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1992－2015学术史随笔选）（精）》收录了作者葛兆光1992年到2015年撰写的读书札记，以及追忆师友的文章，共24篇，部分曾发表在《读书》《书城》等不同刊物上。本书中，作者选取了16位近现代文史学人，对其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进行探讨。最后附录了两篇随笔，系作者对中国佛教研究史和世家传统的思考和阐发。

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余音（1992－2015学术史随笔选）（精）》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

世间原未有斯人

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

阴晴不定的日子

佚札留存在异乡

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

最是文人不自由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万里之外总有人牵挂

学术的意味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吾侪所学关天意

“刮骨疗毒”的痛苦

谋万国知识之沟通

重读潘光旦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重读杨联陞日记

黄河依旧绕青山

看人如伊吕

遥知水远天长外

师友三十年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附录一 运化细推知有味

附录二 世家考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

——读杨文会《佛教初学课本》

倒退回去一百多年，是清代的同治、光绪年间。那时，大概正是中国最衰败的时候。且不说政治、军事、经济样样不如西洋，就连历史上一直仰仗中国文化滋润的东洋，好像也比它不过，常常要受西洋人和东洋人的气。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不如人家还罢了，可是文化上也得在人家面前俯首称臣，就更英雄气短。所以，有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一病如斯？怎样才能诊断中国的疾病？什么是治疗中国疾病的药方？

有人从东洋和西洋历史与现实的参照中，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个病因，发现了一个药方，那就是中国的衰落，在于宗教精神的萎缩，中国的振兴，则在于宗教精神的发扬。不过，依靠什么宗教来自我拯救呢？西洋的基督教精神是不行的，因为信仰西洋的宗教不仅伤害中国人的自尊，而且那种以“原罪”为中心的宗教信仰也不太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所以，还是得在中国原有的宗教里寻找精神的内在源头。于是，很多人不免一眼看中了佛教。尽管佛教说起来原本也是外来宗教，不过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也忘了它的出处。当时著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夏曾佑、沈曾植，都明里暗里地挪用或提倡佛教，这就使得明清以来已经日渐衰微的佛教，在世纪之交突然又兴盛起来。

追根溯源，这些人大多数都受过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当代昌明佛法第一导师”的杨文会。

“昌明佛法”的杨文会，不是出家的佛教僧人，而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居士。道光十七年(1837)，他生于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的一个士绅家庭，父亲杨林庵中过进士，但杨文会自己虽然也读了不少书，却并没有走上他父亲那种一般文化人的科举之路，倒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即后人说的那个地方士绅崛起、经世思潮重兴的同治年间，靠了“办团练”、“理军事”，逐渐进了政界，被当时著名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以国士目之”。后来，他还随着曾纪泽等人，两度出使欧洲，成了当时少有的兼通中外的人物。

据说，杨文会二十六岁就开始读佛经，不过，最初他好像并不是太认真，直到第二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加上父亲去世，他才在一种哀伤的心情中，逐渐沉湎于佛教经典，“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特别是读《大乘起信论》，使他一下子被佛学所吸引。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佛学的研读和弘传上。简略地说，几十年里他做的几件事是：第一，广搜佛经，刻印典籍；第二，弘扬佛法，宣传佛教；第三，培养人才，开办学校。正如梅光羲所说，“今日婆娑世界现身人世，破邪说立正义普救众生者，惟我师一人而已”。

在那个时代，经过他的努力，西洋的宗教学方法、东洋的唯识学佚著，都陆续传人了中国，中国的一批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后来，梁启超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的末尾曾说，清代佛教中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起的人，只有居士中的杨文会，“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杨文会之所以在后半生全力投身于佛学，也许，是因为他比他的后人更早察觉到宗教对于危机中的中国之意义。一方面，他感到，佛教伦理对精神已经萎靡、价值发生混乱的中国，也许有提升精神的作用，在《观未来》一文里他说，“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中国人现在就好像在梦中，“欲醒此梦，非学佛不为功”，因为以他的阅历和经验，他发现“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另一方面，是东方的佛教思想对当时汹涌而来的西洋强势文化有一种对抗作用，他曾写信给正在英国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托他在欧洲寻找《大乘起信论》的梵文本，又曾与李提摩太用英文合译《大乘起信论》，因为他“愿持迦文遗教，阐扬于泰西诸国”。据说，如果能找到梵文原本，证明它来历久远，又能把它译成英文，就能使佛理彰明，而“此理一明，导欧美而归净土，易于反掌”，因为佛教的“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大相悬殊，西洋哲学家数千年来精思妙想，不能人其堂奥”。

说起来，前一方面是为自救，能不能管用且不说，至少是表现了当时忧国忧民的那一批文化人的心情，现在看起来，或许有点儿“病急乱投医”，但那时显然是针对了很多人的心病。后一方面是为了救人，别人要不要你救是另一回事，也许只是中国佛教信仰者的一厢情愿，但至少表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也拿不出来的，在精神上，中国人还有佛教，有这种比西方高明一筹的宗教，这无论如何也会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有几分自信。

P3-7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 年6 月2 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

那么“人”呢？难道在学术史上，只能人坐等“时势”吗？当然也不全是。只是这种需要积累涵永才能做出成就的人文学术，既需要“荒江野老”的沉潜，也需要“代代相传”的滋养。毫无疑问，时代已经变化，知识人已经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应当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重起炉灶。坦率地说，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不缺的是生猛，太少些“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沉潜，太多了“倚马立就”的急就章。其实，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不是百米短跑。所以，我选了另外一篇《世家考》作为“附录二”，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只有政治与制度创造了一个“放得下平静的书桌”的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让社会稍稍减少一些庸俗实用、唯利是图的风气，让人们延续那种重视教育、重视人文的传统，一方面允许学者拥有“一种拥有自己的真理，不与流俗和光同尘，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并且把这种精神看得无比重要，也许，这个学界才能变好，现代的学术超越晚清民国时代才有可能。

2011年夏天。一次访谈中，面对记者提问，我突然想到梁漱溟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话曾被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恺用作书的标题，至今这个标题仍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我也随口说了一句，“这个学界会好吗？”这句话被记者用在了访谈的结尾，成了我自己反思学术史之后的痛苦追问。说真的，好多年了，这个问题仍然在我心里反复出现，只要你关注学术史，就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重新追问这个问题。

但悲哀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葛兆光

2015年9月10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