织的回忆录，阿维讲述了书和图书馆怎样慰藉、陪伴和庇护了他所遇到的那些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本书英文版被评为《旧金山纪事报》年度最佳图书。

第一部分 未发出的

 第一章 表面的和隐藏的

 第二章 图书不是邮箱

第二部分 已发出的

 第三章 蒲公英糊

 第四章 发出的

跋

致谢

第一章 表面的和隐藏的

皮条客能成为最好的图书馆员。变态杀手则完全不是这块料。骗子也一样。帮派流氓、枪贩子、银行抢劫犯——他们擅长控制局面，擅长小圈子内的协作，擅长缜密策划和压抑怒火——这些人都具有图书馆员的基本技能。那些剥头皮的莽汉和放高利贷的家伙也能干。但这些人都缺乏某种素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以把握的东西。皮条客会称它为什么？对了：爱。

如果你是个皮条客，你已经拥有对图书馆的情感。如果你还没有，那八成是因为你没去过图书馆。但如果你在监狱里待过一段或很长时间，十有八九你会撞进图书馆。当你进入图书馆，你会感受到甜蜜和光明。你会看到一直需要但并不知道存在的书。书籍就像是宣传家必备的工具——押韵词典。你会看到并接受这些全新的词汇，就像拥抱好久不见的亲属一样。人类学和生物学，哲学和心理学，性别研究和音乐研究，艺术史和药理学，经济学和诗歌。法语。古老的胶泥。同性恋的黑猩猩。卢梭和他的威尼斯妓女啃雪糕。关于动物打斗的完整注释。

其实在那里并不只是看书。在事事都慢悠悠的监狱里，图书馆正是个休闲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人和被人看。在书架之间，你会遇见一些：老伙计定期聚在一起争论、看新书、演讲、怀旧、交流和斗心眼。你会遇见一些老犯人在写回忆录，一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在写有关一个伟大皮条客的电影剧本。

你会遇见戴斯这样的囚犯图书馆员，他会告诉你，他在沃拉沃拉监狱的小号里待了两年，靠默记偷来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才能不疯。他会背诵一大段以证明所言不虚。戴斯戴着墨镜，是一个理论家。他会向你灌输“邪恶的美德”。他会告诉你，监狱图书馆“不是一个使你变好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你更好地变坏的地方”。他会强迫你读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进而强迫你相信，它讲述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关于皮条客的故事，这是一群专门人才、一群祭司，遵循自然的指令生活。

他说到做到。像许多执迷于古老问题的皮条客，戴斯对老书很崇敬，推崇爱默生。式的自我依赖，对许多美国大学不再讲授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愤愤不平。他从《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

“不是开玩笑吧！”他一边说，一边像急匆匆的上班族那样叠起那份报纸，眉毛在墨镜上方耸起。“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

像戴斯这样的人会反复教育你欣赏传统，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些曾被思考和讲述的最好的东西”。于是，你确实会发现为什么学习那些曾被思考和讲述的最好的东西如此重要：否则你怎么能超越它？

反正人们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本来不知道：我不是皮条客。我干的完全是另外的行当。我叫阿维·施泰因贝格，但在监狱里，人们叫我书虫。这个绰号是贾马尔·“肥猫”·里奇蒙德给我起的。肥猫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有名的流氓，偶尔也干些拉皮条的活，后来成了非常内行的图书馆员。肥猫只有三十岁，却已是挨过两枪的老囚犯了。他块头很大——五英尺九英寸高，三百多磅重，根本没有合适的囚服可穿。狱方只能破例给他一件T恤，在那个管区中只有他穿蓝色的T恤，而不是褐色的囚犯上衣。但体重也显示出可靠、实在和庄严。胖家伙的T恤象征着身分。他是我的左膀右臂，尽管经常看上去是倒过来的。

“去问书虫，”他对排着队见他的囚犯说，“他是首席管书人（main book man）。”

P3-5

当我终于离开监狱后，我的背痛奇迹般地立即痊愈了，那之后不久，我来到了科普利广场，走向庄严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时是五月底。在城市的一些角落，丁香的香气还能压住高峰时期积累的各种气味。波士顿的春花都很短命，只有几个小时的花期，但那天全部盛开了。

我想起霍桑对这座城市首个监狱附近盛开的野蔷薇的描述，“使人想象，当囚徒进门或是当被判决的犯人出来受刑的时候，它对他们呈献出芬芳和娇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心胸里，对于他们还有怜悯，还有温存”。伸他的监狱蔷薇花丛让我联想到关于监狱图书馆的一个精确比喻，免费给予犯人的一个美丽的小礼物。而且正如霍桑，一个同样的宿命论者，也曾指出的，这个微小的、免费的美丽事物，一朵蔷薇（或一本图书），是脆弱的，是纯粹的象征——而且很可能不过如此。

最近一次去图书馆，差不多是一个月前的事了。我怀念它。我走上波士顿最壮观的大理石图书大厅的台阶。当美国各地已经或正在关闭它们的公共图书馆时，监狱一一以及其中的图书馆——却盖了不少，并且还在盖。这是美国公众三十年来作出的选择。即使相信宿命论（新世界的乌托邦美梦没多久就会被建立监狱的严峻需要击破），霍桑是否能够想象到有如此多的监狱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司法系统，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人数占世界的25％。几乎相当于一个城市的人口没有投票权。如果，按照霍桑所写的，监狱是“文明社会的黑色花朵”，他会如何描述现代美国的司法系统呢？

好在波士顿中央公共图书馆仍旧开放，而且和往常一样可爱。我发现里面人的举止与我在监狱看到的似曾相识，于是突然想到白天的图书馆——无论监狱里的还是自由世界的——的共性：它们是各类孤独者和弃儿的天堂。  其中有狂躁的作家，在记事本上填满他们的苦思冥想；固执和强迫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阴谋论者坐在夹满笔记卡片的书堆中，仔细地记录他们对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骨瘦如柴的女人用放大镜在大开本图册中端详；一个老派的绅士时髦地戴着呢子软帽和领带（还有领带夹），拖着僵硬的腿。那件犬牙纹粗花呢夹克或许在约翰逊总统时期让他显得很英俊，但现在几乎已经垂到了膝盖。那里还有其他的人。怒气冲冲、留着胡子的怪人。赌赛马的。拿着苹果机的研究生。一个图书馆员微笑地看着电子邮件。

在主阅览室里，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主阅览室贝茨厅的五十英尺高的壮观拱顶和高墙上的弧形窗户，这些精心布局的窗户似乎提醒人们洒满阅览室的光线直接来自天堂。一排排的阅览桌上点缀着闪亮的绿色台灯，像是望不到头的绿色交通灯给出的美妙承诺，不时将穿越百老汇大街变成在曼哈顿开车的乐事。

旁边有点动静。

嘘。

我转过身。一张笑脸和一个复杂的手势在招呼我。这个人认识我，也就意味着我八成也该认识他。但我没有认出来。直到我走近点。

“先生。”他激动地小声说道。这是AI，冬天我在监狱图书馆里遇到的家用游泳池推销员。

“你没认出我！”当我在他旁边坐下时他说，“我记得你，监狱图书馆员先生。”

“我当然记得你，”我说，“我怎么能忘掉？”

我也许不会因为没有立即认出他而得罪他。他看上去很宽厚，像个圣人，穿着一件飘逸的、一尘不染的白色阿拉伯长袍，脚蹬同样干净的飞人乔丹运动鞋，而且开始蓄须。

我记得他曾告诉我，他只戴本届世界棒球联赛冠军球队的帽子。这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或许其中有些类似乐观主义的东西，我也是个棒球迷，但还是倾向于更有忠诚度的乐观主义。但他那天还是没有食言，戴着一顶新的、红色的圣路易斯主教队球帽。  他的头上是各种物品的站点。在主教队球帽外套着红色风帽，然后是连接iPod的大耳机。在帽子下面是白色的丝头巾。丝巾下面是一顶西非小帽。最后清点：这家伙的头上裹着五样东西。在我来之前，他一直拱着背看有英语译文的阿拉伯文古兰经。旁边放着一本阿一英词典。

他有条不紊地除去头上的每件东西，打招呼的过程因此有趣地延长了。他一层层地脱，随之也剥去了他的所有外表。首先，他脱下风帽、耳机和棒球帽，他的城市装束。现在他只戴着紧紧包在头发上并且华贵地垂在右肩上的白色头巾。和他的白色长袍配在一起，他像是一把镶着宝石的匕首，而不是自豪的摩尔士兵。然后他将手插进头巾，摘下它，露出手织的小帽。现在他是一个朝觐者。

我对他说不知道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这还用问？”他对我说，“我为什么不能是穆斯林？”

和往常一样，我还是没把握这个问题是俏皮还是冒失。

“那么马克思呢？”我问道，“我记得你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是让大众——”

“去他妈的，”他小声说，“人一定要有信仰。”

我问他买卖星星和游泳池的事。他似乎对这些问题不太高兴。我意识到他已经脱离了这些事，或者赔了。或者这只不过是监狱里的闲扯而已。

“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如果你要。”他说，没说是星星还是家用游泳池。或许两个都是。我没再问。

“不用了，”我说，“我用不上。”

聊了一会监狱各个地方之后，我告诉他我对约什和其他我想联系的犯人的关切。他重新装束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包头。我们一起晃出阅览室。他说他还记得我在写作课上说的笑话（我经常在开始上课时讲个笑话）。我为此表示感谢。

“不，伙计，我是认真的，”当我们拐弯走向大楼梯时，他对我说，“我把它们都写下来了，你说的都是些严肃的东西。”

“没错，”我说，“笑话是严肃的。我很高兴我们看法一致。”

我们穿过凯旋拱门，走过廊柱和矮墙，进入淡黄色的锡耶纳大理石拱廊。大楼梯。在埃斯库罗斯、维吉尔和柏拉图的壁画下，我们开始往下走。他抓住我的胳膊，显然需要保持平衡。我们走过图书馆的石狮——图书馆确实需要狮子保护，狱警埃迪·格莱姆斯对我说过这种方式，“刀剑保护笔”。

我继续对他说我的事情。但不清楚他是否在听。我们穿过了拱形的前门。自由地和一个释放犯一起行走，没人监视，没有限制或检查，让人觉得有些不习惯。我们站在建筑正面沉重的锻铁灯笼下。借助温暖的空气，一团气味扑面而来，棉花糖、汉堡和汽车的气味。一道污水。这是周六——即使我已经不再遵守传统，但还是决定过这个可爱的安息日，走四十五分钟回家。

当我喋喋不休地唠叨对那些还在监狱里的人的关心时，AI看着科普利广场对过的三一教堂和约翰·汉考克大楼玻璃墙里的三一教堂镜像。

最后他打断我的话。

“我给你讲个好的，”他说，“你对我说过。但我认为你需要再听一遍。”

他给我讲了那个笑话，几乎一点没错。

一个商人向他的对手买了一袋梅干。

我笑了。我知道这个笑话的结尾。

打开包后他发现梅干有些坏了。他回去找卖家要求退款。卖家拒绝了，于是两人人去找拉比断案。

拉比坐在两人之间的桌旁，在两人面前将梅干全倒了出来。然后他戴上眼镜，一言不发地开始动手，慢慢地并且仔细地一个又一个地尝着梅干，每尝一个都摇摇头。

过了一阵，原告终于忍不住说话了：“那么，拉比，你认为怎么样？”

正要吃最后一颗梅干的拉比抬起头尖声地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你们把我当什么——梅干专家？”

“你确实把这些笑话记下了，是吗？”我说。

“我告诉你了，伙计，有些玩意是有深意的。”  “你认为它的意思是什么？”我问道。

“我想过，”他说，“我准确地告诉你它的意思：在此生中，一个人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答案。”

“有意思，”我说道，“我以为讲的是一个饿肚子的小偷冒充拉比。”

“不，伙计。靠。你完全没明白。”

看上去他真的激动了。

“它说的是一个聪明人，对吧，但他不见得事事聪明，明白吗？不管你怎么琢磨，也不能说明你完全了解一件事。也许你上拉比学校，或者你是阿訇，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并不表示没有梅干你就可以断案。”

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我们又往下走了几个台阶。我决定接受他的解释。

在人行道边上，AI松开了我的胳膊，当他松手时，我才感到他是多么紧地抓住我。他向我做了一个伊斯兰式的道别。我遵照他的指引：我们轮流轻吻对方的脸颊，直到他认为这个动作做足了，大概四十或者五十次后才停下。然后又来了一通帮派式的拥抱。然后互相击拳。然后握手，各奔东西。他打车，我步行。

本书对监禁的性质做了一番自由的思考，记录下了远离我们视线的那些人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有趣到让你想对身边的人读出声来，深刻到让你牵挂起波士顿那所监狱里的囚犯的命运……本书当然很幽默，但阿维也用温柔、节制的笔触揭示出最真实的人性。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阿维的语言有趣、锐利而又平易近人。他是那种你乐意在篝火边碰到的人，因为他很会讲故事……阿维笔下的人物都那么生动，因为他们不是类型化的角色，而是真实生活中的人。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