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孔、思、孟、荀、董的精神线索之外，道与禅是中国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翼。本书从远古巫教遗存—道家—道教到作为中国传统生存论思想顶峰的禅宗思想，考察了中国精神史的这一侧翼，从精神气质(Ethos)的范式，阐发了精神史的这一脉所蕴含的中国特质，为跨文化的中国精神史诠释提供了探索性例证。

在分论及附论部分，作者从审美维度上对道家、中国佛学、中国绘画进行探讨，并对20世纪中国精神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王国维和徐梵澄的思想进行了个案阐释。与全书内容相应，书中配以作者历年书法作品若干，从另一角度，彰显了本书的精神旨趣。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vs国际性的学术视野：

作者曾师从李泽厚研究美学，后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德国多所大学讲授汉学十余年，归国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汉学研究中心、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主持工作。本书即以解释学、现象学等哲学理念与方法研究传统中国问题的一个完美典范。

学术精神以文本和书法艺术作为表达，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

本书一改学术书版式呆板的传统，不仅标题书目，每一篇章作者都结合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和多年锤炼的文本。作者研习书法多年，曾在德国与中国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十余场，书法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本书的分论部分探讨道、禅思想对中国艺术的影响，而作者的书法实践是这些文章的具体表达。文字与书法作品的结合不仅使得版式活泼，而且使得本书的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从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层面向读者展示道禅精神。二十余幅墨宝，此次随书奉献读者。

“精神史”视角阐释道与禅，一大学术进步：

道、禅是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深远的两大文化传统，本书以全新的学术视角——精神史的阐释范式——对道与禅思想作出阐释学探索和现象学还原。以经典文本中的言说为切入点，描画道禅思想的精神气质。全面而细致的阐释了道与禅对人、世界、自由、自在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20年锤炼累积，快意抒发：

全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文献，并不冗长的篇幅内浓缩了系统性的阐发。但这并不会使本书显得“书呆子气”，反而让读者有快意之感。作者将其多年的思考以最凝练的语言表述出来，情感真挚，该颂扬处不惜笔墨，该批判处若疾风骤雨，该嘲讽处睿智幽默，行文流畅，酣畅淋漓。

自序

引论：思想史还是精神史？

本论：道禅精神史探索

 老子

 庄子Ⅰ

 庄子Ⅱ

 道教Ⅰ

 道教Ⅱ

 禅Ⅰ

 禅Ⅱ

 禅Ⅲ

分论：精神史与审美维度

 道家美学

 中国佛学美学

 中国绘画与中国文化(与麦荔红合作)

附论：两个精神史个案

 王国维

 徐梵澄(与孙波合作)

后记

出版后记

天地开辟，浩浩茫茫。

面对自然，面对宇宙壮丽的无穷景观，老子诗意地断定：“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人在世界上遭遇万物，从而也遭遇了自己。人通过命名来把握万物，经由人类的命名行为，世界被纳入了语言和知性的网络，也因此渐渐降低其外在性、异己性，从而成为人可以面对可以描述的对象，从而进人人的生活世界，成为精神生活的可能对象和资源。

命名行为从来富于随机性——在文明的发轫期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把汉字发展史作为这一问题的一个侧翼加以考察，从逻辑序列而言，似乎先有象形之创制，而后有指事、会意之滥觞，因之高度抽象性的名相也随之慢慢呈现。然而，这里并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序列。董仲舒云：“古之圣人，谝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谝而效也，谝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命名问题上的由：謞”而“号”，正略近于文字上之象形；而由“鸣”而“命”，当类于指事、会意之属，更是这些指事会意之后的事情。在董仲舒这里，“谪而效天地”也好，“鸣而施命”也好，皆为达天意者——名号之立，绝非逸致闲情，命名是圣人效天且达天之途。从本体论和生存论的角度，鸣而施命这一端，更是接近命名行为的本质。名者命也，鸣而命之。命名行为终究是人类整理世界的理性化历程的意义至为重大的一步。

老子把“道”作为宇宙的总机枢而设定。这一命名行为的意义是如此深远。道，以这个简单的音节为旗帜，标示了中国文化某些基本方面的风貌，集结于这一音节下的思想成果，渗透了并且依然渗透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某些层面。老子之后，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流派——道家和一个体系芜杂的本土宗教——道教都被归趋于道的旗帜下。

在非严格学术意义的西文语境中，Daoism/Daoismus往往被笼统地使用，或指道家，或指道教，或作为二者的通称。这无疑不完全符合中国精神史的实际情况。但这又确然导源于道的混沌性，导源于《老子》思想的混沌性——“道之物，唯恍唯惚。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恍呵忽呵！中有物呵！窈呵冥呵！其中有精呵！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其名不去，以象众父。”

老子充满自信，他确信他的直觉已经契悟了宇宙最高的真实和生命最深的玄机。此道，既精且真，尚且有信，推今及古，其名不去。似乎一切都将颠扑不破。然而即使如此，道还是依旧陶然于一片混沌之中……

没于混沌者，又岂但道？

《老子》又何尝不没于一片混沌之中？《汉书·艺文志》所录的邻氏、徐氏、傅氏之家“经说”，早就没于空濛之中。1973年马王堆帛书一出，人们才突然发现，这叫惯了千百年的《道德经》，原来竟是《德篇》在前而《道篇》在后！20年后，1993年郭店楚简的出土，又给老学提供了新的朦胧空间。至此，人们的期待值空前高涨，何时何日，地不爱宝，我们将又得到什么？

2.2

道家又何尝不没于一片混沌之中？老庄庄老，孰先孰后？梁启超掀起的笔墨官司至今犹在。我们倾向于胡适那似乎没有多少朴学后盾的论断：“《老子》书中论道，尚有‘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的话，是其书早出最强有力之证。这明明说他初得着这个伟大的见解，而没有相当的名字……”

这恰是老子与《老子》意味之所在，以道为号召的思想线索和精神遗产意味之所在。这恰也是思想的原始性与原创性之所然。这种混沌性是文明发轫期亦即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与思想流派的共同际遇。于是，五千言导出了累世不竭的千万言——说不尽道不完的老子！解老训老累世累代，道家道教若即若离。

闻一多先生指出：“我常疑心这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于神秘思想的宗教，更具体地说，一种巫教。”毫无疑义，道教其来有自——其基本精神向度确实来自先秦道家，而道家更其来有自——老子庄子的古典理性化成果必有某种幽远的渊薮。巫教时期的、古典理性化时期的和准体制宗教时期的三者互相承续，这该才是精神史这一脉的真正逻辑和流向。因此，在混沌的老子背后，自有更为混沌者在。

不论老子的身世如何扑朔迷离，从《史记》人们还是大略可以认定，(1)老子为南方之人，(2)老子为周之史官。《汉书·艺文志》有九流皆出于王官之说，这的确大大可疑。不过，就较为切近的文化渊源而言，道家出于史官文化，并不诞谬。然而，儒、墨、法、兵、纵横、阴阳诸家，与史官文化又何尝没有渊源关系呢？重要的是史当然也其来有自——史出于巫，巫史常常并称，然而不管于时间意义上还是于逻辑意义上，巫文化都是史文化的渊薮。

一切都必须从巫文化说起。《说文》云：巫者，“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日觋，在女日巫”；“祝，祭祖赞词者。”世界对于原始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现代人所难以完全契解的。太阳壮丽地升起，照临无边的海洋。太阳隐去，黑夜降临大地。流星划过。风暴骤起。雷声撼动苍穹。虹霓悄然掠过天际，又同样悄然地消失。生命与死亡，睡眠与梦幻……总之，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世界必是那样地使初民惶恐不宁。人不能容许世界以这样的异在性和不可理解性呈现，于是有了神话——这是原始人类的解释体系，通过迷茫纷纭的表象，世界被诗意地定位和编织起来，从而消除其观念上的异在性；于是有了巫术——这是原始人类的操作体系，通过神奇怪异的仪式，世界被人的行为所“干扰”而消除其实践的异在性。古代中国的巫文化，便属于这一历史进期。巫，约略地是这一时期身兼多职的人物——他们首先可能是部落或民族的领袖，又同时是文化的承荷者。他们负责解释世界，解释人生，沟通有形与无形、人与神、实存与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是诗意的、泛灵的。

从巫到史，人类不知跋涉了多少万年。史无疑正是巫的延续和转型，并且，在中国上古史上，巫史确曾长期交错并存。“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史之职也。”乍看起来，似乎巫史的文化功能几乎相同，事实上，新质的文化因素早就酿成。史者“从又持中”，清人江永周指出，凡官府文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王国维进而指出：“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者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重要的正是这个“不甚区别”，这说明了先秦时代史的功能正涵盖了这三方面。史文化的特质也正在于此。原始时代之巫师的文化功能几乎是全方位的；而殷周时代情况则大大不同。据《礼记·曲礼》所载，天子所建的典司六典的六大天官，大史不过是其中之一，其余尚有大宰大宗，等等，其文化功能如何，今天已难确考。但无论如何，史之掌书记事、职事治人的文化功能，昭示了某些新的文化因子：政教分离(巫可能本身就是首领，而史却无论如何不过是辅弼)；古典理性化历程的发轫；一种初级形态的理性——经验理性的出现。

道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崛起的。《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道家著述凡三十七家，其中绝大部分于今荡然无存。《老子》于是成了传世最早的成熟的道家著作。它的出现，实是巫史文化的一次大综合。P16-20

湘潭毛润之氏曾谓，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我愿意相信，斯言所论，确有某种颠扑不破的东西——无论其为真理，还是信念。我也确信，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必然是20世纪精神史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

一个由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技术、统计学、阿拉伯数字、摇头晃脑的科层制等等自觉联席统治的所谓后现代世界，常常是一个直截了当反精神的世界。惟其反精神，故而往往充斥了各种花里胡哨的伪精神戏剧。因此，从学理的角度，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的观念。

笔者对精神史观念的逐渐自觉，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这里奉呈出来的这点文字，相当部分初成于那些年头。自1991年负笈去国，开始精神流浪以来(当然也不仅仅在精神意义上)，精神史问题始终未能释怀。然学理上的探究则始终延宕，迟迟未曾着手。自数年前归国以来，一直尚未能树立这个时代绝对必要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多快好省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所以对以往文字的整理和重思一直搁置至今。

在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中，面对同一个生活世界，同样面对在技术的威力和光焰中变得日益可有可无的精神问题，海德格尔(M.Heidegger)和霍克海默(M.Horkbeimer)的反应大相径庭而又同样“经典”。海氏甚为豪壮——“凡是精神统治之处，如此这般的在者(das Seiende als solches)将越来越具备存在品格(immer seiender)”；而霍氏则颇显苍凉——精神不过是一种过渡性显像，它属于人类的童年。

不管精神问题是否真如霍克海默所言那样，仅仅属于人类童年，今将这点文字奉呈在此，先立此存照，以示未悔少作。是为序。

杨煦生

2009年夏月某日凌晨天嘘堂中

“杨朱无书”。在杨朱的时代，无书自有其不遑究问的理由。

杨朱而外，对于传统中国士人来说，“点墨落纸，大非小事”。“三不朽”中，只有“立功”一项，是可以大声嚷嚷的。“立德”“立言”二者，都事关谦卑和敬畏，属于吭吭哧哧的事体——我们本来生活在一种与文字有特殊缘分、对文字有特殊敬畏的文化中。

然而，不知何时，写呀写终于成为今日读书人的命运。

不管有多少种书写的方式和宗旨，有一种明明白白的书写的宗旨和动力就是感恩。本书该当此属。这时分，正是向默默知我爱我理解我的朋友们表达我的感恩之情的时刻。

感谢李泽厚教授、薛华教授、孟华教授、钱理群教授、陈平原教授、夏晓红教授、朱孝远教授、萧延中教授、陈少明教授的关爱和敦促。

感谢孙波、王建、白乌兰、李学军等各位挚友的厚爱和宽纵。

感谢傅城城、李頔、廖恒、邓建华、马婷、王慕尧、刘云屏、何欢、戴谋、陆涛、郑家欣各位同学的各种方式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在遥远的南方的家父和继母、姐姐和姐夫以及在家乡和在他乡的亲人。

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吴兴元先生、黄燕华女士、张鹏先生、方理女士，其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辛劳的各位朋友。

是为记。

杨煦生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