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和秀丽的天城
元代的湖滨失却城墙与城门，其情形如何，很少见于著录记载。
元代，临安复称为杭州，此后未再改称。杭州在元代遭受一定的破坏，故宫被毁，城市凋敝，西湖也废而不治，前人以“版荡凄凉”来形容。
隋唐以来，“三面云山一面城”是西湖给人的最初印象。为了表示天下统一，元王朝禁止修建城墙，杭州的城墙与城门逐渐被夷平，南宋豪门在湖滨的别馆园墅渐多废圮。清波门外柳浪闻莺日益衰败，零落成水塘泽地，聚景园遗址竞成为南下迁居杭州的回民的集中墓地，俗称回回坟，也叫坟山窠。
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元代的杭州在文化上、经济上与北方包括西域各国的交融程度，似乎还要超越前代南宋。当时，很有一批少数民族文士俊才在杭州居住、活动过，朝廷和杭州地方政府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这中间有一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过杭州，后来在他的行记中，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杭州和西湖。
马可·波罗(1254—1324)，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他约于1271年11月随其父亲、叔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穿越帕米尔高原来到东方。1275年5月至上都，颇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仕元十七年。他游历几遍中国，曾至今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后因伊儿汗国汗遣使向元室求婚，他奉命护送公主出嫁，1292年初离开中国，从海路抵达波斯，1295年末返回威尼斯。1298年，他在战争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鲁思梯谦笔录成书，是为《马可·波罗游记》。1299年，他获释，这部游记很快被人们争相传诵，并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有所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盛赞了东方的富庶，文物的昌明，其中对杭州和西湖的介绍在卷二《忽必烈大汗和他的宫廷，西南行程中各省区的见闻录》中，占据“雄伟富丽的京师城”和“京师大城其他详细情形”两个章节的篇幅，文字用量远远超过其他部分。这说明了杭州在当时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马可·波罗对之印象极为深刻。
马可·波罗开篇是这样说的：杭州是“雄伟富丽的京师(即杭州)城，这个名称就是‘天城’的意思。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
接着，马可·波罗分杭城、西湖、皇宫进行叙述。“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位于一个清澈澄明的淡水湖与一条大河之间。湖水经由大小运河引导，流入全城各处……最终流人大海。城内除了陆上交通外，还有各种水上通道，可以到达城市各处。”总括之后，由河而讲桥梁，讲连接的街市，讲两旁的店铺，讲赶集和商业供货，由此而再讲生活习俗，讲社会分工、从事职业，讲人的修养与礼仪。
西湖是马可·波罗描绘的重点。
在我所说的湖的周围有许多宽敞美丽的住宅，这都是达官贵人的寓所。还有许多庙宇及寺院，寺中住着许多僧侣，他们都十分虔诚可敬。靠近湖心处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有一座美丽华贵的建筑物，里面分成无数的房间与独立的亭子……
除此之外，湖中还有大量的供游览的游船或画舫，这些船长约十五至二十步，可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所以航行时不至于左右摇晃。昕有喜欢泛舟行乐的人，或是携带自己的家眷，或是呼朋唤友，雇一条画舫，荡漾水面。画舫中，舒适的桌椅和宴会昕必需的各种东西一应俱全。船舱上面铺着一块平板，船夫就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插入湖底——湖深不过一二寻——撑船前进，一直到达目的地。这些船舱内油彩艳丽，并绘有无数的图案；船的各处也同样饰以图画，船身两侧都有圆形窗户，可随意开关，使游客坐在桌前，便能饱览全湖的风光。这样在水上的乐趣，的确胜过陆地上的任何游乐。因为，一方面，整个湖面宽广明秀，站在离岸不远的船上，不仅可以观赏全城的宏伟壮丽，还可以看到各处的宫殿、庙宇、寺观、花园，以及长在水边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又可以欣赏到各种画舫，它们载着行乐的爱侣，往来不绝，风光旖旎。事实上，这里的居民在工作或交易之余，除掉想和自己的妻子或情人在画舫中或街车上休闲享乐之外，别无所思。
对南宋皇宫的介绍，马可·波罗承认是道听途说，执笔记录者鲁思梯谦也没有讳言：“马可·波罗在京师时，曾遇见一个年迈的富商，他曾是法克佛的亲信仆人，深知法克佛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上述的所有情况都是他告诉马可·波罗的。”
马可·波罗到杭州的闻见当在元初的至元后期。当时，杭州城墙已经拆去，他认为西湖就是在城中的，所以“这座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在他看来杭城的各种面貌表象好像没有变化，西湖游赏好像依然照旧，两方面相互融会，旅游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人们精神需求的一部分。
出入街衢坊巷，出入湖山胜景，湖不再作为城的依靠，而仅仅作为凭借。湖城相映，是就风景而言，就城市的环境品质而言。也许，在元代短暂失却城墙的湖滨的意义正在这里。
英国著名的汉学者慕勒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和西湖的内容是全书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部分。他说，在中世纪西方人的眼里，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和西湖就是人间的天堂、现实的乐土。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他的行记有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后记”)。这本“世界一大奇书”对推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它曾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有一百四十余种抄本，无疑是中世纪伟大的旅游神话。
马可·波罗在杭州没有留下史迹，很长一段时期也没有人提及过他，只有一个传闻，记录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游记中，说灵隐寺五百罗汉堂里的某一位罗汉就是这位西域来的奇人。看来同清代传说的十八罗汉像中有乾隆皇帝的尊容一样，可笑是可笑，但马可。波罗的影响有点显露了。
于今，马可·波罗对杭州对西湖的意义大不同，湖滨六公园北面延扩的新景区立有这位传奇般的旅行家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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