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诺顿教授用一个颇有意义的概念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可能性做出了预测，即中国经济将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适度增长阶段。诺顿教授特别强调，这两种增长阶段之间缺乏平稳转换的渠道是理解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开始减速的关键。
他做出这一推测是考虑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增长减速的经验教训。日本在经历了1955-1973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突然出现经济增速的陡降，从1973年之前的9.3%下降到了之后的4%左右，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的，当时的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的日元升值只不过是日本经济增长“跳水”的一个导火索，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出在从超高速增长模式向适度增长模式的转型轨道上。日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脱了轨。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似乎也没有例外。在诺顿教授看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教训有理由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如何实现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到适度增长阶段的转型产生疑问。
的确，日本在1973年前后出现的增长跳水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对诺顿教授给出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增长率下降并不感到惊讶。看上去，它们的减速更加温和与渐进。即使在1973-1990年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仍然能保持超过7.5%的增长率。1990-20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仅有0.63%，而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以超过4%的速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发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增长出现减速的时候，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在向日本靠拢了。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估计，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的时间就是在1995—2010年间。因此，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保持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减速现象，是基本符合“收敛”原理的。
但日本不同，即使在1973年，按购买力平价估计，它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大约60%，它的增长动力突然熄火实属罕见。这种情况与中国1957-1962年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产出陡降有些类似。可以推测，事情会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由高速增长突然转变成负增长引起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的确，在中国，大多数人希望未来中国经济能拥有基于国内消费和多样化的内部需求的新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基于出口和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希望是对的，因为支撑超高速增长的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有朝一日都是会改变的。诺顿教授并没有提到，多高的增长率是适度的，但适度增长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它更多依赖可持续的需求条件，它的增长基于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国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诺顿教授提醒，中国可能朝这个适度增长阶段发展，但问题是，当这些需求条件和成本条件的变化过快到来时，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从第一阶段到大多数人期望的下一阶段的平稳转型，是不一定的。现在，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是否还能够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8%)深表怀疑，甚至多有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本已消失殆尽，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经济的崩溃也是在所难免。
这些悲观的看法看上去的确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相吻合。但是，我一再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体上是被夸大了的。诺顿教授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时提到的贸易顺差数据是2007年，这一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接近于GDP的10%，这是典型的异常值。
事实是，过去十年来，尽管中国的出口强劲，但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仅有3%左右，谈不上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国内家庭消费的增长尽管慢于GDP的增长，但过去10年，两者的增长率差距却是一直在缩小，到今天也只有差不多1个百分点的差距。另外，考虑到未来40%的农村人口将涌人城市，可以预期未来20年的城镇化过程释放的投资需求依然巨大。P18-20
阅读张军教授的经济学著作会带给你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是真正在“研究”中国经济，而不是仅仅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说”中国经济。他的分析透彻、脱俗，见解独到，让人更为信服。因此，只要关心中国经济，无论是否专业的经济学家，都有必要阅读本书，并细细品味其中的分析和见解。
杨玉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现任校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大国，以发达国家的规范做参照，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落后的体制和政策扭曲；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来看，中国转型期的许多政策措施则是不到位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像许多学者预测的那样崩溃，而且还取得了连续33年的高速增长。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季放缓，是否预示着中国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期，甚至是多年来广为流传的中国崩溃预言的最终到来？或是，中国经济还有可能继续维持一、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在2020年前后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张军教授这本文集抛弃了现有理论的成见，直接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去了解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背后的逻辑，并以此分析了中国未来增长的前景。这是一本充满原创见解，是关心中国经济和世界未来前景的人都应该读的好书。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编辑出版这本书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
2013年5月12日下午，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出席了“重要宏观经济统计指标解读”学术研讨会。除了会议的主题以外，实际在会上和会后的饭桌上大家无不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进行激烈的讨论，其中不乏忧虑与悲观的言语。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再充满乐观的情绪？是因为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做错很多了吗？
在从北京回上海的高铁上，我的头脑一直未能摆脱这一问题的干扰。想来想去，那些过于悲观的看法其实多数无非是人云亦云的肤浅结论罢了。那些似是而非和荒谬的结论大行其道已成为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见怪不怪也罢。我突然觉得自己这几年在不同场合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分析的言论反而一以贯之，均以未来10—20年的增长前景为主题而展开，如果能汇集起来不就是对那些悲观言论的一个正面回应吗？过去这些年，在公开场合，谨慎的分析和乐观的言论少之又少。
回到上海之后，我就马上给北大出版社的林君秀主任发去邮件，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她，没有想到我们一拍即合。于是，我决定在我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文章中选编那些篇幅较长的作品并经反复斟酌，决定冠之以《中国经济再廿年》出版。
但编辑一本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分析的书，也应该是我这一阶段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的想法。这些年来，我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合作研究中国经济，多有感受和心得。认真和独立的研究总是能让我发现，很多问题的真相并不像那些流行的看法描述的那样直截了当。大多数学术界的人，特别是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包括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只要不在自己从事的狭窄的研究领域内，一般在很多问题上也只是职业的外行，人云亦云在所难免，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轻易地说出一些不适当或似是而非的言论来，也并不奇怪。而发达的媒体充当了不动脑筋的放大镜，渲染了那些肤浅的看法和结论。结果，一个经不起严肃分析和推敲的观点往往就大行其道，占据了我们的主流话语。
举例来说，现在几乎所有的财经记者都认同这一不胫而走的说法：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靠了投资和出口，未来要靠消费和内需。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受一家海外著名媒体的记者的电话采访，采访中就问我：“中国经济过去是靠了投资和出口拉动，现在的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出口疲软，那么你认为未来要靠什么呢？”我开玩笑说：“我不知道未来靠什么，如果我知道了，我不就是神了吗？”
作为经济学人，我不知道一个经济的增长过程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和传媒界为什么可以这样来理解，只觉得有些滑稽可笑。熊彼特的理论也好，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也罢，都揭示出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是劳动生产率和／或技术不断提高和升级的过程。而这两者都离不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与积累。这个道理难道很难理解吗？为什么在增长问题上要把投资与出口和消费在概念上并列起来呢？从GDP增长的源泉而言，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存量和促进技术进步，自然是GDP增长的原因，而出口和消费不过是GDP增长的结果。而现在流行的说法却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去靠了投资，未来要靠消费，这不是逻辑混乱吗？从长远来说，哪有只增加消费和出口而不增加投资就能保持GDP增长的道理？未来如果没有长期的(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积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如何能实现升级换代？我们的劳动力如何能提高技能和素质？我们如何能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来？没有这些，我们还能保持不断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的能力吗？我们还能步人高收人国家的行列和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由短期的需求因素决定的。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的能力、劳动力的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的程度、研发投人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的改进等。但就是这样的朴素道理却被多数人不愿意面对，宁愿接受一个消费开支决定经济增长的谬误，而宁愿接受这个谬误只是因为它服务了大多数人当下纠结的情感而不是理性。
不可讳言，以上流行的言论不是没有出处的。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问题上，经济学家内部流行的看法常被概括为所谓的“结构失衡”。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悲观的经济学家均对其所谓结构失衡情有独钟，但却流于肤浅的分析逻辑。比如，在简单观察到在国民收入中投资占比上升和消费占比近10多年来下降的趋势之后，便轻而易举地判断得出中国经济的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结论。不仅如此，消费占比持续下降还被解释为生产要素价格(如利率和工资)长期被体制扭曲的结果。由于总是习惯于用要素市场上各种扭曲来看待经济增长问题，因此多数经济学家判断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能否成功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毫不夸张地说，“结构失衡”和“结构再平衡”今天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之间讨论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概念框架。但不幸的是，这个框架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和对中国统计数据肤浅的理解之上的，不值得维护。
其实，看到所谓结构失衡的经济学家多半都是忽略了经济增长将伴随结构变化发生的事实。大多数经济学家习惯于用教科书上的均衡和最优化概念的逻辑来考虑、观察和判断经济现象，作为逻辑分析的基准，这并没有错，但如果过于教条和生搬硬套这些概念和原理，那就错了去了。当我们面对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我们就需要懂得，增长和结构变化只会在远离均衡(稳态)的状态下才会发生。换句话说，稳态均衡就像一个引力，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总是有朝着那个方向靠近的内力，但又不断被外力推动而偏离。这就是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现象。理论上说，一个关于经济结构平衡或最优化均衡的静态理论描述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静止的稳态，它是不能直接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现象的。实际上，正像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博士最近也撰文指出的那样，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消费占GDP比重曾经下滑20至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增长的。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较平衡的增长模式将带来工资及消费支出更快增长这一假设。如果人为刺激消费以及过早地平衡经济结构，中国可能失去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而这，用黄育川博士的原话说，原本可以通过实施改革、推动城镇化进程更有效进行、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最大潜力来实现。
以上这些是我这些年一贯坚持的看法。为此，尽管个人的声音非常微弱，我还是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讲来试图纠正我们那些流行观点的偏误。本书收入的这10篇文章算是其中的代表，而且发表的年份是离现在最近的。
这10篇文章中有6篇是基于我2011年以来发表的演讲而写成的。在这6篇演讲中，第1篇演讲是2011年8月5日下午应国泰君安之邀在“国泰君安宏观经济方法研讨会”上发表的。2011年11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最先以“为中国经济转型声辩”为题发表了这个演讲的精华版。而它的完整版则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上。后又被北京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内部稿《观察与交流》刊载。2012年6月20日再次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验》第6期全文转载。
第2篇是基于2012年9月我与来访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Barly Naughton)教授进行的一场对话而写成的。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我把诺顿教授的现场对话部分也附在了后面。这个对话的文字稿由出席对话现场的《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记者柯白玮负责整理并经我修订，2012年10月16日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发表时编辑用了“与巴里·诺顿谈中国经济的前途”的题目，其中我的文章是以“中国的增长阶段转型将会更平稳”出现的。
第3篇是根据2011年11月4日我在World Economy年度中国讲座上的英文演讲经整理、修改和补充而成的。这次的年度演讲是应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Worm Economy杂志主编戴维·格里纳韦(David Greenaway)教授的盛情邀请而发表的，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举行。这篇演讲稿的中文版于2012年12月26日以“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为题并作为首篇发表在了吴敬琏先生主编的《比较》第63辑上。而基于演讲的英文论文在国际经济学界的SSCI杂志Worm Economy(Vol.35，no.12(December)，pp1772—1732)上发表。
第7篇是我在2011年5月举行的“上海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稿，2011年6月12日以“中国经济再十年：张军教授在‘上海论坛2011’上的主旨演讲”为题在《解放日报·思想者》发表。基于这个演讲而写成的另一更精练的文章于2011年7月4日以“中国经济再十年”为题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面整版发表。
第8篇是2012年3月15日我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四十七讲”的讲座文稿。讲座于2012年3月15日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举行，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现场气氛极其热烈。2012年4月16日演讲稿以“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为题在《文汇报》每周讲演版整版发表。2012年7月5日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全文转载。
第9篇是我2012年11月9日在复旦大学“2012复旦发展论坛”上的演讲稿。论坛的演讲嘉宾还包括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和著名作家王安忆。之后不久，演讲稿应当时的主编黄颂杰先生之邀作为首篇发表在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上。
除了以上6篇演讲稿之外，本书的第4篇和第5篇文章是我在2012年4月为《大预测》一书所写的长篇书评。由于篇幅比较长，我把它拆成两篇。事实上，这篇书评最初于2012年5月5日和20日也是分两次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刊载出来的。
《大预测》是英文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的中文版。作者是我的朋友、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教授。他的这本书基于非常标准的经济学分析预测了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增长前景，在英语世界影响很大，但作者也被批评过于乐观。我与他2012年1月28日一2月3日在哥本哈根出席一个论坛之后，我邀请他到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做了关于这本书的演讲。他的这本书不久在国内出版了中文版，改名《大预测》。但是由于书中涉及大量的统计和计量分析的语言和工具，一般的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弄明白其中道理。我的这个书评结合书中的一些技术性讨论，比较通俗地再现了作者的分析逻辑，同时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的增长道路进行了严肃的讨论。
第5篇文章是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系的朱天教授一系列合作成果中的一个，多是朱教授的贡献。朱天教授还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我在很多问题上持有相似的观点。我们在过去的两年里多次沟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特别是，我们认为官方数据明显低估了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因此我们试图去校准这一数据。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先后完成了多篇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2012年1月14日，我们还联名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评论版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消费占比被低估的英文文章，获得海外的高度关注和国际同行的好评。收人本书的这篇文章是我们2012年12月31日在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不出所料，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的巨大反响。
收入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的长篇谈话，篇幅也较长。这个谈话于2013年4月底的某一天在我家里进行，是由柯白玮和郑景听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发表前我做了修订。谈话以“张军谈危机、改革与中国未来的增长”为题于2013年5月7日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发表，引起较大反响。我在这个谈话里针对目前学术界和思想界在中国经济问题上流行的一些言论和观点进行了点评，表达了自己对很多问题的不同看法。收入在本书，算是对本文集一个不错的小结。
在本书就要付梓出版之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对本书的郑重推荐。林毅夫教授是我的同行和20余年的朋友，他是我十分尊敬的经济学家，国际上享有盛誉。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欣然阅读了本书的校样，不仅写出了推荐语，而且还指出了书中几处表达和打印的错误。他给出的推荐语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大国，以发达国家的规范做参照，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各种落后的体制和政策扭曲；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来看，中国转型期的许多政策措施则是不到位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像许多学者预测那样崩溃，而且还取得了连续33年的高速增长。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季放缓，这种放缓预示着中国已经告别了高速增长的时期，甚至是多年来广为流传的中国崩溃预言的最终到来吗？或是，中国经济还有可能继续维持一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在2020年前后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张军教授这本文集抛弃了现有理论的成见，直接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去了解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背后的逻辑，并以此分析了中国未来增长的前景。这是一本充满原创见解，是关心中国经济和世界未来前景的人都应该读的好书。
杨玉良院士是著名的化学家，现任复旦大学校长。虽为自然科学家，但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均有深厚的素养和过人的见解，令人钦佩。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公共话语方面，杨玉良院士常常发表富有深度的意见和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杨校长阅读了本书的校样之后，以自己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独特视角写下了精彩的推荐语：
如何诠释中国经济连续33年的高速发展？如何判断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似乎是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企图回答的两个问题。然而，学者们往往依据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却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提醒我们，当采用某个理论来解释事实时，首先要考察的是导出理论所依据的前提与假设的合理性，以及理论参数的微观含义；在研究一个非线性过程时，即使是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和个别参数的微小差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张军教授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微观机制、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上的差异入手来分析中国经济，而不是生搬硬套现有理论。
阅读张军教授的经济学著作会带给你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是真正在“研究”中国经济，而不是仅仅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说”中国经济。他的分析透彻、脱俗，见解独到，让人更为信服。因此，只要关心中国经济，无论是否专业的经济学家，都有必要阅读本书，并细细品味其中的分析和见解。
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两位令人尊敬的资深学者愿意阅读本书并向读者推荐本书，不仅是对读者的负责，更是对作者的鼓舞与鞭策。对此，我深表谢意。
尽管过去这几年所经历的身体康复阶段对我而言是很艰难的，但我坚守住了。我几乎没有中断对中国经济的思考和研究。我要感谢复旦大学、感谢我的各界朋友、学界的同仁和我的学生们在我的研究工作和推广中给予的鼎力协助和一贯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主任和徐冰编辑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最后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在我的生活和研究中给予的无私的爱的力量。
张军
2013年8月23日谨识于英国诺丁汉大学Jubilee校区
“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是靠了投资和出口，未来要靠消费和内需……”
“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
“中国人的消费不足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
以上种种见诸于报端的流行言论，您怀疑过它们的真伪吗？
为什么大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再充满乐观的情绪？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做错很多了吗？
《中国经济再廿年》作者张军教授通过认真和独立的研究发现，很多问题的真相并不像那些流行看法描述的那样直截了当。有些学者在一些不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上发表的不适当言论或者不经意的人云亦云，经由发达媒体的大肆渲染，导致了一个个经不起严肃分析和推敲的观点大行其道，进而占据我们的主流话语。
面对这样的乱象，作者多年来坚持在不同场合发表文章与演讲，来纠正那些流行观点的偏误。《中国经济再廿年》就集合了近年来他的十篇“战斗檄文”。读过本书，也许您不一定完全赞同书里的观点，但您一定会更加冷静地对待关于宏观经济的各种言论。“尽信书不如无书”， 任何结论都必须经由严谨周密的研究得出，这便是本书的另外一层出版含义。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复旦大学杨玉良院士推荐，鲜明的立场、真实的数据、严谨的分析，抨击“唱衰中国”论调！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期，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争议不少，充满了疑问，张军老师欲以本书对这些人的疑问做一下回答。本书包含10个长篇评论，无一例外都涉及了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的话题，故结集取名《中国经济再廿年》。张军教授通过透彻的分析，抨击了发表于各种媒体报端的唱衰中国经济的流行言论，无疑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种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