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均属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其范围之广，数目之多，令人咋舌。
其实，早在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就曾经说过：“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1亿俄国居民中的9000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l亿人中的1000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连季诺维也夫之流的“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授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
始于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使俄国及其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俄国乡村的基础，彻底摧垮了农民阶级。俄国本是首屈一指的粮食出口大国，却从此出现了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并一直延续多年。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间，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4名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古拉格”系监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部门的别称)。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日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22份名单中2770人的判决，其中2547人应予枪决；2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8份名单中3699人的判决，其中3622人应予枪决；3月份，这5个人核准了对36份名单中3286人的判刑，其中2983人应予枪决；4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29份名单中2’799人的判刑；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29份名单中2750人的判决，其中2371人应予枪决；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38份名单中6013人的判决，其中4825人应予枪决。
斯大林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4000人的366份名单，莫洛托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日丹诺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卡冈诺维奇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伏罗希洛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18474人的186份名单。
这一全民族悲剧究竟有多大规模，尚无有据可查的准确数字。颇具洞察力的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的日记中援引了一个数字：因政治原因受到流放和监禁者为1400万一1700万人。
当局的看法与此不同。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765000人被处决。这是个虚假的数字。
国内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各种镇压者为200余万人，首当其冲的是原有产阶级人士和国家的知识精英。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中，受到镇压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P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