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告密史是一部统治者控制他人灵魂的历史。

而各个时代的告密者们，各显其能，通过告密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改变历史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飞黄腾达者有之，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可气或可悲，无非都是专制统治下的一枚棋子。

本书告诉你：谁是告密鼻祖、国人为什么要暴动、“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一个科学家的告密人生等。

多年以来，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教化体系，在道德价值上是不主张非正义告发的，但只要有专制政治存在，统治者就鼓励告密。整个封建王朝，从秦到清，告密始终贯穿其中，成为帝制历史的一个带有污垢的眉批，而告密者就是那块污垢。这块污垢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超乎我们想象。它不仅介入你的私生活，而且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中国古代的告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控制他人灵魂的历史。

而各个时代的告密者们，各显其能，通过告密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改变历史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飞黄腾达者有之，他们或成功或失败，或可气或可悲，无非都是专制统治下的一枚棋子。

第一章 第五大发明

 1、从“肺石”说起

 2、谁是告密鼻祖

 3、国人为什么要暴动

 4、天机可以泄露

第二章 当告密成为国法

 1、商鞅的末路

 2、唐人朱敬则的上书

 3、两个告密者，一场饭局

第三章雄风下的幽灵

 1、韩信之死

 2、告密滔滔

 3、“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

 4、成也告密，败也告密

第四章 铜匦：让告密人人有份

 1、可笑的鱼保家

 2、全民告密时代

 3、鬼哭狼嚎的红妆年代

 4、李泌的儿子

第五章 无告密，不温柔

 1、帝王的笑

 2、家贼无防

 3、一个科学家的告密人生

 4、李清照的九天牢狱

第六章 奉旨告密

 1、一张铺天盖地的网

 2、靠告密起家的皇帝

 3、告密的极致

 4、最后的表演

第七章 大清帝国的告密风潮

 1、李煦的奏折

 2、千里眼顺风耳：雍正

 3、撞鬼的曹锡宝

 4、文字狱，文人们

第八章 戊戌政变下的告密疑云

 1、政变真相

 2、谁是告密者

 3、袁世凯如是说

结语 灶王爷与羊——告密的存在化与对付告密法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八九尺，形状如下垂的肺。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据他观察此物体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六十六《秋官?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战国后的知识分子，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日不足。”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鼓大致相同。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晋朝有个叫崔豹的人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 “（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跟西方的十字架有点相像。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低，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但绝不刺耳。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姓来敲打这面鼓。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中央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善，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也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被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实行。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禹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P3-6

一位中国专门从事告密史研究的学者戏谑地将告密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当然，这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因为古代中国人是以“礼义廉耻”这四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告密恰好是这四维的夺命杀手。告密者通常不顾廉耻，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告密者恰好又把君子不妄自非议他人的“礼”和千古传唱的“义”踩在脚下。等于说，告密者拥有了人类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出卖他人。

然而，愤怒总归是一种情绪，却不能改变事实。翻开二十四史，告密者比比皆是。这些藏匿在历史臭水沟中的幽灵往往以出卖他人而使自己身价百倍，甚至有些时候，告密者的～次告密居然会改变历史。比如最有影响的就是东汉末年张角阁下平时最器重的徒弟唐周的告密，使得还没有准备充分的起义者仓促而起，根基不稳，很快就被东汉政府灭掉了。再比如，鸿门宴没开始时项梁的告密，使得刘邦有所准备，轻易地躲过了项羽的诛杀，从而建立了汉帝国。

如果说告密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文化，那么，将这种文化渗入社会的就是那些帝王们。但这还要另当别论，比如那个做皇帝和做百姓生活一样清苦的尧舜禹时代，他们就鼓励天下百姓来报告一些事情，并且还设置了鼓、石头等物件，相当于现在的检举箱。在那个时代，百姓们根本不想从领导人那里得到好处，由于物质基础还不稳固，所以也没有争夺利益的心思，前来“告密”的人可都是为国家着想。

那个时候的人们人品绿色，道德原始，真可谓是原始社会。但到了奴隶社会就不一样了，奴隶社会，教科书上说，生产力进步了，人们饱暖了，开始思各种欲望。百姓心思一多，做王的当然很担心，他们也设置检举箱，可目的明显不纯，他们希望知道许多人的想法和谁是逆臣。商纣王始终就对后来的周文王不放心，上面一有这种心思，下面立即就有人投其所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告密者崇侯虎诞生了。西周的周厉王，为了知道谁是刁民，专门找了个巫师(此人据说懂得唇语)来监视百姓，一旦发现谁有不轨，就来告密。结果闹得大家在路上见面，只能用眼睛说话。

这当然只是告密史上的小儿科，到了春秋时代，商鞅居然把“告密”(当时叫告奸)纳到了国家宪法中，告密者是良好公民，知道秘密不告的，就是犯罪。众所周知，商鞅师传法家的苟子。(苟子这个人其实很倒霉，孔子把“仁”说了，孟子把“义”说了，儒家提倡的五个字，智信想要说明白了很难，所以他只能说“礼”。这个人又非常喜欢标新立异，把“礼”就说成了必须要遵守的“法”了。)在法家眼里，人人都不是好东西，如果不用“法”来规矩他，他肯定就闹乱子。告密法就这样诞生了，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监视，别闹乱子。

进入封建时代，在皇帝的鼓励下，四个告密大时代来临，分别是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明帝国时代和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整个封建王朝，从秦到清，告密始终贯穿其中，成为帝制历史的一个带有污垢的眉批，而告密者就是那块污垢。这块污垢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实超乎我们想象。

古人修炼的是儒家礼义廉耻学说，为了某种私欲，居然不要脸，是儒家学说出了问题，还是告密者本身出了问题？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但又朦朦胧胧，本书并非要釜底抽薪，去探讨人权和隐私等跟告密相关的问题，只是希望通过讲述告密史上一些人和事来让人们看看，这些古代肮脏的幽灵到底给他们自己和历史带来了什么，他们那种为告密而不要脸，甚至是不要命的“勇敢行为”是怎么修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