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主题研讨、学术专论、学术书评、文献综述四个部分组成，研究并探讨了当今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对城市社区、农民工问题、金融转型、公司破产、汇率波动等热门话题进行了独到的理解和把握，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的论文评论。

主题研讨

001 试论城市新建商品房社区中的权力结构

——以北京市郊某商品房社区M花园为个案的研究  杨 华

014 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权力结构的重组

——以武汉市前进街永安社区为例         李金红

028 基层选举、“村官”培训与层级结构的再生产   孙 龙

040 利益、权力与“两票制”

——对村支书与村主任关系问题的探讨       魏小莉

学术专论

048 农民工回流问题的理论和案例分析        张露文

064 辛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一个理论解释       时红秀

113 金融转型中的货币供给与货币乘数        王 曦

128 反转还是惯性

——中国市场的股票收益率的可测模式       李 扬 刘煜辉

学术书评

147 作为社会一科学概念的“合法性”如何可能

——读比瑟姆《权力的合法化》          谈火生

159 老子的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的自然秩序观

——兼评杨鹏著《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  张曙光

文献综述

169 公司破产：一个文献综述            金祥荣 虞慧晖

194 G一3汇率波动：文献综述            李 平 欧志斌

四、影响M花园民选居委会自治运行的因素

M花园社区的民选居委会建立后，虽然实现了平稳过渡，但是自治运行情况并不理想，群众组织的自治性并未得到良好体现，一方面这与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在选举过程中权力来源合法性不足有着紧密关系，另一方面，社区内外体制／结构性因素也对其自治运行产生了影响。

(一)政府的强势介入--影响M花园民选居委会自治运行的社区外部因素

M花园社区居委会虽然在选举后实现了较为平稳的过渡，也在强行政化的情况下发展了比较弱化的自治功能，但是镇政府介入的迹象仍然过多。

首先，政府的强势介入表现在居委会成立后，镇政府自始至终在居委会的组织制度和体制建构上起到组织和推动的作用。民选居委会产生后，北七家镇政府为居民委员会制定了《居委会工作指导方案》，并组织居委会委员进行学习。《方案》中对居委会的各项工作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还为居委会设定了自身的组织结构，即居委会六大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六大委员会工作任务的第一条中都明确写有：诸如认真贯彻、执行政府和办事处的政策法规；执行党和政府规定发展的社会事业，结合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本社区工作计划，完成目标任务等。的确，六大委员会在功能定位上体现了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自治性质，但是该制度架构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镇政府权力组织的架构，体现了镇政府权力组织架构在社区的延伸以及镇政府进行"条块结合、综合治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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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府的介入还体现在政府对居委会的财权和人权的掌握。从财政体制看，居委会成员的工资由地方财政拨款。M花园居委会委员月工资1000元，可以说，这种待遇实际上是吸引社区无业居民从事居委会工作的主要动力，同时优厚的待遇也使得居委会向行政化社区管理组织的方向发展。然而，相对于比较优厚的工资而言，居委会的活动经费则显得捉襟见肘。M花园社区居委会活动经费每年5000元，由镇财审科实行统筹监管，并由镇结合年度评议结果酌情拨给。活动经费一项体现出政府拨款经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居委会能够有效承担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各项任务和责任。

居委会作为居民自治组织，除了完成政府的行政命令之外，还必须自主开展多项活动，经费的匮乏使得M花园居委会只能首先完成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一些社区活动也因此而搁置。财政的依赖与自治所需的独立性并不相容，同时由于居委会刚刚兴建且社区产权明晰、社区中各项服务较完善的情况下，居委会无法通过向社区居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或是开办赢利性服务的方式筹到足够的经费，因而使得自治性大打折扣。

另外，从人事体制看，居委会的5名工作人员都被纳人事业编制，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因此，加入居委会，意味着成员已经不再具有制度外的性质。居委会虽然是居民自治组织，是社区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但居委会成员则已被划归于且认同于政府体制之内了。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新建商品房社区中，政府对于社区居委会的这种制度性介入，实际体现了国家权力_的作用，它使得居委会的性质类似于街道、镇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从群众自治组织的方向偏离开去。居委会仍作为"政府的脚"而非"居民的头"而存在。

(二)企业的强势干预--影响M花园民选居委会自治运行的社区内部因素

在本项研究中，权力乃是权力主体，即社区内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的各类组织、团体(政府组织、企事业组织、自治组织等)，也包括非组织化的群体或个人凭借某种资源在针对社区相关事务上对权力客体(涵盖的范围与权力主体相同)所施加的影响力。根据此定义，权力来源于行动P1 1主体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这种资源的稀缺程度。权力资源[10]是社区权力主体参与社区内权力分配的一个关键性动力，权力主体依靠自身所占有的资源影响权力客体，并依靠拥有资源的多少来决定其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在M花园社区，尽管居委会的成立使得原有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作为社区内的新建组织，其在权力资源占有方面与物业公司相比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在人力、财力、人情关系上均有所体现。

首先，在人力资源上，居委会一级有5名成员，目前社区居委会的所有工作主要由这5名成员负责，但是面对大量琐碎以及急需开展的工作，居委会成员深感人员在数量上的匮乏。与新建成的居委会不同，物业公司具备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在该社区发生的三次选举中，物业公司的保安资源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通过保安逐家征询意见，选举活动在居民中形成大规模效应，起到政治动员的效果。同时居委会成立之前，物业公司就利用现有保安资源，落实了"非典"防控、暗查"法轮功"等政府交付的工作。人力资源上的限制促使居委会谋求同物业公司的合作。

其次，居委会在财力资源上也要部分依赖于物业公司。M花园居委会成立之后，其办公用房和房屋内设施主要由物业公司提供，因而居委会从一定程度上，感觉受到了物业公司的"好处"。居委会成员的工资和居委会活动经费目前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M花园社区居委会由于该居委会刚刚成立，在财力资源的获取上单纯只依赖政府拨款，但每年活动经费只有5000元。居委会除去每月缴纳水电费等必要开销之后，剩余款项基本不足以应付其他各项活动。物业公司则在此方面显得财大气粗。为组织社区老年居民参加区合唱比赛，居委会向物业公司借用了车辆，物业公司还为老年居民在活动过程中提供了饮料，为居委会节省了大量开支；平时如纸张、笔墨、复印、办公用品等开销大多也由物业公司负担。居委会目前的这种财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己同物业公司的谈判能力。居委会主任F说："像我们这样新成立的居委会，一穷二白，和物业公司搞不好关系是不行的。"

最后在"面子"资源上，居委会的能力也相当有限。居委会虽然在社区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责任，但并没有任何法定的或行政的强制权力，手中也不控制居民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公房为主的社区及传统私房社区中，居委会大量的工作除了依靠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所赋予的行政性权威，都是凭借个人威信和人情关系得以进行的。这种个人威信和人情关系主要来自居委会干部与居民之间多年的同事或邻里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非正式的影响力。但是，对于大部分新建商品房住宅区中新成立的居委会而言，由于居民异质程度高，邻里关系陌生，加之人们对新建居委会了解程度低，这种资源和手段在新建商品房社区的社区工作中的运用却无法奏效。在与M花园社区新建居委会主任F的访谈中，他强调，目前居委会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快在社区居民中树立威信，在居委会委员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此，居委会5名成员抓住2003年12月进行的昌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这一时机，利用进行选民登记的机会，采取逐户通知、逐户确定的方法与居民近距离沟通，F主任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倾情沟通"。通过与居民的近距离交流，增加了居委会成员和居民彼此之间的了解，然而相对于M花园居委会而言，w物业公司入驻该社区时间长，同时由于该物业服务较为到位，因而物业公司领导在M花园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在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选举中，物业公司负责人凭借自身的影响，动员了社区中很多学历层次高、社会声望大的业主参加业主委员会的筹建和选举，而凭借居委会目前的人情网络关系，尚不能实现该层面的动员。

[10]权力资源一方面包括权力主体所能获取的物质性资源，如：财力、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包括权力主体发挥效能所依赖的非物质性资源，如其所依托的社区内外既有的组织或制度的支持、个人魅力、人情关系等。P1 2  通过上述对M花园居委会与w物业公司的权力资源对比分析，本项研究发现，资源上的制约使得M花园社区的居委会在社区内部水平权力网络中居劣势地位。虽然有政府权威的支持，但是由于活动的开展都要借助物业公司，因而居委会在彼此的协商关系中实际上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无法形成与物业公司的平等对话，因而其对物业公司的监督也就无从谈起。追根溯源，第一届居委会的产生也有赖于当时在选举中物业公司的倾向性操作。实际上，居委会有些类似于物业公司在退出政府行政权力体系之后在社区的"代言人"，物业公司既通过居委会与政府继续保持各种联系，也通过居委会与业主协调关系，以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论

M花园社区这个新建商品房社区自治运行的困境集中体现了中国处在转型时期的各种艰难，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迁过程中，传统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冲突与适应、调整与创新的复杂关系。对于制度性因素，本文囿于篇幅无法全面论及；然而，从M花园社区的某些悄然变化中，社区自治发展的契机也得以展现。表现为：  第一，居委会在完成行政工作的同时，努力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品，即面向全体居民，服．务社区，努力协调并处理有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事务。在实际操作中，居委会与平安保险公司接洽，为社区居民免费办理救助卡；替老年人办理老年证；与某医院联系，设立日间照料室；开办老年学校，定期进行健康、书法、绘画讲座；成立老年舞蹈队、合唱队；与中国文化促进会接洽，组织社区老人定期参加促进会开展的文化活动。

第二，社会工作制度初步实施。居委会通过贯彻委员会的工作要求，完善了内部分工，提高了自治质量。

第三，物业协调工作的加强。居委会在预防禽流感等工作上，与物业公司达成积极的合作，共同担负了社区居民的卫生安全防护等项工作。

第四，居民中权威的增强。通过积极、热情的服务，努力建立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沟通，在2003年12月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居委会多次上门与社区居民沟通、登记选民情况，进行"倾情式沟通"，取得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与了解。

以上工作虽然简单，但仍可以看出，居委会在受到国家、物业双方影响的同时，自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嬗变。其中，居委会委员及居民服务社区、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公益之心是这一转变得以自发产生的基础。这种改变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居委会委员为居民服务的公益之心将是未来基层群众自治得以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契机与内在动力。不过，这也只是基于理论上的推衍，尚有待于实践过程的检验，笔者将继续对M花园社区的自治发展予以深切关注。

在文章最后，笔者仍须指出的是，M花园的权力网络尚在构筑和变迁之中，自治运作受到的外部压力仍十分巨大，自治组织在社区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除了现实政治力量的作用效果外，也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和心理意识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显然，探讨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已远远超出研究者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外，而且更有待于实践的发展。笔者只是试图通过引入这一代表基层社会自治的新的发展点的个案研究，描述基层社会有关自治的真实的实践历程，为丰富理论界所需的案例资源做出贡献。P1 3

本期"主题研讨"刊发了四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基层社区的权力结构问题，其中两篇讨论城市社区，两篇讨论农村社区。杨华的文章按照居委会的结构化程度和单位与社区关系紧密程度把现行城市社区分为四种类型，以M花园居委会的建立为例，探讨了新建商品房社区权力结构的形成及其运作，揭示了传统的政治运行模式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冲突与适应、调整与创新的复杂关系。明确指出，政府的介入，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深度渗透，使居委会的性质类似于街道、镇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偏离了群众自治组织的方向，居委会仍是"政府的脚"而非"居民的头"。而资源上的制约使得居委会在社区内部水平权力网络中居劣势地位，也限制了自治组织的发展。孙龙的文章指出，在农村基层直接选举中，海选提名、分职位差额、秘密投票、公开计票的推行，收到了去层级化的效果，上级政府选前操纵选举的能力下降，部分当选者在一定程度上使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国家与村庄之间脱离了既有的以命令一服从为主导的层级关系。但是，把最基层的村主任纳入培训体系，通过强化对新当选者的培训，乡与村之间的、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层级关系得到了成功的再生产。说明了选后培训与选前操纵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

在"学术专论"中发表的文章中，值得特别推荐的是张露文的文章，该文是其硕士论文的改写稿，其水平明显高于很多博士论文。文章思路清晰，写作规范，而且颇有创见。作者在评述国内研究文献中发现，现有有关农民工流动的研究，在内容上集中于流出的研究，较少回流的分析，在方法上主要是基于案例调查基础上的描述和分析，而没有提炼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对之进行解释，而国外的研究又存在着远离中国实际的缺陷。文章借鉴新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通过对托达罗模型六个假设条件的修正，构造了一个乡城迁移一城乡回流的两阶段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回流问题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不仅如此，作者还利用自己假期回家调查的资料，做了一个小样本的经验检验，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时红秀的文章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严重而又关注不够的现实出发，对之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解释，即在国有金融体系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间财政产权安排残缺的条件下，竞争性地方政府变相征用了中央政府的资源和货币权力，只要中央政府无法摆脱最终债务人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这种竞争总是能够成功的。虽然竞争的具体方式会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一种财政竞争。分税制以来，财政约束和产权约束趋于硬化，但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监管相对滞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金融、土地和特许权等方面"争租"的结果，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进一步积累。它既是目前融资条件下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会造成国内市场的分割、宏观经济波动和社会信用混乱；一旦债务压力下的地方政府由"扶持之手"演变为"掠夺之手"，甚至会导致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王曦的文章讨论了我国货币供给和货币乘数的决定机制，其贡献有二，一是将货币供求的变化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抓住了中国金融体制变化及其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特征，从相对短缺到相对过剩，从存差到贷差的转变，为本文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二是分析了货币供求变化背后的微观行为。这是同类研究不足的地方。中国股票收益率的可测模式是收益率回复模式，李扬、刘煜辉的文章从季节特征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披露周期、行业指数的投资组合和交易量多少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一模式的成因和有效性。

在"学术书评"和"文献综述"共刊发了四篇文章，谈火生的文章评介了比瑟姆的《权力的合法化》，既阐明了合法性的研究历史和三种进路，也揭示了比瑟姆从社会科学进路对合法性所作的考察，不仅是对韦伯研究的继承，更是对后者的扬弃、突破和超越。近20年来，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和公司金融研究的深入，涌现了大量有关公司破产的经济学文献，金祥荣和虞慧晖的文章，对此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