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评传》从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蜕变与新生这一角度切入，展现了近代中国“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的一生。这部评传，熔入了作者姜义华研究章炳麟思想近四十多年来的心得。

本书分作三编。甲编叙述章炳麟革命生涯，依据新公布的各种档案和其他资料，重点充实了章炳麟结束北京幽囚生活后的政治活动。乙编根据章炳麟一生主要著述，依次逐一进行剖析，力求展现章炳麟学术成就与思想全貌。丙编试图将章炳麟置于同他关系密切的诸知识精英群体中加以考察，以进一步显示其思想、学术的复杂性格。

《章炳麟评传》从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蜕变与新生这一角度切入，展现了近代中国“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炳麟的一生。

本书主体部分包括三编：甲编叙述章炳麟的革命生涯，政策斗争经历；乙编对章炳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伤口依次进行分析、评介，说明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全貌；丙编结合章炳麟同康有为、孙中山、宋加剧、刘光流、吴稚晕、吴承仕、鲁迅的关系，探讨了章炳麟同广东两大知识精英群体、浙江、江佃等不同知识 精英群体的关系。

《章炳麟评传》利用了迄今国内外所已发现的相关所有第一手资料，反映了作者姜义华研究章炳麟思想40余年的心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序编 学问与革命：知识精英的蜕变和新生

甲编 革命家章炳麟

 一、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最初质疑

 二、初试时代主题：救亡、启蒙、变革

 三、革命之路的择定

 四、民族革命的社会政治动员

 五、革命领导中枢革命党的建设

 六、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联合

 七、和立宪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论战

 八、民众斗争的进一步发动

 九、抗议日本当局封禁《民报》

 十、内讧再起与重建光复会

 十一、建立中华民国

 十二、从反对激烈主义到反对稳健主义

 十三、虎穴之中的生死之搏

 十四、从“护国”到“护法”

 十五、“联省自治”的发动与流产

 十六、反对革命的新转变

 十七、老骥伏枥：奋起抗日救亡

乙编 思想家与学者章炳麟

 一、朴学精粹：《春秋左氏读》

 二、建立孔教驳议：《儒术真论》

 三、尝试走自己的路：《言书》修订本

 四、两千年范式的颠覆：《言书》初订本

 五、深层忧患中哲学转向《俱分进化论》

 六、无神无我的新宗教：《建立宗教论》、《无神论》与《人无我论》

 七、近代语言学的奠基：《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与《国故论衡》卷上

 八、“文学复古”：《国故论衡》卷中

 九、诸子思想的新诠释：《国故论衡》卷下

 十、对“人与人相食之世”的哲学抗辩：《齐物论释》

 十一、中华文化总检核：《检论》

 十二、思想与学术的自我总编者按：《自述学术次第》与《到汉微言》

 十三、晚年学术耕耘：从《猝病新论》到《章氏丛书续编》

丙编 时代精英群体中的章炳麟

 一、章炳麟与康有为

 二、章炳麟与孙中山

 三、章炳麟与宋恕及浙江学人

 四、章炳麟与刘光汉及国粹派学人

 五、章炳麟与吴稚晖

 六、章炳麟与吴承仕

 七、章炳麟与鲁迅及国学讲习会诸学子

附录

 章炳麟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自1906年7月章炳麟东渡主持《民报》以来，《民报》不仅在海外，而且在国内知识界，影响迅速扩大。他在《民国光复》演讲中曾说：

三年期满，出狱东渡，同盟会已由孙中山、黄克强等成立，以余主《民报》。初，孙之兴中会可号召南洋华桥，黄之华兴会可号召沿江会党，徐锡麟等之光复会可号召江、浙、皖士民，三党纠合为同盟会，惟徐锡麟未加入。黄克强系两湖书院出身，留学生亦多通风气。国内文学之士则未能生影响。自余主《民报》，革命之说益昌，入会之士益众，声势遂日张。

这当然有些过甚其词。但章炳麟以其声望与学术素养，使国内“文学之士”即知识界有影响的人士开始重视《民报》，阅读和传布《民报》，则是事实。

章炳麟主持《民报》后，积极倡导“平民革命”，努力促进革命党的思想建设，深入批判保皇主义，支持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使《民报》既保持了此前的革命精神，又显示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孙中山率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离日赴南洋以后，一方面由于同盟会内部特别是章炳麟与孙中山之间环绕经费使用、购买日本军械等事产生误会和纷争，另一方面由于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人和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密切往还，《民报》从第14号起，在继续坚持反对清政府统治革命宣传的同时，更广泛地展开了具有浓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宣传，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正在中国扩大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采取了比先前远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则热情加以支持。从《民报》第18号至第20号，由于章炳麟脑病加剧，该刊转由张继、陶成章主编。从《民报》第21号起，重由章炳麟主持，这时，章炳麟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空谈的危害，对无政府主义的战略、策略展开了批判，同时，更注重于支持国内民众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清廷和立宪党人紧锣密鼓的立宪活动实质的揭露，使《民报》更为生气蓬勃。

1906年9月出版的《复报》第4号刊登的《民报广告》说：“本报以发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民生主义，而主张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为目的，……适遇余杭章炳麟枚叔先生出狱至东京，遂任为本报编辑人。报事益展，销行至万千余份。”报事益展，影响益大，而所遭到的来自清政府方面的压力也益大。清廷严令禁止《民报》在国内传布，并一再向日本交涉，要求查禁《民报》，使《民报》处境日益困难。

1907年9月4日，清廷外务部照会日本当局，要求日本政府对在日出版的《民报》、《洞庭波》、《天义报》、《复报》等刊物和一些书籍“一体禁止出版”、“严禁印刷递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向外务大臣林董建议，为示好于清廷，以牟取在中国东北获取更多权益，对于中国革命党人所创办的刊物，“无论其记事于法令上有无差支，均需采取一种行政手段，设法加以禁止，至少亦须加以严格的限制”。日本当局因清廷在东北各项权益让予上尚未能满足日方要求，未立即查禁《民报》等刊物，但加强了对刊物的检查和中国革命党人的监视。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加紧进行扩张，并竭力阻止其他列强染指东北。可是，美国却不买日本的帐，执意要将其势力挤入东北。这时，担任奉天巡抚的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利用这一关系，计划在东三省设立银行，投资兴建从新民屯到法库门的铁路，投资于东北林业、矿业和农业的开发。美国的这些活动，使日本当局更急于使清王朝在东北权益上及早向日本屈服，为此，一面加紧施加压力，一面试图以打击在日活动的中国革命党人向清廷利诱。1908年7月，西园寺公望内阁为桂太郎内阁所取代。桂太郎为陆军大将，1901年至1905年首次组阁，缔结日英同盟，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7月曾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签订关于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优势的秘密协定。这是他第二次组阁。驻英大使小村寿太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9月25日，小村寿太郎向内阁提出《对外政策方针》和《对清解决有关满洲各项问题的方针》，前者包括帝国对各国态度、对外经营、修改条约三部分内容，后者包括将问岛划为朝鲜领土、阻止建筑法库门铁路、不拆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而改作南满铁路支线、延长京奉铁路日本应得权益、将抚顺及烟台煤矿让渡给日本、日本取得安奉路及其他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等六项内容。解决各项在华特殊权益问题，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对英、美、德、法等各国政策，都服务于解决这一中心任务。内阁就这两个文件作出了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中明确指出：日本对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经常对该国占据优势地位的觉悟”，对手在满洲所拥有的地位“必须讲求使现在的状态永远持续到将来的策略”。决定强调说：“在现今中国对帝国抱有反感的情况下，帝国不仅达不到上述目的，而且恐不免有陷入他国离间中伤之虞。为此，帝国今后应对中国尽力融和其感情，采取使其尽可能信任于我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准备万一发生事变之际不得不施以威压，另一方面在平时要尽量避免会引起中国官民恶感的措置，专注于用去名取实的方法在该国扶植我国的势力。”正是基于这一方针，日本政府决定答应清廷请求，查禁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民报》等报刊。

正在这时，清廷派遣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出使美国，答谢美国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美国此举，一是为对清廷表示亲善，二是为用这一笔钱在中国培养一批亲美的“领袖人才”。舆论认为，唐绍仪赴美将与美方签订关于东三省开发的一系列合同，进而建立“清美联盟”。这一事件刺激桂太郎、小村寿太郎加紧行动，一面同美国协调，指示日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罗脱以换文形式，保证在侵华问题上“互相尊重对方权益”，一面接受唐绍仪路过东京时再一次提出的封禁《民报》等革命报刊的要求，立即付诸行动。P98-102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校毕清样，距离动笔撰写，已经整整六年了。

从撰写大学毕业论文开始，章炳麟研究已经持续40余年。前四分之一世纪的成果，是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现在这部评传，熔入了近十多年来新的心得。

本书分作三编。甲编叙述章炳麟革命生涯，依据新公布的各种档案和其他资料，重点充实了章炳麟结束北京幽囚生活后的政治活动。乙编根据章炳麟一生主要著述，依次逐一进行剖析，力求展现章炳麟学术成就与思想全貌。丙编试图将章炳麟置于同他关系密切的诸知识精英群体中加以考察，以进一步显示其思想、学术的复杂性格。

限于篇幅，许多部分未能展开，不少珍贵资料及考证未能详细介绍。但有哪一部历史著作，不带有类似的遗憾呢？

这部评传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匡亚老。正是他的嘱托与期待，逼着我不得不搁下其他一些课题，先行完成这部著作。匡亚老如此执著地推动中国思想家研究，其精神感人至深，也为我辈后学作了表率。

这部评传的完成，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内人张容轩主任医师。为梳理众多资料，家中地上、书桌上乃至餐桌上，到处堆放着各种书籍、照片、笔记，几年中蜗居内总是给弄得乱糟糟的。有时外出讲学、开会，这些材料摊放着，一放就十多天、数十天，将家人都挤在一隅。但家人仍充分理解与全力支持，并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所以，这部著作的完成，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贡献。

这部评传的完成，还要感谢蒋广学先生，不是他一次又一次催稿，这部书稿肯定还会拖下去。茅家琦教授的关注与鼓励，责任编辑莫永明研究员高效而仔细的工作，都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姜义华

2001年12月22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