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作者以弑父惨案为主线，塑造了老卡拉马佐夫与他的几个儿子的典型形象。在一个小城里父亲和长子米佳为争夺共同的情妇，再加上财产争执竟势不两立。老头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因受了二儿子伊万“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极端利已主义人生观影响，又因为自己受辱，利用父亲与长子不和杀了生父。长子米佳涉嫌入狱；次子伊凡内疚自责精神失常；斯梅尔佳科夫也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只剩下纯洁善良对所有人都怀有爱心的小儿子阿廖沙。他不愿意孤身一人留在家乡，离家出走。卡拉马佐夫家庭终于不复存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在构思这部小说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一八七八年才动笔写作，边写作边发表，历时二年，于一八八○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

上册目次

作者的话

第一部

第一卷 一个破碎的家庭的故事

一 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二 甩手不管长了

三 续弦和续经弦后生的孩子

四 三公子阿谬沙

五 长老

第二卷 不合时宜的聚会

一 大家来到修道院

二 老小丑

三 女信徒

四 一位信仰不坚的太太

五 阿门，阿门！

六 这种人活着干什么！

七 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神学校学生

八 大吵大闹

第三卷 色狼

一 下房

二 臭丫头利扎韦塔

三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诗体）

四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故事体）

五 一颗热烈的心的忏悔（两脚朝上）

六 斯梅尔佳科夫

七 争论

八 酒酣耳热

九 色狼

十 两个女人在一起

十一 又一个人名誉扫地

第二部

第四卷 反常

一 费拉蓬特神父

二 在父亲身旁

三 跟小学生们搀和上了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五 客厅里的反常

六 木屋里的反常

七 清新空气下的反常

第五卷 赞成和反对

一 婚约

二 斯梅尔佳科夫弹吉他

三 兄弟俩相互了解

四 离经叛道

五 宗教大法官

六 暂时还很不明朗的一章

七 “跟聪明人说说话儿也蛮有意思的嘛”

第六卷 俄罗斯修士

一 佐西马长老和他的客人

二 已圆寂的苦行修士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由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根据死者口述编纂(传记资料)

三 佐西马长老的谈话和开示录(摘要)

下册目次

第三部

第七卷 阿廖沙

一 腐臭

二 乘虚而人

三 一颗葱头

四 加利利的迦拿

第八卷 米佳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二 密探

三 金矿

四 黑暗中

五 突然的决定

六 我来啦!

七 过去的和无可争议的老相好

八 梦魇

第九卷 预审

一 佩尔霍京官运亨通的起点

二 报警

三 灵魂磨难。第一次磨难

四 第二次磨难

五 第三次磨难

六 检察官逮住了米佳

七 米佳的大秘密。旁人的冷嘲热讽

八 证人的证言。娃娃

九 带走了米佳

第四部

第十卷 孩子们

一 科利亚·克拉索特金

二 两个小朋友

三 小同学

四 茹奇卡

五 伊柳沙的病榻旁

六 早熟

七 伊柳沙

第十一卷 二哥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一 在格鲁申卡家

二 足疾

三 小魔鬼

四 赞美诗与秘密

五 不是你，不是你!

六 与斯梅尔佳科夫首次晤谈

七 再访斯梅尔佳科夫

八 与斯梅尔佳科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晤谈

九 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十 “这是他说的!”

第十二卷 法庭错判

一 决定命运的一天

二 危险的证人

三 医学鉴定和一磅核桃

四 幸运向米佳微笑

五 风云突变

六 检察官的演说。人物述评

七 历史概述

八 斯梅尔佳科夫专论

九 心理的急遽变化。奔驰的三套马车。检察官演说的结尾

十 辩护人的演说。棍有两头，事有两说

十一 没有钱。也没有抢劫

十二 而且也没有杀人

十三 信口雌黄、巧言如簧的辩护人

十四 乡下人固执己见，我行我素

尾声

一 营救米佳的方案

二 虚假一时成真

三 伊柳舍奇卡的葬礼。石头旁的演说

不管这年轻人出现在哪儿，所有的人都喜欢他，而且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就这样。自从他来到他的恩人和养父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以后，他竟赢得了他家的所有的人的喜爱，他家简直把他当成了他们的亲骨肉。然而他进这家人家的时候还很小，年纪这么小，人家是决不会认为这孩子是别有用心地耍滑头，玩花招，或者拍马屁，招人爱，让别人喜欢他的。可见，他特别招人喜欢的天赋即寓于他自身之中，可以说出自天性，并非做作，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他在学校里的情形亦然，不过，看起来，他似乎应属于这样一类孩子，这类孩子常常激起同学对他的不信任，嘲笑他，说不定还恨他。比如说，他常常若有所思，似乎跟大家隔着一堵墙似的。他从小就爱躲到一个角落，独自看书，然而他的同学们却十分喜爱他，在他整个上学期间，他简直可以被称之为全校的宠儿。他很少淘气，甚至也很少快活，但是所有的人只要看他一眼，就立刻看出他根本不是因为孤僻，相反，他为人稳重而且开朗。在他的同龄人中间，他从来不爱出风头。也许正因为这点，他从来不怕任何人，然而孩子们却立刻明白，他完全不是以自己的无所畏惧而自豪，瞧他那样，似乎根本不知道他勇敢和无所畏惧似的。他从来不记仇。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人家欺负他以后才过了一小时，他又回答人家的问题了，或者他自己先跟人家说话，他那神态是如此友好和开朗，似乎他俩之间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任何口角似的。这倒不是说，他这时的神态似乎是偶然忘记了，或者存心一笑置之，不究既往，而是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这就使孩子们口服心服，喜欢起他来了。他只有一个特点使全校从低年级甚至到高年级的所有同学，都爱取笑他，但是这并非出于恶意嘲笑，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开心。他身上的这一特点就是奇奇怪怪的极端怕羞和纯洁无邪。他不能听到人家谈论女人时用的某些词和说的某些话。不幸的是，这些词和这些话在学校里根深蒂固。灵魂和心地都很纯洁的男孩，几乎还是孩子，就经常在教室里私底下谈论连大兵都不常谈论的事情、画面和姿势，甚至高谈阔论。此外，大兵们在这类事情上还有许多事不知道和不明白，可是我国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这样小的孩子们对这类事却早已耳熟能详了。道德败坏的事在学校里也许还没有，也没有真正的、道德败坏的、发自内心的玩世不恭，但却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他们还常常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显得高雅、帅，才是好样的，值得模仿。他们看见“阿廖什卡·卡拉马佐夫”一听到人家谈论“这事”就立刻用手指塞紧耳朵，有时就故意围在他身旁，使劲把他的手掰开，对准他的两只耳朵大声说脏话，他则使劲挣扎，坐到地板上，趴下，捂住耳朵，他在干这一切的时候既不说话，也不骂人，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同学们的欺负。然而，到末了，大家也就不再逗他了，也就不再管他叫“小姑娘”了，而且在这方面对他还不无歉意。顺便说说，他的功课在班上永远名列前，但也从未名列第一。P20-21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八八一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他就在构思这部小说了，经过近三十年的酝酿，一八七八年才动笔写作，边写作边发表，历时二年，于一八八O年完成。从一八七九年起至一八八O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一八八一年，出版单行本。这部以弑父惨案为题材的小说，展示了作家对俄国过去、当时和未来的思考，涉及无神论和宗教、反抗和逆来顺受、善和恶、生命的意义和人的使命等社会、政治、哲学、伦理、人学诸方面多种重要问题的争论，同时也体现了他作为俄国现实主义心理流派大师在艺术上的独创性。这部优秀的社会哲理悲剧小说实际上是作家毕生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总结。正因为如此，此书一问世便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仅一八七九年一年，京城和外省报刊上就发表了约八十篇有关的评论。作者自己于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八日写道：“到处都在阅读这部小说，人们写信给我，年轻人在读，上层社会的人在读，文学界中有人骂，有人褒扬。从周围人的印象来看，我从未有过如此的成功。”小说不仅在当时风靡俄国，而且影响十分深远。一九O一年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之前就曾专门阅读此书，并带着它踏上不归之路。奥地利小说家斯·茨威格在读过此书后，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狄更斯并列，称他们为全欧小说艺术的三位高不可攀的“大师”。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自己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艺术世界的影响，并确认《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是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的渊源之一。

为了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包容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思想，我们有必要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家本人那坎坷、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复杂曲折的思想经历。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平民医院的医生家庭。他的父亲于一八二八年取得贵族头衔，三十年代初在图拉省购置了庄园。但与世代簪缨的贵族相比，作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圈子仍然接近于下层百姓。他对于下层百姓的悲惨命运不仅熟悉，而且感同身受。他于一八四五年完稿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是以城市贫民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的。青年时代，他曾受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的积极影响。一八四七年，他参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进步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热衷于研究法国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未来的“黄金时代”充满信心。他在小组中朗读过别林斯基的《给果戈理的信》，借以抨击俄国的专制农奴制度，表达自己对社会黑暗的忧愤。一八四九年，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直到临刑前，他才获得沙皇宽宥，改判为服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刑满后就地充军。在刑场上直接面对死亡，这一经历使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震撼和严重伤害。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他不仅直接遭到了沙皇政权的残酷迫害，而且目击了俄国下层百姓走投无路的悲惨境遇，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把首先表现“一个代表大多数的真正的人”和首先揭示“他的畸形和悲剧性的方面”作为自己的责任，并“引为自豪”。他力图在作品中表达他对苦难的人民的深刻同情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他说过，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可以获得高度发展，而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只能成为为它服务的材料和工具，而其本身却滞留于愚昧状态”这样一种思想；他表示，自己只愿怀着“我们全体九千万俄国人(或者以到那时出生多少而言)总有一天都能受教育，能成为真正的‘人’，都幸福美满”这样一种信念“去思维和生活”。不过，在反动势力猖獗的黑暗年代，作家身陷囹圄、充军和流放的长达十年的艰难岁月，把他的抗争精神也几乎完全摧垮了。而且，他从流放地接触到的一些虔信上帝的宗法制农民和精神被扭曲了的病态的苦役流放犯身上，也不能使他看到改变黑暗现实的社会力量。于是他陷入了孤独、痛苦、绝望之中，他对自己一度接受过的革命理想产生了幻灭的情绪。一八五六年，他甚至写了一封自我忏悔的信件，说“我被控企图(仅限于此)反对政府，我罪有应得，长期沉重的痛苦的经验使我清醒，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思想，可是我当时是盲从的，相信了理论和空想”。他殚精竭虑地进行思考，而他的济世良方却只是向人们自身的良心发出软弱无力的呼吁，要求他们虔诚地皈依救世主上帝。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暴力革命的怀疑乃至否定，所有这些积极的和消极的思想，深刻的无法解脱的怀疑、彷徨与思想矛盾都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里集中地反映出来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一个以暴发户为家长的“偶合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反映了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经历的剧烈震荡、它所引起的人际关系与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它所提出的需要人们去思考并加以解决的复杂的社会与伦理问题。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农奴制残余依然保留着，但资本主义却迅猛地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由竞争的日趋激烈，金钱逐渐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它动摇了封建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冲垮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们的个性感提高了，但利己主义也无限地膨胀起来，往昔那种亲情、人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扯了下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卡拉马佐夫兄弟》一览无余地展示了这个被作者称为“俄国历史上最混乱、最痛苦、最不安全、灾难最深重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全部畸形、荒诞和丑恶，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的意想不到的灾难和人们所承受的无法言喻的巨大痛苦。

小说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但情节集中，繁而不乱。小说以发生在外省一个小城里的弑父惨案为主线，其主要人物是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和他的三个儿子：德米特里(爱称米佳)、伊万、阿廖沙。老卡拉马佐夫和长子米佳为争夺一个女人和遗产纠纷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来老卡拉马佐夫被自己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谋杀；而米佳则涉嫌入狱，被判二十年徒刑。伊万感到是自己宣扬的那种“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极端利己主义理论唆使斯梅尔佳科夫走上了弑父的犯罪道路的，因而受到良心的谴责而陷入神经错乱。斯梅尔佳科夫在弑父后精神完全崩溃，随即自杀身亡。阿廖沙则孤身一人，弃家远行。卡拉马佐夫家庭终于不复存在了。

在小说中，作者不是简单地叙述罪行的始末，也没有详细描写案件的侦破经过，而是借助于这个事件，通过对于一个又一个生动、真实的形象的塑造，着力展示了自己对于社会所作的观察和哲理性思考。

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描写了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给周围人带来的痛苦。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和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作家对人们遭受的苦难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无情地鞭挞了‘卡拉马佐夫精神’——淫虐狂、贪婪自私、专横暴戾、犬儒主义等等卑劣的精神品质。他所提出的有关人生意义、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人性中善与恶的斗争，社会主义与个性等等问题反映了七十年代末期俄国社会对现实进行探索的某些侧面”(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第五O四页)。与此同时，“作家的矛盾思想在小说中也有充分的暴露”(同上书，第五O四页)。他企图以宗教思想来同人们的利己主义相对抗，主张以个人的自我忏悔和忍受苦难来求得内心的平静和精神上的复活。他无法为这个充满矛盾、苦难和罪恶的社会找到出路。

小说中的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家长老卡拉马佐夫原是一名食客兼小丑，他用卑劣的手段谋得一份可观的财产，成了地主。他是从底层中爬上来的富人，带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暴发户的典型特征。他以残忍的手段聚敛财富。他放荡成性，连流落街头的一个呆傻女人也不肯放过。他怀着复仇的心理，把年轻时所受的屈辱发泄到了妻儿身上，以至第一个妻子被迫出逃，第二个妻子被逼发疯致死。他冷酷无情，只顾自己享乐，连儿子的死活都不管。正如高尔基所说，这个人物有着一颗“无定形的、色彩多变的、既怯懦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恶毒的灵魂”。高尔基说，“这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因为它确实是当时俄罗斯的罪恶土壤的产物。他的儿子米佳和伊万对他极度轻蔑，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更是把自已所受的屈辱化为满腔仇恨，终于对他下了毒手。

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德米特里是一名退伍军官。他三岁时就由老仆人格里戈里照看，后来被亲戚收养，生活很不安定。在他的心灵中，有“上帝”也有“魔鬼”。与老卡拉马佐夫一样，他贪杯好色，粗鲁暴躁，任性胡为；但又与老卡拉马佐夫不同，他热情率直，慷慨大度，心中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高尚的激情也时隐时现。他说过：“就算我下流而且卑鄙……就算我同时也紧跟着魔鬼，但是，主啊，我毕竟是你的儿子呀，我爱你……。”他总是处于善与恶的矛盾斗争之中，他认为：“魔鬼同上帝在拼搏，而战场就是人心。”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后，他因涉嫌弑父而被捕，并被误判为凶手，但他却自愿承担起全部罪责。因为他承认自己曾有过弑父的想法，同时他所说的想杀死父亲的罪恶话语煽动起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复仇情绪。因此，他决心“通过苦难来洗净自己”。在作者笔下，他成了一个接受俄国农民的朴素的宗教意识而改恶从善、精神复活的典型。

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伊万毕业于大学理科，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他致力于思考入生的意义和社会的出路。他的性格异常复杂而充满矛盾。他对现实采取否定态度，拒绝接受上帝创造的这个浸透“血和泪”的不合理的世界，尤其不能容忍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种种苦难。他从自己感受到的人间深重的苦难和罪孽，对上帝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存在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尽管如此，他的心中依然保有着对生活的强烈渴求和无法泯灭的对信仰的向往。“他热爱春天的苍翠欲滴的嫩叶，热爱蓝蓝的天空，珍重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感情，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义，信仰未来人们融洽无间的永恒的和谐。”但是，他看不到走向这个新世界的道路。在他看来，人类的美好理想早就被埋葬了。不仅已被埋入坟墓，而且也从未实现过，人类对社会的那些伟大的探索仅只存在于先进思想家的幻觉之中罢了。对于人类的未来，他充满着幻灭的情绪。他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正题和反题的两难选择中艰苦地跋涉，整个宇宙和全部人类生活对他来说都处于二律背反的状态之中，找不到出路。他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同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在他看来，信仰不存在了，道德原则没有了，那么什么罪犯或罪行也就无所谓了。只要对我有好处，能使我得到满足，任何行为都是许可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正是他的这种“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极端利己主义理论为斯梅尔佳科夫提供了弑父的思想依据；而他明明看出了斯梅尔佳科夫有行凶的企图，却并不去加以阻止。这样，在弑父案发后，他经受不住内心的折磨，终于承认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在全书中，伊万这个人物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注意。作者通过这个富于理性的人物对现实世界所作的思考，折射出了作者本人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和对于人类前途的看法。书中《宗教大法官》一章是伊万为了向阿廖沙说明自己的思想而编造的一个故事。从表面看，这个故事是游离于小说的基本情节之外的；但它却是全书的关键部分，它形象地演示了伊万心中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基本的逻辑关系。

《宗教大法官》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那是实行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时代。这时，基督出现了，他使躺在小棺材中的一个七岁的女孩起死回生，又使一个盲人老者重见光明。人们热烈地欢迎他。而宗教大法官看到基督后，却命令人们把他作为破坏稳定和秩序的人囚禁了起来。夜里，宗教大法官到牢房去看望基督，与他谈话，而基督却痛苦地沉默不语。宗教大法官被这沉默所震慑，放弃了清晨烧死基督的企图，把他从牢房中释放了出来。

整篇故事主要是宗教大法官的独白。虽然基督未发一言，但宗教大法官的独白还是有说服力地再现了基督可能进行的反驳，给读者留下了他正在与基督进行热烈辩论的印象。

宗教大法官认为，人生来“软弱而低贱”，连合理地分配食物都做不到。真正基督教的理想，人是无力拥有的。他们不能获取自由，即使赐予自由也不会享用。自由只会使人无所适从，导致无休止的争斗、无穷的痛苦、纷扰，“巴别塔”不过是人类幻想中的海市蜃楼而已。人类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维持生活(先有食物)，然后才谈得上“个体人格”、“精神自由”(再问道德)，而要衣食足，只有靠奇迹、奥秘、权威这三种力量来对人们进行统治。所谓“奇迹”就是能把石头变成食物的物质利益引诱，“神秘”即对统治者的迷信和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权威”也就是权力威慑。因此当基督再度降临人间时，宗教大法官赶走了基督，叫基督不要妨碍他在地上实现他对于人的统治，虽然他的统治必须借基督的名义进行。这个宗教大法官是暴力、奴役的象征，是“为所欲为”的原则的体现。作者借阿廖沙之口，揭穿了以宗教大法官为首的天主教少数统治者的真正意图：“攫取权力，取得尘世的肮脏财富，奴役别人，就像后来的农奴制那样，目的在于当地主。”作者把矛头指向天主教，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斯拉夫派从维护东正教的立场出发，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持否定态度。他们指责天主教追求世俗的权力和财富，甚至与统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结盟，从而为怀疑和仇恨敞开了大门。作者接受了斯拉夫派的观点。他并且认为，俄国的西欧派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在推崇罗马天主教是西方世界的主导力量及其精神发展的顶峰的同时，不承认俄罗斯文化有存在的权利，对俄国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了全盘否定。而这是作者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说，在作者对西方天主教的否定态度中，也表现出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排斥心理。

伊万虽然向往基督的理想，但他对现实世界的罪恶看得太透了，而他又看不到改变这种罪恶的社会力量，这样，他就丧失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成了宗教大法官思想的崇奉者。而按照大法官的思想，所谓“巴别塔”、“和谐统一的芸芸众生”等等，都不过是人们心中的幻影。作者以此影射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虚幻的，暗示社会主义在给人带来“自由”和“食物”的同时还会带来暴力和奴役。作者认为，教皇攫取土地和尘世的宝座，握着剑，又给剑，补充了谎言、花招和欺骗。无神论产生于天主教之中”，社会主义即是“天主教思想最忠贞和始终不渝的延续，是它的几个世纪凝炼出的恶果”。有的评论者指出，伊万这个象征着怀疑和虚无的人物形象不仅在书本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许多方面，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它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缩影，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缩影”。这是有道理的。

小说中的真正弑父者是被老卡拉马佐夫奸污的傻女人生的自己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他从小饱受欺凌侮辱，无法摆脱奴才的厄运。老仆人格里戈里把他抚养成人后，他当了家中的一名厨子。这个人性格孤傲，感情冷漠。他蔑视一切人，自满到狂妄的地步。他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是他受辱的自尊心无限膨胀的结果。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伊万是聪明人。而伊万在跟这个浅薄的斯梅尔佳科夫谈话中却捕捉到这个人物与自己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伊凡的裂变物来描写的。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和性格基础，斯梅尔佳科夫才无视一切道德原则，走上了犯罪道路。他幻想用杀死费奥多尔后偷来的钱去巴黎开一家餐馆，来改变自己卑微和低贱的地位。于是他趁伊万外出之际，完成了伊万认为可以干、德米特里说过要干却没有干的事，把老卡拉马佐夫杀死了。

这个家庭的惨剧，这种弑父的罪恶，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诚然，斯梅尔佳科夫是直接行凶的罪犯，但同时这个被扭曲的“丑恶、卑鄙的灵魂”又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他的罪行，不仅是卡拉马佐夫家族集体行动的连锁反应，更是社会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必然结果。伊万似乎早已认识到这点，他在弑父案发生之前就对阿廖沙讲过：“我只晓得人间的苦难是有的，但是应对此负责的人却没有，一切都是由简单的因果关系直接产生的，一切都在自然流动，并且互相取得平衡……”。“我明白，在犯罪上，人与人应共同负责的……。”在这里，作者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提出了尖锐的控诉。

阿廖沙是老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与他的兄长们不同，他纯洁善良，童心未泯，公正无私，与世无争，富有同情心，是一只独立于鸡群中的仙鹤。他坚信宗教才是这黑暗世界中唯一的光明。他深念儿时曾抱着他、把他举向圣母像的慈母。他仰慕高僧佐西马长老，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他对所有的人都怀着爱心，甚至包括他那个贪淫好色的父亲。人们信任他、喜爱他，向他敞开心扉。同时他也并非只是一个消极的听众，他还是一剂发酵剂，能够使其他人物心中隐藏着的走向“新生”的愿望，爱的精神，觉醒并得到发扬。连伊万这个理性主义者也对阿廖沙说：“只要你还在这里的什么地方，这对我就够了，我就决不会厌世。我想用你来治我的病也说不定。”

阿廖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尽管作者努力把这个形象写得丰满、富于人情味，但从根本上说，这个形象却是苍白无力的。作者以为，人们只要像阿廖沙那样思想、那样生活，自己的灵魂就可以得救了，社会就可以变得善良了。而在事实上，这仅仅是作者的一种在实际生活中缺乏足够根据的善良愿望而已。因为阿廖沙所崇奉的信念不过是“我要为人类受苦”这一原则。他为疗救伊万乃至其他人所开的药方，不过是让他们去信仰建筑在善恶观念上的基督教教义和主张驯顺、忍耐、受苦等等，再加上相信基督教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和以直觉、心灵感应为基础的“相信奇迹”的哲学理论而已。这些办法对于解决伊万及其他一些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对于疗救这个社会的痼疾是无济于事的。阿廖沙的善良固然可以温暖一些人的心，在他的影响下，也可以使这个社会增加一两个善良的分子；但是仅仅增加一两个善良分子，并不能使这个原本恶的社会变得不恶，并不能从根本上铲除由这个社会的土壤所滋生的丑陋的“卡拉马佐夫精神”。资本来到人间，它满身带着血污和肮脏的东西，并且按照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在为自己的发展开辟着道路。依靠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依靠阿廖沙的人生哲学，是不可能阻止这个历史进程的，人类和他们生存的社会也是决不会因此而得救的。事实上，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阿廖沙也并没有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他的思想也并不能给予整个事件以实质性的影响。他对佐西马长老之死以及长老死后尸体腐烂发臭、未能显灵感到震惊不已，竟然因此而忘记了家庭中父兄之间的尖锐冲突和佐西马临终时嘱咐他回到尘世去看守住哥哥的遗言。他后来几乎陷入无信仰之中。当他根据长老的意愿离开修道院返回充满仇恨的世俗社会以后，他感到自己惟一能够做的事情仅仅是“为全人类受苦”，在痛苦中寻找幸福而已!

本来，作者曾计划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再以阿廖沙为主人公写出这部小说的续篇。按照作者最初的构思，主人公阿廖沙在“尘世”漂泊之后应重新回到修道院。不过作者在生前最后一年还曾构思过另一种结局。据作者的同时代人A·苏沃林的日记的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八O年二月说，他‘将要写一部小说，主角是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阿廖沙将‘通过修道院’成为革命者。“他可能会成为政治犯被判死刑。他寻找真理，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成为革命者’。”可惜，这个回忆过于简单。我们无法从中窥见作者思想变化的轨迹，无从据此判断这个思想是不是意味着作者在临终前已经改变了以往那种否定革命的立场。

应当承认，在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正经历着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这场变动本身就矛盾地兼有“瓦解”和“建造”的两重性，它既有悲剧性地接近于“混乱”和“灾祸”的一面，又有对新的“世界大同”和人类所追求的“黄金时代”的热烈向往的一面。他深信，人周围的世界越是“荒诞”、越是缺乏人性，这世界上的人对理想的思念就越强烈，艺术家也就有更大的义务“在人的身上挖掘人”，并且以“充分的现实主义”既展示出统治世界的畸形和“混乱”，也展示出隐藏在“人类心灵中”的追求理想的热情，以及想“让被环境、世世代代的萧条和社会的偏见不公正地压垮的人恢复尊严”的意愿。正是按照这种信念，作者在深刻地揭露这个黑暗世界的同时，也向人们显示了从这个黑暗王国里射出的一线光明。

关于“孩子们”的这一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虽然篇幅占得不多，但却十分引人瞩目。他们是“荒诞世界”中的健康力量，是黑暗社会中的光明“天使”。斯涅吉廖夫的儿子体弱多病的伊柳沙从小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正，并且深深地为父亲所受的屈辱而痛苦，同时他年纪虽小，却没有失去自尊，他甚至咬伤阿廖沙的手，来报复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对他父亲的侮辱，投石子打那些嘲笑他的同学来维护自己一家人的尊严。伊柳沙懂得憎恨，学会了反抗，同时又拥有一颗爱心，他渴望着友谊，深情地眷恋着丢失的小狗。他有着一颗在穷困中受尽煎熬、在屈辱中竭力挣扎的儿童的敏感的心灵。十四岁的“虚无主义者”科利亚·克拉索特金是一个聪明、大胆、爱寻根究底、充满活力、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热血少年。他在生命垂危的伊柳沙的床前与伊柳沙相互和解，并千方百计地找回了伊柳沙的爱犬，这是他惟一能奉献给朋友的慰藉和欢乐。作者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于俄国新一代的希望。他通过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在伊柳沙墓前的讲话向人们呼吁：“第一和首先的一条是，我们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远不要彼此相忘”。“即使我们将来身居要职，日理万机，或者我们陷入什么大不幸中——你们也永远不要忘记，从前我们在这里有多么好，大家同心协力，拥有一种非常美好、非常善良的感情，因而彼此联系在一起……。”

作者注意对于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进行描写，表明他对于人类并未丧失信心，表明他对于人类未来的前景抱有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只是他所着力宣扬的所谓吸收人民的“本源精神”，即笃信基督、崇尚博爱、宽恕、谦恭的精神，实质上是主张人们崇奉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这并不是把黑暗王国引向“黄金时代”的现实道路。除了孩子们以外，作者笔下的正面形象，从阿廖沙到佐西马长老，都显得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个事实，是上述论断的有力佐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始终遵循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倡导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时，他又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开拓，创新。他不是浓墨重彩地描写外在客观世界，而是注重描写人们的内心所感受的世界。他的作品直接表现的对象往往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他在晚年说过：“人们叫我心理学家，不，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写的是人类心灵深处的一切。”这是因为，正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思想形象“从来不无中生有，从来不杜撰它们”。他的作品中的思想形象在当时的社会里都可以找到他们各自的原型，他们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潮斗争在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反映。在作者笔下，不仅伊万·卡拉马佐夫是思考着的人，就连次要人物如老卡拉马佐夫等也是独特的“思想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整套人生哲学，都在按各自不同的方式解答着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思想不是生硬地夹在情节之中，更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自然地融入人物的行动和事件之中的。情节的生动性和故事的完整性，不但没有弱化作家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反而为他充分展示思想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不是抽象地描述思想，而是在展示社会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同时又表现这些思想对情节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比如伊万的“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思想，就不是他一开始就具有的。作者结合有关的事件，叙述了旧道德基础的瓦解和利己主义的日益膨胀，而伊万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这种思想。当他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斯梅尔佳科夫之后，便对斯梅尔佳科夫阴谋弑父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根据，起到了催化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情节与俄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不完全相同。在他的作品中，情节的发展不像冈察洛夫、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缓慢、平稳，它们总是起伏跌宕，一波三折，令读者既感到意外，又觉得入情入理。比如，当米佳听说格鲁申卡赶往莫克罗耶会见自己的初恋情人——一个波兰人穆夏罗维奇去了，米佳也急忙奔向那里，当时他已处于绝望之中，并已作好自杀的准备。一到客栈，米佳又立即加入了波兰人玩纸牌的牌局，在赌博中，波兰人作弊耍赖，并对格鲁申卡进行侮辱，其卑鄙下流暴露无遗。随之由米佳做东，一场狂欢的饮宴开始，格鲁申卡对那个波兰人魂牵梦绕多年的恋情被彻底粉碎，她投入了米佳的怀抱。正当米佳如醉如痴地享受着这意外的欢乐时，大祸从天而降。原来小城中发生了凶杀案。在米佳眼前出现的新生活的曙光一闪而过，站在他面前的是检察官、法院预审官、县警察局长……。他们对他提出了他是弑父嫌疑人的指控。如此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精彩描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并不鲜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把生活中突发的事件作为故事情节的主要环节，把经过缜密思考和深入研究过的观点和信念形成的体系的代表者即思想形象作为小说描写的中心，并巧妙地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了塑造众多的思想形象，作者往往设置了一幕幕的戏剧场面，在这些场面里集中表现情节的冲突，加剧情节的紧张性，同时给思想形象提供了在互相交锋中亮相的大舞台。比如，在小说的开始，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全家到修道院聚会的场面。当时，老卡拉马佐夫与德米特里为争夺格鲁申卡当众口角，要求决斗。这时佐西马长老突然当众跪倒在德米特里的脚下，向他磕了个头。他想以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警醒众人，防止惨剧的发生。因为“他嗅到了犯罪的气味”。在第二部，作者安排了在酒店里伊万和阿廖沙兄弟俩就有没有上帝的问题展开的一场对话，尖锐地表现了信神和不信神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在小说的末尾，作者把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集中到了法庭上，安排他们在这个决定德米特里命运的动人心弦的场面上共同演出了一台多声部的大合唱。

小说中的对话犹如戏剧舞台上的台词，具有明显的行动性，不仅表现出入物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活动，而且可以看到·人物本身的性格特点，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氛围。如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与情人格鲁申卡在阿廖沙面前的那场对话就十分精彩。作者通过对话，展现出了卡捷琳娜对格鲁申卡的轻信、宽容、怜爱和被她侮辱后的恼羞成怒、歇斯底里大发作，由此深刻地揭露出这个贵族女学生天真烂漫、爱好幻想、却又自私、自信、自负、傲慢的性格特点。对话也表现了格鲁申卡这个风尘女子自尊与自卑交织变化的复杂情感及其性格中粗鲁、大胆、任性、诡诈的一面。对话并且把两个情敌之间箭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传神地铺展在了读者面前。

表现人物的平和心境、缓慢的心理活动流程并非作家的兴趣所在。他对于描写人物内心的善与恶的冲突斗争情有独钟。他善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尖锐冲突和激烈斗争而导致的精神分裂和两重性格。他把这种内心冲突视为卡拉马佐夫整个家族所共有的心理活动的特征，就连“小天使”阿廖沙也不例外，他的心里也有着那被称之为“昆虫”的情欲在蠕动。卡拉马佐夫们的心灵就是“能兼容并包地把各种对立物集中于一身，一下子省悟到两个无极：一个是我们头上的无极，至高无上的理想，一个是我们脚下的无极，最低级下流和臭气熏天地堕落0”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处于社会危机尖锐的时代，即是在各种互相矛盾的强大社会潮流影响之下，俗语叫做‘灵魂’的那个东西分裂为两半或好几个部分的时代0”作者不过是把这种时代中的人们的心理特征艺术地再现出来罢了。他认为，这种反常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表现着事物及其过程的本质的。他明确地说过：“我有自己看待(艺术中的)现实的观点，大多数人几乎称之为荒诞而独特的东西，对我来说，有时正是现实的本质。”

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是作者表现人物内心分裂的重要手段。在许多场合，他笔下的主人公与其说是在与自己的思想论敌进行争论，不如说是在与自己争论。例如伊万在与阿廖沙就有无上帝的问题进行争论时，人们可以看到，他是在与自己内心深处的上帝进行着搏斗。尽管在争论中，一个处于攻势，一个处于守势。但处于攻势者其实也很虚弱，因为他一方面在竭力论证自己的观点以期说服对方，另一方面也是在设法说服自我，消除自己内心中的疑虑。作者有时会用对话中的独白来表现人物内心的分裂。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相当大的篇幅是用来表现人物的病态的分裂的心理的。正因为如此，茨威格曾称他为“被侮辱和病态的心灵的解剖学家”。作者所以对病态的心理学感到特殊的兴趣，是因为这些病态的心理现象反映了时代的病症及其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和个人道德危机，表现出了社会生活内部的隐患。在他看来，犯罪者的心理、精神失常者和自杀者的心理，都是极富时代特征的。作者正是通过对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进行病态心理学的分析，来勾勒他们的形象，揭示他们为当时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的必然走上的生活道路。小说中的伊万最后的精神失常，斯梅尔佳科夫的终于自杀，这只是他们的病态心理发展的终极结果，其实，在这之前，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中就早已潜藏着种种病态的因素了。在这方面，伊万与魔鬼交谈的这个奇异的章节，是值得注意的。伊万一再对魔鬼说，“你是我的化身”，“是我的幻想”。因为他意识到魔鬼是从他身上分离出来的另一半，是他内心中被压抑的一种潜意识，即对父亲的厌恶，希望有人杀死他；但是他的另一半，头脑中的理智却又在对魔鬼发怒，并与之进行较量，试图战胜它。正是这种内心矛盾，最后把伊万引向了疯狂。小说对人的病态的自尊心的表现也堪称一绝。例如德米特里，他就一再强调“自已是卑鄙小人，而不是贼”。他把卡佳让他汇给她姨妈的三千卢布，花掉了一千五百；挪用的第二天，他就想把剩下的半数还给卡佳，并一直想把花掉的一千五百补上。他说他“并不惧怕惩罚，而是害怕耻辱”……他竭力找寻贼和卑鄙小人之间的区别，病态地守卫着心中已然崩溃了的道德防线。作者企图通过描写这种显得可悲又可笑的病态心理，显示德米特里虽然堕落成了“贼”，但他仍然在捍卫着作为人的某种尊严。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继续自信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才会在往后的某个时刻获得精神上的复活。

在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人的反常的病态心理作出如此生动而深刻的描写；因为在事实上，在作家群中，很少有人曾经像他那样，有过如此曲折而苦难的经历，接近过如此众多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了解过社会底层的这些人的悲惨的命运。他是“靠着充分的现实主义在人的身上挖掘人”这一原则，在研究人这个秘密，在“刻画人物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高尔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是毫不过分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莎士比亚是神派来向我们宣布人和人类心灵之隐秘的预言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的这个新译本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臧仲伦。臧先生系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授，曾担任该系俄罗斯语言教研室主任，是一位长期从事俄罗斯语言和翻译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

多年来，他致力于译介十九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译著甚丰。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尤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并且是《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罪与罚》、《白痴》等新译本的译者。臧仲伦先生的译作，准确、流畅、传神，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巴金曾高度评价他的译作，并请他校订自己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我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新译本，是臧先生贡献给读者的又一个精品。我相信，它是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魏玲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

于北京大学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他的作品的最高峰，是他一生的思想总结和创作总结。本书集中了作家对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人学、心理学等众多方面。

要译好这样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是不容易的。不仅外语要好，要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汉语写作技巧，而且要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译者自知才疏学浅，不克当此重任，但面对这样一部璀璨的文学瑰宝，又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创作冲动，于是知难而上，殚精竭虑，查找资料，反复推敲，勤以补拙。译完后已是心力交瘁，再也没有精力来写这部作品的序言了。

本书译序是请我的好友北京大学魏玲教授写的。她写的列于本书卷首的精湛序言，为拙译增添了光彩。她的译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和创作道路，对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本书的主题、情节、人物和艺术特色作了全面而又深刻的介绍和分析，特别是对伊万这一艺术典型的分析，见解独到。

俄罗斯有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学者格罗斯曼，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莎士比亚笔下所有的主人公中，只有哈姆雷特能够写出他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一位研究者曾这样中肯地指出。我们不妨把这一精辟见解加以引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有主人公中，只有伊万·卡拉马佐夫能够写出他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哲学家和政论家。我们拥有他的三篇优秀作品，我们给这三篇作品取这样三个假设的篇名：《俄国的老实人》，《耶稣记》，《同魔鬼的谈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长篇小说中，与此相适应的是以下三章：《离经叛道》，《宗教大法官》，《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第七三六一七三七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非常喜爱和重视《宗教大法官》这一章，他曾亲自在多种集会上当众朗诵过。

此外，书中还有许多关于东正教教义的论述，很精辟，也很有研究价值。这对了解俄国社会，了解东正教，了解作家及其作品，都很重要，请不要以为作者在说教，因而废卷不读。

让我再一次向魏玲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谢谢她为本书写了这样一篇很好的序言。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胡明霞女士，她是我翻译本书的主要顾问和不可替代的左右手。

臧仲伦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