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历史学领域经典之作，采用马克思主义视角，选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为考察对象，阐述了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形成过程的理论，书中详尽地考察了工人阶级经历的政治、文化、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这个阶级的成长全貌中回顾了英国工人阶级如何作为“外力的产物”和“自身的发明”，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政治意识的过程。作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汤普森的工人阶级历史观见解独到，挑战了许多正统观点。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叙述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历史现象，试图为人们提供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书的第一部写１８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第二部分是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第三部分讲述了１９世纪初年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史。书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汤普森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来指责前人的“幼稚”，坚持依照笔下人物的立场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强调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时又主观地形成自己。

前言
第一部 自由之树
第一章 成员无数
第二章 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第三章 “魔鬼之窟”
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树
第二部 受诅咒的亚当
第六章 剥削
第七章 农业工人
第八章 工匠及其他
第九章 织工
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经历
1 生活品
2 住家
3 生活
4 儿童
第十一章 十字架的转换力
1 道德机器
2 绝望中的千年至福
第十二章 社会
1 闲暇与人际关系
2 互助之风
3 爱尔兰人
4 永世万代
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索引

    第一章 成员无数
“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中的第一条。１７９２年３月，当通讯会书记开始与设菲尔德的一个类似组织建立通信联系时，就引用了这一条原则。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是两个月前在河滨马路附近一家酒馆（埃克塞特大街的“钟声酒吧”）里召开的，９名“心地善良、勤劳清醒的人”参加了会议。 伦敦通讯会的创建者、第一任书记是托马斯·哈迪，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吃过面包和奶酪、喝完黑啤酒、如平时一样吃完晚饭、吸过一袋烟后，我们就谈起了时局是如何艰辛、生活必需品是如何昂贵……这样，就提出了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的那件事——议会改革，对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件需要慎重考虑和认真对待的大事。
那天晚上，在场的９个人中有８个成了创始会员，交纳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第９个人考虑了一番，在第二个星期也参加进来）。哈迪（他也是司库）口袋里装着协会的全部资产８个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９号的家里，他将用这些钱去买信纸，以便和国内那些思想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
两个星期后，有２５个会员参加进来，司库手里也有了４先令１便士的经费（６个月后据称已有２０００多名会员）。入会手续很简单，只要对三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就算通过了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接近相信：国家的福祉需要每一个成年人——只要他头脑清醒、又没有犯罪的前科，就有权参加议会的选举？
协会成立的第一个月中，曾接连五个晚上辩论同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匠，有没有权利去争取议会改革？”他们考虑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种观点”，最后认为有权利这样做。
两年后，１７９４年５月１２日，皇家执行吏和弓街两名巡捕加上内政大臣邓达斯的私人秘书，还有其他一些大人物光临皮卡迪利大街９号，将鞋匠托马斯·哈迪以叛国罪逮捕。当官员们搜查房屋、砸开一个衣橱、在哈迪夫人（她正怀着孕，因此始终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乱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传单、书籍和手稿时，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这同一天，国王向下院发出一份特别信件，专门谈各地通讯会的煽动活动；两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的文件。枢密院亲自把哈迪提审了好几回，哈迪对这几次提审很少记叙。但哈迪的一个同监难友把他自己受这举国优选机构审理的情况用戏剧形式重现出来，以飨读者。约翰·塞尔沃尔这样记叙道：
“我被叫进去，看见全班人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讲稿和手稿中……它们都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内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

检查总长（钢琴伴奏）：塞尔沃尔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塞（略显悲哀地）：约翰。
检（钢琴伴奏继续）：……姓名以两个“犾”还是以一个“犾”结尾？
塞：两个，不过也无所谓。（谨慎而又阴郁地）你别自找麻烦了，我不会回答问题的。
皮特：他说什么？（从房间另一边飞快地环视一眼，目光敏锐，然后坐到大法官身边。）
大法官（声调温柔，几乎是耳语）：他说不想回答问题。
皮特：什么？——什么？——什么？（尖锐地）……

约翰·塞尔沃尔于是把背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欣赏起一幅水彩画来”。首相叫他走开，然后把一个１４岁的男孩亨利·伊顿叫进来提审，伊顿曾和塞尔沃尔家住在一起。这孩子立场十分坚定，竟“发表起政治演说来，他言词尖锐，谴责皮特先生，说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税……”
用后来１００年的标准来判断，冲突双方在这时都没有经验，都不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后来那种大规模的非个人冲突预演成稀奇古怪的个人冲突了，礼貌与敌视并存，在阶级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现个人善意的余地。塞尔沃尔、哈迪和其他１０名犯人被关在伦敦塔，后来又转到新门监狱。在新门监狱，塞尔沃尔有一段时间关在陈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会与国王派”暴徒围攻她的家时受了惊吓，结果难产而死。枢密院决心把叛国罪的诉讼进行到底，而对叛国犯的优选定罪是先上绞刑，乘他还没死的时候砍断绳子，剖腹掏肠（当着他的面焚烧内脏），然后再砍头、分尸。一个由体面的伦敦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对此没有兴趣，经过９天的审判，哈迪被开释（那天刚好是１７９４年的阴谋纪念日）。陪审团长在宣布过“无罪”之后就晕了过去，而伦敦民众则情绪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凯旋游行。霍恩图克和塞尔沃尔也随后获释（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但民众的庆贺却稍嫌早了一点，第二年，对改革派——或“雅各宾分子”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倍了。到９０年代末，整个运动似乎都已被打散，伦敦通讯会被取缔，潘恩的《人权论》被查封，群众集会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菜市附近开了一家鞋店，请以前的老改革派来照顾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过去的功苦。约翰·塞尔沃尔隐退到南威尔士一座孤独的农场上去。初看之下，“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工”终究是没有权利争取议会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