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杜维明阐述明末刘宗周思想的访谈录。访谈以哲学问题为线索，讨论刘宗周的人学宇宙观、《人谱》体现的道德观和《圣学宗要》展示的哲学谱系学，以及儒学批判精神在现代的影响。论者从儒学传承的角度，分析刘宗周心性义理之学的内涵，并以世界学术的视野，解释儒家主张“天德流行”的意义，评判现实社会对儒家人性乐观主义的各种议论，表达了诸多独到见解。论者采取的答问形式，显得自然亲切，其中披露的学术信息，可引发读者进一步思考。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杜维明先生对宗周思想深有研究，本书不仅谈到了他研究宗周哲学的机缘，同时也为人们展示了他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诘难中审视儒家思想。

作为明末的一位大儒，刘宗周的思想经由唐君毅、牟宗三，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阐发，已经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唐君毅先生在1956年著有《略述刘蕺山诚意之学》一文，对刘宗周思想作了基本的阐发。70年代，牟先生相继出版了《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著作，“对刘蕺山哲学的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牟先生一方面对整个宋明儒学作了细致入微、颇富创见的梳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三系说”的划分理论，将刘宗周划入上接胡五峰“以心著性”之间架而自成一系者，并定刘宗周为宋明儒学之“殿军”。自此而后，港台学者研究刘宗周的论文和著作逐渐多了起来，或顺唐先生之思路，或依牟先生之理论，或另行阐发，不一而足。大陆学者在80年代以后逐渐注意了刘宗周的思想研究，但在规模上似乎不及港台。1994年8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推行了为期三年的“刘蕺山学术思想研究计划”，并于1995年11月、1996年5月、1997年3月和1997年6月举办了四次“刘蕺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出版了以戴琏璋、吴光为主编，以钟彩钧、蒋秋华为编审的《刘宗周全集》五卷共六册，及其钟彩钧主编的《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将刘宗周思想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前记

刘宗周的哲学及其问题性

一、研究刘宗周哲学的机缘

二、由王阳明、朱熹到刘宗周

三、在忧患中照察人性

四、《人谱》与谱人

五、熔铸百家，独出规模

刘宗周哲学的人学宇宙论

一、凡俗世界的意义

二、内在超越问题

三、“独体本天”

四、平民哲学与“大身子”观念

五、体悟与知人

六、在王阳明与朱熹之间

《人谱》的道德精神世界

一、《人谱》的根源性与普遍性问题

二、道德记述与历史评价

三、道德精神现象之原理

四、人之“过恶”及其克服

五、道德实践之动力

《圣学宗要》：刘宗周的哲学谱系学

一、总结与开新

二、思想的自我定义

三、《圣学宗要》之眼目

四、刘宗周之谱系与“三系”说

五、解读方式与视界圆融

六、“高峰对话”与学问气象

儒家批判精神的现代转化

一、道德与政治之分途

二、道德思维与政治思维

三、道、政、学的新方向

附录一 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

附录二 心灵真切处的体知

——杜维明的刘宗周思想研究

附录三 刘宗周对宋明儒之判读

——以《圣学宗要》之诠释为中心

后记

东方：杜先生，据我所知，您对宗周哲学浸淫了相当长的时间。早在80年代初，您就以“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为题，对宗周哲学思想的独特性作了深入而详细的探讨；而且近十年来您又一直以宗周思想为中心，为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研究生开设相应课程。您可否首先跟我们谈谈您是怎么会研究刘宗周的?

杜：当然，这说来话长。应该说我从中学开始就对儒学有兴趣，那时，接触儒学是在一般课程之外，大概有点像传统的私塾。当时一位在建国中学任教的周文杰老师在课外给我们讲儒学，但他跟我们讲儒学，与一般的教学乃至考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周老师当时给我们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属于身心性命之学那一块。大概到了1954年或1955年，我当时十四五岁，便在台湾师范大学听牟宗三先生的讲学，牟先生当时主要是讲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在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于《民主评论》上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前，人们已经组成了“东方人文友会”，而且在港台的哲学界有些影响。而我那时通过听讲和学习，考虑的主要是儒家的学脉问题，也就是儒学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它的方法和理据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一类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内部的同情了解和自我定位问题。这是我最早接触儒学的方向和路数，是从学术意义上接触儒学，而不是在学校里通过诸如历史课、思想史课或民族精神教育(台湾那时非常重视民族精神的教育)等方式接触儒学，所以是先接触儒家的文本，但这种方式所注重的仍然是身教，而不完全是一种言教。

1962年到美国以后，无疑眼界开阔了，视野也扩大了。但是，我心里应该是早有准备的，那就是假如美国学术界所了解和提出的现代议题，和我以前所了解的一些诸如儒学的精神导向的东西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的话，那我就会重新考虑我以前对儒学的了解。如果事实显示，我信以为真的道理业已被证伪，那么我就决不会因此而抱残守缺，甚至会弃之而在所不惜。

东方：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初到美国求学的中国人来说，在感情上都会面临着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但是，学术理据上的问题与感情上的主观好恶需要作出适当的区分，否则就难免会走向“家珍自赏”，闭固自守。您当时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到美国求学，那么在当时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P2-3

作为明末的一位大儒，刘宗周的思想经由唐君毅、牟宗三，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阐发，已经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唐君毅先生在1956年著有《略述刘蕺山诚意之学》一文，对刘宗周思想作了基本的阐发。70年代，牟先生相继出版了《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等著作，“对刘蕺山哲学的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牟先生一方面对整个宋明儒学作了细致入微、颇富创见的梳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三系说”的划分理论，将刘宗周划入上接胡五峰“以心著性”之间架而自成一系者，并定刘宗周为宋明儒学之“殿军”。自此而后，港台学者研究刘宗周的论文和著作逐渐多了起来，或顺唐先生之思路，或依牟先生之理论，或另行阐发，不一而足。大陆学者在80年代以后逐渐注意了刘宗周的思想研究，但在规模上似乎不及港台。1994年8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推行了为期三年的“刘蕺山学术思想研究计划”，并于1995年11月、1996年5月、1997年3月和1997年6月举办了四次“刘蕺山学术思想讨论会”，出版了以戴琏璋、吴光为主编，以钟彩钧、蒋秋华为编审的《刘宗周全集》五卷共六册，及其钟彩钧主编的《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将刘宗周思想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客观地说，宗周的思想虽繁杂而有序，异殊而有归，但并不容易把握。其中的表现之一即在于，宗周殁后，其门人围绕如何准确地认识和诠释乃师的学说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据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纪祥教授的研究，清初刘门曾发生过对蕺山思想的解释和解释权之争，而且这一争论至少可以分为恽日初、黄宗羲、陈确及稍后康熙时的邵廷采四派。由此看来，究竟从何处入手才是进入宗周思想的恰当门径?如何看待牟先生对宗周思想的研究?他的“三系说"在说明宗周思想的过程中能否获得理论和历史的全力支持?当人们以心宗、性宗和“归显于密”定宗周思想之架构时，是否足以把握宗周的心灵思路?简言之，宗周自己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追问，也都有待于追问。

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对宗周思想深有研究，浸淫于其中更长达数十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初，杜先生便以《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为文，详细而深入地探讨了宗周思想的独特性，而且近十几年来，杜先生又一直以宗周思想为中心，为哈佛大学东亚系的研究生开设相应课程。

1998年，我有幸作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一年来侍随先生于讲席杖履之间。先生拳拳款教之至情，茹如甘露，恒不忘梦寐间。尤其在我听了先生的“刘宗周思想研究”这门课程后，深觉先生于宗周思想精意相感，神交梦授，所见既能在宏处照以天和，见出归路；更能于细处察以微妙，曲尽物理。无疑的，由于时光匆匆，加上根器顽钝，我远未及见先生堂庑之大，宗庙之美，而所领略者更是一鳞半爪，不及先生思想之万一。

我与先生之间的访谈是由较长时间多次积聚而成的，原并没有系统成书的打算，其中大半是结合先生在授课时的重点而感发、请益的文字，所以，遗珠之憾必不可免，而亏欠于学者之责端在于我。然而，尽管如此，先生对宗周思想的见解仍然卓然著立，而此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先生为儒学之再兴所表现的缠绵固结、强聒不舍的恳切心肠，读者在体及先生智之觉照外，更还能感其一份情之热烈。

东方朔

1998—1999年，我有幸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这使我有机会受教和请益于我心仪的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哈佛期间，我分别在哲学系、东亚系、神学院和法学院等旁听过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当然是由杜先生所开设的“刘宗周思想研究”这门课程，这不仅因为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有关刘宗周哲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杜先生是刘宗周思想研究的专家。先生虽以英文授课，然而他清晰的思路、鲜明的论点和许多发人之未发的洞见，始终吸引着我。本书正是我在课间和课余与杜先生请益、问难的结集，所以把它看作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它远远不是杜先生对刘宗周思想的系统的说明和展示，对此，学者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书中若有任何不当，则一概应由我负责。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的郑文龙兄曾给予我在学术和生活方面的许多帮助。文龙兄自己就有许多独到的看法，只是由于时间上的限制和空间上的远隔而未能采纳，但若不是文龙兄的鼓励以及各方面周到的安排，是不可能有本书问世的。同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台湾大学陈昭瑛教授，是我所认识的极富才华的女同道，哈佛一年，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刘述先教授、戴琏璋教授、李明辉教授、钟彩钧教授、林庆彰教授和林月惠小姐，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给予我关怀、帮助和指点。学无止境，得一言一语，而可受用终身。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能继续得到他们的关心和指导。

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高若海先生、社长贺圣遂先生慨然接受本书出版；责任编辑吴仁杰先生严格、细致，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和积极的建议；哲学系徐福来博士在整理文稿方面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历史系钱文忠教授及外文系盛勤教授欣然同意移用其译作。点点滴滴，无以回报，对此我深表衷心的感谢。

东方朔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