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总统为纬线，再现了美国情报工作随着总统变更而变化的历史，论述的主线是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如何使用情报，如何建设和发展情报事业，关注的是每任总统任期内关于情报的主要议题和成就，尤其是这些问题如何受到总统本人及其思想意识和其政府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美国的情报发展史不仅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还与历届总统的性格、经历、治国理念、决策风格和情报观念密切相关。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统与情报的关系，不仅可以从中了解美国总统对待情报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以及对美国情报事业的不同影响，也可以了解美国情报机构如何由弱小走向强大，如何在内耗和挫折中执意向前，如何在顺境中跌倒，在逆境中突破。本书以时间为经、以情报工作为纬，再现了美国情报工作随总统变更而变化的历史……

前言

第一部分 重要变革期

 第一章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1945)

任职最长的总统

从轻视情报到重视情报

设立部际情报协调委员会

成立情报协调局

组建战略情报局

罗斯福与杜诺万

简要评介

 第二章 哈里·S.杜鲁门(1945-1953)

意外成为总统

解散战略情报局

中央情报机构转型之争

成立中央情报组

成立中央情报局

走马换将

简要评介

第三部分 冷战时期

 第三章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1961)

从军人到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观和决策方式

任命艾伦·杜勒斯为中情局局长

重视保密工作

U-2高空侦察机

导弹差距

重视秘密行动

加强对情报的管理与协调

国家情报评估

简要评介

 第四章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1-1963)

“迷”一样的总统

初登总统宝座7

猪湾事件

反思与变革

撤换中情局局长

古巴导弹危机

简要评介

 第五章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63-1969)

争强好胜的总统

约翰逊的情报使用和决策方式

撤换中情局局长

越南战争

简要评介

 第六章 理杰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69-1974)

选举的阴影

尼克松的决策风格

独特的情报管理和使用方式

赫尔姆斯的坚守与尴尬

“政治局长”——施莱辛格

黯然离去

简要评介

 第七章 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74-1977)

唯一没有用票选出的总统

福特的决策风格

福特的情报观和使用情报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地位的衰落

福特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与保护

控制秘密行动

撤换中情局局长

简要评介

 第八章 小詹姆斯(吉米)·厄尔·卡特(1977-1981)

最无能的总统？

卡特的情报观和管理情报方式

撤换中情局局长

最重视技术的局长——特纳

伊朗人质危机事件

简要评介

 第九章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81-1989)

伟人还是傻子

让情报机构重整旗鼓

协调运作的国家情报机构

里根政府的情报活动与苏联的垮台

韦伯斯特临危受命

简要评介

第三部分 冷战后调整期

 第十章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89-1993)

唯一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总统

布什的中国任职经历

布什的情报理念和决策方式

留任韦伯斯特为中情局局长

任命巴伯特·盖茨为中情局局长

巴拿马行动

布什等高层为何不相信伊拉克会全面入侵

海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

情报改革计划

布什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情报使用

简要评介

 第十一章 比尔·克林顿(1993-2001)

绯闻缠身的总统

调整国家战略和情报工作重心

频繁更换中情局局长

削减情报经费和人员

成立国家图像与测绘局

情报改革与阿斯平／布朗委员会

克林顿为何没有对本·拉登下手？

简要评介

第四部分 新一轮大调整

 第十二章 乔治·沃克·布什(2001-2008)

浪子回头的牛仔

法院判定的总统

父子总统

老布什的情报灌输和影响

小布什的执政风格

“9·11”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是否忽视了预警情报？

“9·11”独立调查委员会

伊拉克战争

情报失误？

小布什是否“政治化”情报？

“情报门”丑闻

特尼特辞职

波特·戈斯的就任与辞职

迈克尔·海登接任中央情报局长

新一轮大调整

改革的背景

国家情报主任

由“烟囱”走向“融合”

军方的竞争与担心

首任国家情报主任内格罗蓬特

三份备忘录

围绕伊朗核武器的情报评估

又一个“水门事件”？

简要评介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从轻视情报到重视情报

美国的军事情报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1775年7月2日，华盛顿组建了美国第一支情报队伍，用以获取英军的有关情报。时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不仅亲自挑选优秀人才从事情报工作，还直接向间谍下达指令，亲自分析研判情报人员发回来的情报。并据此制定作战计划和行动方案。美国独立后，人们对情报工作并不是很重视。当时美国的这种做法与西方国家的整体氛围是一致的。西方国家认为，和平时期根本不需要专职情报机构，只有在战时或明显感到战争威胁时才需要情报。受整个欧洲国家大环境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影响虽然扩至全球，但对情报工作仍不是很重视。原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甚至认为，君子不应该拆看别人的信件。虽然后人曾对史汀生是否说过此句话产生过怀疑，但史汀生生前并没有予以否认，想必还是说过这句话的。现在看来，这句话对情报工作而言显得愚昧无知，但在当时却是美国社会对情报工作的普遍态度，情报机构沦落为发配低能军人的单位，情报也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些情报机构开始被取消或者裁员，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密码破译机构——“黑室”，也于1929年被迫关闭。此后，只有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偶尔进行一些密码破译工作，美国的情报工作基本陷入了停滞期。

美国情报机构真正大显身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者。罗斯福入主白宫时。正值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执政初期，罗斯福忙于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国内各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对外仍然延续奉行中立政策。此时，尽管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机器已开足马力准备发动战争，尽管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呼之欲出，但美国人仍然希望能够置身事外，远离战争。当时的罗斯福并不热衷关注欧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他仅仅是依靠美国驻外的外交官员向其汇报各国情况。不过，由于外交官员提供观察分析的角度不一，各种情报出入很大，罗斯福很难从中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因而这些情报并不能给罗斯福带来多少有用的信息。1937年连任后，欧洲以及亚洲的局势日趋紧张，加之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有所减轻，罗斯福逐渐将重心转向外交事务。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英联邦国家也随即对德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由局部战争走向了全面爆发的阶段。当晚，罗斯福对美国人民进行了著名的“炉边谈话”。他指出，一旦发生战争，所有国家的和平也就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美国和平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那些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概况并不全面了解”却轻易提出的保证或预言。此时，罗斯福意识到，他必须及时掌握欧洲、亚太等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况，并对德国、日本的战略意图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在此情况下，罗斯福开始着手改组情报机构，并频频向外派出特使，加强对外情报搜集。很明显，此时的美国已经不再安心做“君子”。正如美国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情报术》中反驳亨利·史汀生的观点时说： “当国家的命运和战士的生命危在旦夕时，君子当然要拆看别人的信——如果能够拿到手的话。”

P6-7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设立一神秘机构——形势分析室。用来及时掌握和处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大情报。虽然它名称普通，面积不大，但这里下达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上通总统，是美国总统应对和处理危机的核心场所，是名副其实的“神经中枢”。形势分析室由情报人员24小时值班驻守，负责处理各方面报送的情报信息，并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在第一时间通报给相关决策者，其中最重要的情报用户就是——美国总统。在这里，“不要让你的老板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这一被肯尼迪总统不断强化的原则也被后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所认可。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行政权归总统，情报工作属于行政范畴，首先要对总统负责。因此，美国总统既是最高层次的情报使用者，又是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情报发展史不仅与其成为世界最强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还与历届总统的性格、经历、治国理念、决策风格和情报观念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与情报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美国十二位总统对待情报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以及对美国情报事业的不同影响，也可以了解美国情报机构如何由弱小走向强大，如何在内耗和挫折中执意向前，如何在顺境中跌倒，又在逆境寻求突破。

当美国总统作为最高层次的情报用户时，中央情报主任(现在是国家情报主任)是他的首席情报顾问。中央情报主任领导情报界委员会撰写的《国家情报评估》是情报界内最具权威性的产品。由于中央情报主任兼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中央情报局每天向总统提供《总统每日简报》也是一份供总统使用的重要情报文件。肯尼迪总统习惯每天早晨阅读《总统每日简报》。约翰逊没有肯尼迪的情趣，他喜欢每天一结束时看一份情报流水账。其实，美国总统使用情报最主要的方法还不仅仅是阅读情报文件，还有直接与情报首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其形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接触：二是私下与中央情报主任进行接触。其中，第一种形式较为正式，也是使用最多的形式。按照惯例，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中央情报主任首先要就即将讨论的问题作一次有关情况介绍，然后留下来参加整个会议，以便解答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联系总统与情报之间的桥梁，不仅有利于总统使用情报，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情报的作用。里根任总统时，还破例给予时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凯西以内阁成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决策。不过，这种形式也有出现变化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月21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亨利，基辛格告诉时任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介绍情况以后即可离开，不必留下来参加讨论，这令赫尔姆斯非常郁闷，在国防部长莱尔德进行干预以后才予以改变。第二种形式，即总统定期会见中央情报主任，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肯尼迪允许麦凯恩随时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特尼特也随时可以见到小布什总统。当中央情报主任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和支持时，不仅很难见到总统，即使一些有益的措施也得不到总统的支持。

当总统作为情报管理者时，通常有四种方式来管理情报机构。第一，通过制定法律和颁布行政命令来管理情报界。这是美国总统调控情报机构的主要方式。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是美国情报工作的奠基式文件，《2004年度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也属于情报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是美国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依据。相对于情报法律。行政指令是总统经常采取的形式。例如，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成立战略情报局的总统指令、福特总统颁布的《美国对外情报活动》(第11905号行政命令，1976年2月18日颁布)、卡特总统颁布的《美国情报活动》(第12036号行政命令，1978年1月24日颁布)等。这些行政命令对美国情报工作更具指导性。第二，通过中央情报主任(现在是国家情报主任)来管理情报界。相对于硬性的法律和总统指令，总统通过任命自己中意的人来管理美国整个情报界要柔性得多。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时，杜鲁门将其定位为情报协调机构，而不是情报侦察机构。他的初衷就是希望中央情报主任只当“裁判员”，负责协调整个情报界，从而避免美国情报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由于中央情报主任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兼任，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人事和资金控制权，逐渐使得中央情报局由一个协调机构转变为需要被协调的一个机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这种“裁判员+运动员”的角色决定了中央情报主任很难行使协调和管理整个情报界的职能。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客观的原因，如总统的支持度不够、情报机构之间倾轧现象严重等，也有中央情报主任主观不作为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历届中央情报主任，无论就任时对协调工作有何想法，不久都得出结论认为：最好还是经营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情报局，而不要企图去经营一个联邦式的情报界。无论是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约翰·麦凯恩还是尼克松总统时期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们作为整个情报系统的全面负责人是得到总统支持的，但’是他们也从未找到执行这种权力的实际手段。要想取得真正的控制权，唯一的办法是将所有的情报工作都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领导之下，但谁都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现在这个协调和管理的角色变成了国家情报主任，国家情报主任的权力虽比中央情报主任大很多，但能否真正能够履行职能。还需进一步观察。第三，通过设立各种委员会来管理情报界。除了总统指令和任命中央情报主任以外。总统还可通过各种委员会来管理情报机构。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外，美国总统们还成立了一些其他委员会来管理情报机构。例如，1956年，艾森豪威尔设立了总统对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肯尼迪上台后解散了该委员会，但不久就又恢复了该机构，并将名称改为总统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非专职的委员会，任务是向总统报告美国情报人员的表现、进步与问题。1978年。卡特取消咨询委员会，但将咨询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保存了下来。1981年，里根又恢复了该委员会，一直沿用至今。第四，通过控制情报经费来管理情报界。预算局是美国总统控制情报机构的核心部门，它为白宫密切监督政府各部门经费，确定财政优先权，有权削减各个联邦机构费用，甚至取消整个计划。尽管情报界对预算局的决议可能会有异议而向总统申诉，但通常情况下，总统不会强迫预算局改变意见。

美国总统之所以如此重视和依赖情报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必须要及时掌握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关的重大情报，唯有如此，才能做出一个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高质量决策。老布什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当过总统，他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小布什也同样能够重视情报工作，使用好情报。据白宫主管安德鲁·卡德透露说，老布什曾明确指示小布什要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并称“只有这样才能当好总统”。小布什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他就任总统后不久就要求安德鲁·卡德安排他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会面。遗憾的是，小布什只是把情报工作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挡箭牌，缺少对情报工作本身的尊重和理解，肆意扭曲了情报的客观性，并有意“政治化”情报，这不仅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反恐”越反越恐，也使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大受损失。这说明，领导者不仅要重视和使用好情报，还要充分尊重情报工作的客观规律，否则损失的不仅仅是情报工作本身，还有更大的国家利益。

其实，领导人的决策、施政过程就是在“写历史”。在书写的过程中有坦途，也会有险滩。情报的最大用处就是能够帮助决策者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并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对决策者来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情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顺境中，情报可以帮助决策者把历史写得波澜壮阔、精彩纷呈，在逆境中，情报可以帮助决策者力挽狂澜，在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和鼓励下，我们编写了这本书。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总统为纬线，再现了美国情报工作随着总统变更而变化的历史，论述的主线是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如何使用情报，如何建设和发展情报事业，关注的是每任总统任期内关于情报的主要议题和成就，尤其是这些问题如何受到总统本人及其思想意识和其政府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由于学识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有纰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谅解。

老布什曾经说过：“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情报系统”。老布什能有这样的认识，不是因为他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是因为他当过总统，而是因为他是这两个职务的“结合体”，所以这句话才显得弥足珍贵，才具有权威性和警示性。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今天的美国这样重视和依赖情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可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这12名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决策风格、情报理念和情报使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美国的情报事业在他们的领导和关注下取得了蓬勃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情报力量，一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的情报体系，一种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一种独具特色的情报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报大国。

纵观美国的情报发展史可以发现，美国总统对情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非一以贯之，也曾经历过轻视、漠视，甚至厌恶；美国的情报工作发展并非一番风顺，也经历过反复、挫折；美国情报机构之间也并非总是友好相处、以大局为重，他们的竞争有时非常激烈，甚至残酷。然而，当灾难来临时，这一切弊端都会暴露在“阳光”之下。情报防线“失守”的代价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幸运的是，美国是一个善于反思并且能够反思的国家，于是每次失误后美国总是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情报改革。“亡羊补牢”的成本巨大，作为情报大国的美国，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却始终跳不出因失误而改革的“怪圈”。这表明情报改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仅需要推动力量，还需要等待最恰当的改革时机。

俾斯麦曾经说过：“愚蠢的人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聪明的人从他人的经历中学习。”情报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如果忽视了情报建设和发展，这种“债”是迟早要还的。以美国来说，上一次是“珍珠港事件”，这一次是“9·11”恐怖袭击，那么下一次呢？相信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未来的美国总统才能回答，答案的关键在于他上台后如何建设情报力量以及如何使用情报力量。因此，总统与情报这场大戏，随着新总统的上台还将会继续上演。

情报是美国预测危险的工具，情报机构现在是而且将来永远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它能把任何时候出现的威胁在其造成破坏之前消除掉，它也可以成为预测机会的手段。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情报系统。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门，是政策与情报的支点……情报在我的决策工作中一直起中心作用。

——艾森豪威尔

有人企图将美国的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会尽力保守秘密。我希望情报机构能发现那些秘密，然后告诉我，为我的决策提供信息。

——乔治·沃克·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