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文字近70篇，其中有论文、调查报告、对记者的谈话以及向国内各类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收录的文章是先按研究的问题分类，它大体反映了研究的问题的时间顺序。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农业政策需要从宏观上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和调整金融政策。

自序/1

农业集体化及集体经济改革

列宁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接受农民日报记者采访的谈话/3

列宁的合作社理论/10

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及其后果/13

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回顾/31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关于速度问题的争论/45

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58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67

人民公社经济制度的解体/74

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特点——陕西省关中农村调查/80

农村改革后农民合作组织的新发展/92

关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的讨论/101

社会主义与农民财产权——温州股份合作试验的启示/105

农村改革与农民的分化——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变迁/112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和创新/124

农村经济结构和私营经济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经济结构/135

从毛泽东1956年的一次谈话想到的/145

关于20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149

谈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160

论农村集体企业私营化问题/163

农村集体企业私营化问题/166

对私营经济若干问题的评述/177

有关私营企业主的一些资料/186

私营企业资产的形成/203

生产力落后是最大威胁——接受中国改革报记者采访谈话/214

“修宪”仅仅是一个框架/217

贫困和扶贫政策

中国的贫困/221

中国的贫困与扶贫政策/265

农村发展与扶贫战略/280

农业发展与贫困的缓解/290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任重道远——访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文璞教授/311

《陕西省商洛地区扶贫实例调查研究》文集前言/319

贫困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分析——商州市农村乡镇企业的调查/328

贫困山区的乡村组织——商州市调查/366

应当重点帮助贫困人口/387

《有效地摆脱贫困》一书中译本序/389

小额信贷：国际经验在中国扶贫中的实践/397

扶贫方针的调整和小额信贷/407

扶贫到户：资金投向的战略调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谈话/410

《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攻坚成功之路》评介/414

调整扶贫战略提高扶贫效益：扶贫攻坚阶段的政策调整建议——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的谈话/416

为什么需要小额信贷/420

从三个方面提高小额信贷效率/423

小额信贷管理独具特色/426

小额信贷成功的条件/429

小额信贷的利率政策/437

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445

中国实践对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贷款若干原则的检验/458

《小额信贷扶贫》城市小额信贷专刊按语/469

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472

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和食品保障/482

其他

日本农业的发展和问题/495

日本农业机械化/512

南、罗、匈、苏、波等国家80年代以前农业改革比较/522

《农产品批发市场研究》文集序/537

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面临的矛盾/543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555

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综合性政策/571

试论“七五”时期农业进一步改革的目标/581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城市副食品供销体制的改革/590

规范交易行为，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597

主要著作目录/609

有和生产。但是，在当时俄国农业极端落后，又遭长期破坏情况下，列宁设想，改造小农，实现生产合作化绝不是轻而易举、一挥而就的事，它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农村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前，小农经济要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列宁认为应当而且必须找到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的形式，事实上他找到了这种结合形式，这就是合作制。斯大林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说：“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全部崩溃。”⑨斯大林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的小农经济可以自发跟着城市的大的资本主义经济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小农经济却不能跟着社会主义大经济走，因为它们不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即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另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同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结合的理由。

第二，大生产优越于小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理论中一个重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也被反复证明。但马克思主义在谈大生产具有优越性时，从不把这一提法绝对化，而是有条件的。农业与工业不同。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会在人力、物力的节约上带来利益。农业则不然，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和过多消耗，使盈利下降。另外还由于集约程度的提高，使得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看到有这样的时候，从利用的土地面积来看，出现缩小趋势或把大地产分成小规模农场经营更为有利。说明，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要求农业要有相适应的经营规模。当然技术的发展会使这种规模处于不断变化中，从历史发展的一般P19趋势来看，农业的平均经营规模在逐渐扩大(即使是很缓慢地扩大)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斯大林从社会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农业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可以建立规模很大很大的农场，这不仅是可能的，还是有利的。他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前提的：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他还论述了大规模农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并不总是有利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总是有利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因而也就有绝对地租，这就使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给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苏维埃制度下，既没有土地私有制，也没有绝对地租，这就不能不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因而也就不能不促使大规模的农业在技术方面和其他各方面不断进步。”“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大规模谷物农场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或者至少是使资本获得相当于所谓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一般说来，不这样它们就不能维持和存在。这种情况不能不使生产成本提高，因而在发展大规模谷物农场的道路上造成极为严重的障碍。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大规模谷物农场同时又是国营农场，它们为了自己的发展根本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或平均利润，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暂时没有任何利润也可以)。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绝对地租，就给大规模谷物农场的发展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最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大规模的谷物农场无论在信贷上或税收上都没有优待，而在旨在全力支持社会主义经济的苏维埃制度下，现在和将来都有这种优待”⑩。

第三，农民要为国家实现工业化交纳“贡款”。从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不论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工业建设的初期都不同程度地依靠农业的支持，即从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斯大林也认为，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要从农业积累一定资金。P20

这本集子收集了我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文字近70篇，其中有论文、调查报告、对记者的谈话以及向国内各类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大部分是公开发表的，很少一部分，主要是提交国内研讨会的论文为第一次发表。

我涉足农业经济这个领域开始时纯属是一种偶然。1954年我毕业于北京市第六中学。在50年代初的北京中学校中，学生大都倾向学理工课程，流传着所谓“学好数理化，谁来了都不怕”，反映了青年学生对新政权的疑惑，我同样抱有这种思想，憧憬着将来学习自然科学。中学毕业以后，我被选送到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这个部门是专门为选拔学生到苏联留学设立的。为适应与苏联的交往，当时的北京俄语学院建的规模很大，远超过当时的外国语学院(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北京俄语学院被撤销，并入外国语学院)。在北京俄语学院学习的一年里，课程不多，记得只有两三门，主要是俄语和政治，繁重的课程几乎无暇考虑别的，如到苏联上大学学什么专业。主要还是当时的思想认为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不是个人应考虑的事。一切等待组织上的分配，这是当时大学生们普遍的一种心态，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专业会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临近毕业时，开始酝酿学生的专业分配，第一次分配给我的专业不是农业经济(可能是化工)，第二次调整时又改作农业经济。听说当时有一批人转到了这个学科。我猜测这可能同当时(1954年)开始出现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有关，目的是培养一些集体农业的管理人才。但不管怎么说就这样我进人了农业经济这个领域。

到了苏联以后，被分配到乌克兰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系。到1955年9月中旬一切被安顿下来，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大学时代，也是我踏入农业经济领域的开始。乌克兰农业科学院位于基辅市南郊一座被称为高罗西也瓦的山顶上，全部校舍被茂密森林掩映。学生宿舍和教学楼之间相距很远，记得每天从宿舍提着书包夹在川流不息的上课的学生人流中匆匆忙忙地赶往教室上课。学校的制度不安排吃午饭的时间，学生只能在两个课时之间买些零食。所以一去就是一天，下午甚至晚上才能回来。晚饭后一般有3个小时的晚自习时间，午夜12时以后才能睡觉。这是一种紧张而单调的生活。3年后，我转到了莫斯科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学习生活大体仍然一样。5年的大学，让我不满意的是农业经济系的专业课程安排。苏联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是以培养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基层管理人员作为培养的目标，所以课程的重点并不是经济学和管理学，而是农业技术居多。记得前3年基本上学的全是农业技术课和与其有关的基础科学。如土壤学、植物栽培学、动植物生理学等，共有一二十门之多。这些学科都是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这些课程讲得非常生动和富有内容。讲课的老师也都是在各个领域很有造诣的学者。我对这些课有极大的兴趣，以致一两年后我一度曾经想申请转到土壤系学习。以后我有机会了解一些发达国家农学院同类课程内容以后，我得到的印象是，苏联在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领域比任何发达国家都毫不逊色。但是谈到农业经济和农业管理的教学却显得十分平淡和缺乏内容。这两门学科非常不成熟，甚至可以说从它的内容而言尚构不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个课程中，学生们既没有机会了解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科学成果，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没有机会了解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所取得的那些重大科学成果以及在这些领域不同的理论争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所以1960年大学毕业回国后，我想到的首先是大学所学的知识不够，必须补课，多读些书，加强理论基础。

回国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工作。1960—1961年的经济研究所据说是少有的相对稳定时期，所谓相对稳定，就是政治运动少，读书的时间相对较多。在这一两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考茨基的《土地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当时能找的名著。这些书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都产生较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条件读到农业经济领域的名著，许多农业经济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都是以后才听到的。平静而较宽松的环境可能得益于当时严重的饥荒，让中央领导不得不停下各种政治运动来进行总结、度荒。随着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平静的生活很快过去了。在之后的20年里基本上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首先是下乡锻炼，我被分配到河北省昌黎县县委办公室工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村里头整风整社。之后在河北昌黎和北京房山搞农村四清运动，接着是经济研究所文化领域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进入正常的研究工作为止。所以对于我来说，真正的学术生涯是从80年代开始的。这时人已届中年，加上繁重的科研任务和行政管理工作，静下心来读书，加强理论基础的心愿始终未能如愿。如果要我在这里对年轻一代理论研究人员有什么期望的话，这就是不要忙着写自己的东西，先要系统地读书，包括基础理论，也包括前人的一切成果，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之后才能有自己的创新。

60年代初刚从苏联回国时，需要补课的不仅有理论基础，还有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我虽出生在农村，但是一个典型的所谓“三门”干部，从家门进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缺乏人员流动制度和机制，往往是一个人一旦进入哪个单位就会在哪个单位终其一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人员在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之间频繁流动。这无疑给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出生在一个离北京不远的农民家庭，我出生的村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村庄，只有农业，像在中国南方农村那样普及的家庭手工业几乎也没有。只有村子东边的一条能走汽车的土路算是见证了现代社会深入传统农村的事实。以后由于战乱，很小就离开了出生的村庄，搬到了小镇居住，直到1948年小学毕业离家到北京上中学为止。以后仍然长期保持着同农村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家离开农村迁移到城市为止。尽管如此，并不了解农村深层次的社会关系。60、70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固然无法建立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但也应给它一个“公平评价”，由于这些政治运动很多是在农村进行的，也给了我大量接触农村的机会。在农村大多吃住在农民家里，当时提倡知识分子下乡要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无疑增加了我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也为我以后做农村调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一段经历使我难忘。以后做的大量农村调查都远没有那时那样接近农民了。

我的研究是从农业集体化开始的。1960年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农业组工作以后不久，参加了广东新会外海公社调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全面了解人民公社建立过程和它的内部制度。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资料都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以后调查材料大都已经散失，没有留下来。当时农业经济研究的范围十分窄小，几乎只研究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当时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尚未定型，处于频繁变动的时期。其他诸如农产品价格、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农产品市场等一些重大问题几乎都不去研究，这可能同这些问题都已经是党和政府在政策上已经决定了的问题，研究起来可能带有比较大的政治风险有关。至于人民公社是否需要建立更是一个研究人员不能接触的问题。农村改革提出了重新评价农业集体化问题，因为农村改革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集体化的否定。这个问题必然会逐渐提到日程上来。随着有越来越多机会接触到有关农业集体化的资料，也有越来越多机会接触到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资料，我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集体化问题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我本来对人民公社的建立就存有一定的疑虑。记得1960年刚回国还在俄语学院政治学习时，当时让大家鸣放，有什么样观点都可以写大字报。我当时写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内容大致是：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在那里也建立人民公社有客观必然性吗?记得当时有几个学生也曾因对“三面红旗”提出疑义的大字报而受到大会批判。我十分庆幸我躲过了一劫。引起我对农业集体化兴趣的还有一次农村调查。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一次在一个农民家里与这位农民聊天，他说他在某一年冬天还在筹划第二年种什么庄稼，怎么样种，如何增加收入，但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宣布合作化，一切都归公了。谈这件事时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无限遗憾的表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看得出，他参加高级社并不是情愿的。这时在我的思想里始终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那样急于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里(有时甚至采用高压的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过去通行的说法是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谓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农业集体化过程发生的现象。以后我的研究结论是工业化带来的国家同农民的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在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前，所发生的那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争论中，有人曾经提出通过剥夺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理论观点，即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尽管这一理论观点以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事实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建国的初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进行了剥夺。极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缺乏社会保障，对农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集体经济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导致农业集体化快速发展，除了高速度工业化这个主要因素外，我还注意到其他一些与中国国情相关的因素，如过重估计了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趋势、农业技术目标选择失误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缺陷等。

农村改革首先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以家庭经营制度代替集体的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的制度，以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人所有制代替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有制(土地除外)。这种变革很快触及到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公有制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其中尤其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最快。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一度在中国的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首先涉及的是关于私营经济的性质问题；其次是关于政府的政策。以后中共“十三大”文件把私营经济定性为包含有雇佣劳动成分的经济形式。算是对第一个争论的官方结论，但不同的意见一直存在。我是比较早地介入这个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大体做了近几十年的研究，发表的著作也不少。但从以后的发展事实来看，早期(1985年以前)的一些成果所反映的思想，应当说偏于保守。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发展初期表现的弱点缺乏以历史的观点加以考察，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未来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我提的一些政策建议也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例如我曾经建议把50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的方针用于当前的私营经济，即利用、限制、改造。这显然没有考虑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条件的差异。这次在编辑本书时，没有把这些文章编进去，但是考虑到这些文章在发表时，在社会上可能有广泛的传播，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我想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一些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和建议做出修正，对由此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作自我批评。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点要特别提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我的课题组成员(开始只有三四个人，杜晓山、张保民，以后陆续又有孙若梅、任常青参加)开创了一项所谓实验性研究工作，即小额信贷扶贫在农村的试验工作。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农村贫困问题，到这时已有差不多10个年头。一个令人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是，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逐年增加，但农村真正贫困的农户却无法享受这些投入带来的好处。以扶贫贷款而言，它是扶贫资金中数量最大的一笔资金，但是贷款的绝大部分带给了县办和乡办企业，其中也有不少农村的富裕农户使用这些贷款。而真正贫困农户由于种种原因却很少能够享受到扶贫贷款带来的好处，他们也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一般的金融服务。尽管他们发展生产严重缺乏启动资金，使他们不得不长期，甚至主要依赖民间借贷(其中不乏所谓的高利贷)来解决自己的融资问题。我们经常在思考，理论研究能不能在这方面发挥一点积极作用。应当说，在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际的偏向。同时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也常受到来自实际部门的质疑。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试验室检验其正确性，而社会科学却不能，它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检验。那么科研的理论成果能不能首先进行社会试验，再把结论(不管原有的结论是否被试验所证明都一样有价值)提交给政府的决策部门，这样理论研究是不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候国际上流行一种扶贫到户的形式——小额信贷，它通过一种独特的制度设计，使扶贫资金目标明确地只指向那些需要帮助的穷人。这种目标明确的扶贫形式首先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后期开始设计和实施。但当时在中国却很少有人了解它。记得我知道小额信贷这个名词还是在“参考消息”的一则报道中，其他一切内容几乎一无所知。一次，杜晓山到孟加拉参加扶贫国际研讨会带回来了有关小额信贷更多一些的信息。一方面出于解决扶贫工作中不能够扶持真正贫困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考虑如何使理论研究更好地联系实际、更好地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支持，我们几个人也很想做一下这方面的试验。后来，我和杜晓山一起给时任孟加拉乡村银行副总裁的夏姆斯(我是在1989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亚太发展中心召开的一次贫困问题研讨会上认识他的，杜晓山是在那次孟加拉的会议上认识的，是一个孟加拉人)写信，希望从孟加拉乡村银行得到帮助在中国实验小额信贷。很快得到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积极回应，由孟加拉乡村银行提供5万美元的贷款。当时与我们建立有密切关系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负责扶贫项目的官员麦斯文知道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表示愿意在研究经费和相关的操作费用上给予资金支持。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还属第一次的试验性研究工作。在以后的十几年中福特基金会负责扶贫项目的官员换了几届，但小额信贷实验项目一直从福特基金会得到资金上和其他方面的大力支持。

试验项目的第一个试验点选在河北易县，之后扩大到河南南召和虞城，以后又扩大到陕西丹凤县。

不长的实验工作取得了一些效果，使用贷款的人都是我们经过精心挑选的，被认为是项目所在的村庄比较贫穷的农户，放下去的贷款也能够按期收回，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拖欠行为。这两点正好解决了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存在的两个难题，随后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一次，当时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杨钟转给我一份材料，是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些人到易县参观后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当时的总理李鹏把这份报告转给了当时负责扶贫工作的副总理姜春云，姜看后对易县试验作了初步肯定的评价。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试验已为国务院领导所了解，这给我们当时的试验工作一定的鼓舞。以后主管扶贫工作的副总理陈俊生对河南虞城项目点的肯定评价进一步推动了小额信贷更多的试验工作的开展。以后中央逐步采纳小额信贷做为扶贫政策和手段。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会议提出扶贫资金不仅要到县，而且要到村、到户。这是在总结了多年扶贫效益难以落实到真正贫困农户头上的经验教训以后，对扶贫资金使用上的重要调整。但是到村到户工作量大，并且需要完善的金融网络，这些都是银行无力单独完成的，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和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被政府采纳，成为一项扶贫政策。1998年2月，国务院扶贫办召开的全国扶贫到户工作座谈会指出，从今年开始，凡是没有进行小额信贷试点的省区，要积极进行试点工作；已进行试点的，要逐步推广；试点并取得成功的，可以稳步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当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做好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对小额信贷扶贫工作提出方针：积极试点，认真总结规范，逐步发展推广。还指出，总结和推广各种行之有效的扶贫到户经验，重点抓好小额信贷试点和推广。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总结推广小额信贷等扶贫资金到户的有效做法。1999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大会再次强调小额信贷扶贫的作用，本届会议的有关文件指出：小额信贷是一种有效的扶贫到户形式，要在总结经验、规范运作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行。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小额信贷从社会科学院的小规模试验点开始走向全国。小额信贷高速在全国扩展固然为以后出现的问题埋下隐患，但理论对实践发挥了如此大的影响完全出乎意料。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丹凤试验点的情况。丹凤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口扶贫单位。小额信贷的试验工作得到了县政府的有力支持，从开始的少数几个试验乡逐步扩大到全县。丹凤县的经验后来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决定在全省选择若干个县作为进一步扩大小额信贷经验的试点县，与此同时丹凤县所在的商洛地区也在全部7个县全面推广丹凤县的经验。一两年后，又在全省范围推广，成为全国推广小额信贷经验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省份。以后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在商务各地区举办多期培训班，遂使丹凤县的经验走向全国。但是利用扶贫贴息贷款由农业银行操作，各级扶贫办协助的管理体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至今问题不少。这一点就不是局部试验所能解决的问题了，需要从宏观上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和调整金融政策。

由于我有了小额信贷研究、试验和操作的经历，最近5年，许多小额信贷机构聘请我对他们的项目进行设计、评估、培训和总结。限于篇幅这方面的成果未收录到本书。

这本集子收录的文章是先按研究的问题分类，它大体反映了研究的问题的时间顺序。在同一类问题里，未按写作时间排列，而按讨论的内容排列，这可能更清晰地反映作者的思路。

 刘文璞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