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于大陆学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当然也就对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包含的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产生出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著作。

而《毁灭的种子》弥补了这一空白，它比较系统、客观地回答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国民党何以失败？这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一个在国际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易劳逸教授通过国民党自身的各种材料，运用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摘取若干典型事例，精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作者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援，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等等。

关于这本书的价值，可以用雷利·桑德兰的一句话来概括：“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

中译本序

原序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

第二章 农民、赋税与国民政府的统治：战争年代

第三章 农民、赋税与革命：战后年代

第四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三民主义青年团

第五章 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

第六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第七章 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

第八章 蒋经国和金圆券改革

第九章 谁丢失了中国？——蒋介石的自辩

结论：暴风雨与革命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译后记

第一章 地方和中央：云南对重庆

按照魏德迈将军的说法，“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说蒋介石不是一个独裁者，不过只讲对了一半。九州之地，蒋介石的手脚能够达到的地方，他的飞扬跋扈往往是独裁和专制的楷模，譬如，他会心血来潮地杀死一个贪官污吏或败军之将。但是，有一点魏德迈将军可以自信是说对了，就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往往受到各种牵制。

即使在那些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省份里，基层权力机构也会由若干中央政府驾驭不住的地方士绅来把持。几乎有一半的军队是受一些并不绝对服从中央命令的将领指挥。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十年间，许多省是在既不忠于蒋介石，而又擅自巧立军政名目的“省主席”统治之下的。因此，如果以当代西方的国家观念来衡量，国民党中国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并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对抗战中国民党的言行举止不无影响，显然也促使了它在1949年的垮台。

战前十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竭尽财力，一心想扩大它的统治区域。到1937年，中国版图的一半已不同程度地受其领导。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对一些省份的政治控制程度大大削弱了。由于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人口稠密、相对发达的省市，而这些地方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政治和经济的立足之地。因此，1938年底，蒋介石及其政府就不得不退入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大西南。在那儿，封疆大吏们对中央政府充满着猜疑、敌视和戒备之心。

例如，1937年春天，在四川的地方杂牌军和中央军几乎酿成火并，只是在经过_二番紧张而又微妙的谈判之后，才消除了重庆和南京之间的龃龉。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南京的医院咽气之后(他八成死于胃癌)，他的老婆和川军部下又大声指控这是中央政府为了搬掉执掌川政的障碍，才将他暗杀的。于是，四川的实力派拒绝张群接替刘湘当省主席。八年抗战，川省的“诸侯”，像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就自始至终抵制着中央政府对战时天府之国的觊觎。

抗战期间，阎锡山同重庆的关系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国民党的政治联合体是多么脆弱。当战端初开，阎锡山就被任命为二战区司令长官和蒋介石手下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可是，八年抗战，他从来没有莅临过重庆，更没有同蒋介石见过一面。虽然山西大部分地方已落入日本人和共产党手中，但他盘踞一隅，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阎锡山打出了自己的政党，名为民主革命同志会。他决不容忍中央军进驻二战区，并且抹去了他为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效命的诺言。尤其是1942年后，他发展了与日本人密切而亲昵的关系，甚至在日本人占领的太原建立了双方的联络处。

在阎锡山看来，战争后期，日本人对他的威胁远不如中央政府。据阎军的一个将领讲，在二战区，写在墙头标语中的“敌人”，首先指的是共产党。在阎锡山的名册上，二号敌人是时不时吓唬和插手山西事务的中央政府，下一名是日占区的汉奸，最后才轮上日本鬼子。

每个省同重庆中央政府的关系各有特点。有些省，像贵州和浙江，是绝对服从重庆的。另外一些省，如广东，军事长官余汉谋的忠诚度则为重庆深信不疑的省主席李汉魂所弥补。云南则大不一样，很难说它属于这类关系中的哪一种。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该省的具体情况，就能够看到一些对蒋介石脆弱的政治联合体至关重要的因素。

抗战爆发以后，云南才在国家政治中享有一席之地。由于战争推进到西南各省，它已是中国政府不可争辩的组成部分。但是，就文化和种族而言，云南还是化外之地。它离加尔各答比上海更近，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和它毗邻。如果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它的人口稀疏、土地贫穷，而且大半部分算不上汉化。法国人占有昆明到河内的铁路，为云南首先触及外部世界提供了便利，也输进了法兰西的雪茄、枪支、文化以及经济渗透。在省府昆明，颇有法国风味，鳞次栉比的法国公馆和住宅错落在熙熙攘攘的中国街区中。一点不假，直到1940年，驻昆明的美国领事馆，在其财务报告里还多半用法国比塞塔作计算单位，而不是云南当地货币。然而，云南人对一切外来势力都心存戒意，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汉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把自己深深地禁锢在封闭自守之中，倔犟的感情壁垒抵制住了中央政府的介入。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云南的军阀是龙云(1888—1962)。龙云出身于省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彝族，他很少涉足家乡云南境外。年轻的时候，他参加过活跃在云南的半公开的秘密会社。1910年，22岁的龙云投靠了云南省武备学堂校长唐继尧。唐收下他当了一名学生官，从那时一直到1927年，他们俩星月同升，交相辉映。辛亥革命后，唐继尧成了中国西南主要的政治实力派。在他手下，龙云确实从军阀和国民党杂乱无章的政治中学会了不少东西。这位乖巧的学生，终于在1927年发动了一场政变，赶走了恩师，取而代之当上了云南省主席。到1945年被蒋介石拉下台来，龙云始终是云南政治中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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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  易劳逸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中国，对于大陆学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当然也就对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包含的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产生出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著作。同样，对于台湾学者来说，由于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失败抱着无穷的懊恼、后悔和对共产党人的仇视，所以就竭力掩饰自己的失败。他们或是避而不谈、避重就轻，或是寻找借口、诿罪他人。因此，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一本比较客观地、认真地探讨国民党失败原因的著作。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曾经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不管是官僚政客，学者文人，都为此争论不休。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的评价，众说纷纭的解释充塞于报章杂志、大学讲台和政治集会之中。其中，既有许多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也不乏危言耸听的政治偏见。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三种看法：第一，以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为代表。它一方面竭力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明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援助不力，而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和人心丧尽。此外，也是苏联政府的阴谋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怂恿。第二，一些文人政客声称，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政府的罪过。他们说，从罗斯福、杜鲁门到马歇尔和艾奇逊，不是坚持反共防线，而是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反动以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以充分的材料，对国民党政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到了7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这种观点逐渐为多数人所赞同，并且出版了不少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著作。

《毁灭的种子》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一本，也是分析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最新成果。该书的作者易劳逸先生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专家，也是一位治学严谨、富有成果的学者。易劳逸先生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在《毁灭的种子》之前，他还发表了另外两本著作：《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和《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显而易见，这两本书和《毁灭的种子》是一脉相承的姐妹篇，它们比较系统、客观地回答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对于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在史实和理论上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缺陷。因此，当李宗一老师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时，我们感到，如果能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不仅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且还能使关心这一问题的广大读者从中有所收益。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进展顺利。李宗一老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本书的作者易劳逸教授也给予了热忱的帮助。在1987年10月初于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和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们见到了易劳逸教授，同他谈了我们的想法。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回国后不久，就给我们寄来了中文本的序言。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同志也为我们的译稿付出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