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杰主编的《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同路殊途》收录了：《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晚清支那暗杀团人物寻踪》、《光绪：权力博弈中的罪与罚》、《同路殊途：胡适与邵飘萍》、《施蛰存与民国报刊》、《钱穆：拾级而上的“草根”》、《曹禺<北京人>的男权美梦》、《1930年，一座后殖民地城市里的文人生活》等文章。

臧杰主编的《闲话》丛书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幕客书的形态连续出版，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同路殊途》为《闲话》丛书第十五辑，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同路殊途》会使人获得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杨度：市井有谁知国士（李洁）

晚清支那暗杀团人物寻踪（张功臣）

光绪：权力博弈中的罪与罚（傅野）

同路殊途：胡适与邵飘萍（散木）

施蛰存与民国报刊（刘军）

钱穆：拾级而上的“草根”（张昌华）

曹禺《北京人》的男权美梦（张耀杰）

1930年，一座后殖民地城市里的文人生活（李明）

三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的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_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隔天而逝，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在最后时刻，宅心仁厚的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汽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赣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国朝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勖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勖一再向摄政王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潋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俺脚病还没好利索呢，去年左胳膊也开始受牵连（“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无法出来工作，谢谢啦！载沣无奈，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任内阁总理大臣，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了。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的黄兴的回电，黄克强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满清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项城，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因素。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皙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世昌为宰辅。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他跑到青岛做寓公去卜在男子蓄胡为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_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他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很难听！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好朋友。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中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闾，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重返京城的杨度，这一次，还是没被安排到他满意的位子上。此时，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诒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因事事要先经过他而被人叫成了“二总统”；梁启超也已经回国，内定要当财政总长，而杨度是内定的交通总长。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权力与实惠很大的一个部，管着全国的路、电、邮、航，正可由杨氏实践他的“金铁主义”。不想老袁不愿让“不是自己人”的梁启超把握财政大权（时梁为中国进步党领袖），想来想去，只给了梁氏一个司法总长的位子；财长一时无合适人选，便嘱总理熊希龄自兼。如此一来，总理多坐了个总长的位子，大家就要挨个儿往后挪，结果，交通总长的交椅让老资格的周自齐坐去了。老袁又授意让杨度当教育总长。哪想到这位狷介的士人竟嫌清水衙门有职无权，嘴唇一撇，对熊希龄说了句：“本人帮忙不帮闲”，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弹压后，国民党成了叛乱团体，被大总统下令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被取缔，直接导致国会瘫痪。老袁便另组“政治会议”以过渡。由是，机会之光又在杨度眼前闪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让杨度担任议长。但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把头把交椅送给李鸿章的后人李经羲去坐了，他更需要旧势力的支持。杨度为总统府特派的八议员之一。五个月后，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撤销，杨度又被老袁指定为参政院参政。

这其间，虽未做成大官，却甘心做了一回小官一“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兴许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故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一说。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俊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闽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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