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清末民初算得上是大名鼎鼎的了。人们要么津津乐道于他那非同一般的外文造诣和对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熟，要么念念不忘他对纳妾、留辫、缠足等陋俗的曲辩。他的奇闻逸事流传极广，尤其是他那亦庄亦谐嘻笑怒骂、如排炮一般的犀利妙语，令人绝倒，但他因此也被人视为狂目为怪，甚至被人径呼为“辜疯子”。本书为“近代名士别传丛书”之一，再现了辜鸿铭的传奇人生。

作为清末民初名噪士林的奇人名士，辜鸿铭既有片言解纷、妙语天下的幽默，尤有讽时骂世、狂放好辩的怪诞。在国人眼里，他似乎只是一个欣赏并坚持保留纳妾、小脚、辫子等封建陋习的怪物和遗老，集顽固保守、狂悖古怪于一身的封建卫道士。在西人眼中，他则是一位精通七八种外国语文的颖异天才，独能勾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论东西文明是非的著名哲人。毕竟“赋性疏野，动触时讳”，时人竞相误会，后世何曾解之!

引子 中外世界怎么竟有两个辜鸿铭?

第一章 南洋家世混血奇儿

1南洋华侨家世传奇

2天资颖异的中葡混血儿

3稚童惊问：“孔子还在中国吗?”

4从南洋到西欧

第二章 负笈欧土饱读西书

1“瞧!支那人的猪尾巴!”

2英国父师布朗的宏愿

3猛背名著，遍读西书

4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

5多种西方语言功夫

第三章 假洋鬼子决意返国

1大胆抗辩族风的“假洋鬼子”

2星岛奇缘：辜鸿铭马建忠之会

3“我再次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4穿中国衣，读中国书，说中国话

5厝居香港：初通中国儒典

第四章 入文襄幕掌洋文案

1杨汝澍舟中慧眼识汤生

2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

3香帅耳提面命学国学

4使智德武人，逞才俄太子

5导演“李代桃僵”

第五章 高赞清流讥评洋务

1大臣·功臣·儒臣

2“牛津运动”与“清流运动”

3“公利”耶?“私利”耶

4《劝学篇》：“绝康梁并以谢天下”

5驳论张南皮对西报之态度

第六章 痛诋教士指斥洋人

1教案，令人发指的教案!

2“吾岂好辩哉?吾不能已也!”

3大声疾呼：“为吾国吾民争辩!”

4酷评传教士汉学家

52+2=4还是a+b=c?

第七章 独立东南和议京都

1噢，那离奇神话的源头

2巴黎奇遇：初识瓦德西

3张之洞连连点头：“此策甚善!”

4晋谒中堂时，计安天下日

5设宴庆邸：降服兽王瓦德西

6“麻雀”斗“恶鹰”

7力抗李鸿章 之亲俄

第八章 庚子之乱尊王攘夷

1对辜鸿铭神话的辨正

2释疑解祸论“尊王”

3慈禧太后的义务辩护律师

4“攘夷”：“尊王”的孪生兄弟

5逆捋兽毛：历数列强之道德弱点

第九章 浚浦沪滨外务京都

1首入帝都北京之印象

2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任上

3北京：外务部员外郎上书光绪帝

4乏事可承，正可用来骂“新政”

5痛悼南皮，大发微词

6挂冠辞职去也

第十章 独秉孤忠甘为遗老

1曲辩“忠清”为哪般?

2骂袁：由来有自，不绝如缕

3空使扶桑：游说日本支持复辟始末

4在洪宪帝制与丁巳复辟中

5入宫觐见废帝溥仪

第十一章 北大旧派欧洲闻人

1在蔡元培和辜鸿铭之间

2在北大的故实与传说

3时代逆子：给陈独秀胡适们的印象

4老托尔斯泰的知音

5“德国的辜鸿铭”

6晚年讲学东瀛

第十二章 风流趣事腾播士林

1“兴奋剂”：小脚娇妻姑淑

2“安眠药”：日籍美妾吉田贞子

3迷醉“香莲”，为女子缠足曲辩

4壶一杯众：为纳妾制度辩护

5冶游·狎邪·嗜赌

6病殁贫困潦倒中

尾声 老大中华的最后一条辫子!

这时的辜鸿铭，对自己的祖国确实了解得还很少，汉语也仅仅略通一二，而且还是那种蹩脚的“闽南汉语”。但他一直清楚地牢记着父亲的教诲。几乎从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一再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孩子，你一定要记着，我们是中国人。不论你周围的是些英国人、马来人、印度人或俄国人、法国人，你都不能忘记了这一点，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与此同时，他也深深地明白了临行前父亲叮咛他那两件事的深意——所谓“入耶教”，是表示西洋人的最主要宗教信仰；所谓“留辫子’’者，则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象征。这两条，大概也就是那时人们用来区分华人和洋人的标志罢!

生父辜紫云的多年教诲，特别是那次祷告祖先的难忘记忆，给辜鸿铭的影响确是太深太深了，甚至可以说是终其一生的!后来，包括到很久很久的后来，不论辜鸿铭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或文化主张是怎样的，但不可否认，他始终是一个强烈而执著的爱国者，以至于有时他竟将自己故意装扮成一个极度偏执的爱国主义者!

无疑，在辜鸿铭胸中，有一颗火热而炽烈的中国心。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则是别样鲜浓而赤红的中国人的血!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同自己的祖先一样，他是一个有着“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

可是，辜鸿铭初到苏格兰这块异邦土地之时，正是大英帝国疯狂侵略掠夺中国之日。这个时候，正是他客居其问的英国与他的母国大清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之后。

如我们所知，在这两次以鸦片贸易——背后则是雪花似的滚滚白银——为借口的侵华战争中，强盗般的大英帝国把大清天朝打得一败涂地。特别是在一八五七年——即辜鸿铭出生的那年——所肇衅的那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这些红发碧眼的欧洲强盗们，竟悍然闯入了中国大清王朝的帝都北京城，烧毁了向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大清皇家园林圆明园。至于中国黎民百姓所遭受到的生灵涂炭和离乱失所，尤其不忍待言，罄竹难书!

早在南洋槟岛时，辜鸿铭便听生父紫云对他讲过这些悲惨的历史故事，正直的养父布朗也同他说起过这些。到达这里之后，老布朗及其主持人类正义的英伦朋友，也曾多次当着他面，激烈地谴责过那些欧洲文明的败类们的可耻行径。所有这些，自然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辜鸿铭十分清楚，原本，传统的欧洲人，特别是以傲慢见称的英国人，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等黄种人就有一种天然的种族歧视。现在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它的臣民们，已然两度败北在他们的铁血炮舰之下，每每又都是以割地、赔款等极为苛刻的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这更使得这些欧洲人对中国人除了既有的种族歧视之外，犹加添了一种骄狂的民族歧视。

在刚开始到达爱丁堡城的那段时间里，如果是同布朗及其族人一道外出时还好些；若是他一个人上街的时候，则常常遭遇到那些来自欧洲人的异样眼神。每当傲慢的英国人以这种眼光直直地盯着他时，他心中不能不生出一种耻辱与屈辱交并的感觉。这感觉会让他周身大不自在，他的自尊心——不止是他个人的，还有民族的——大受伤害。更有甚者，有的人竟当着他面狂肆地以英语大声喊叫：

“瞧呀，支那人的猪尾巴!”

这令人耻辱的嘲叫，有时出自于那些成年英人之口，有时也出自于同他差不多的英国孩子之口，然不论哪一种，都会让少年气盛的辜鸿铭大感愤怒!他明显地感觉到，这些向以文明自诩的英国人或欧洲人，实际上并不怎么文明，尤其没有半点所谓绅士风度。于是，敏感的自尊心使他每每不甘示弱，常常起而反唇相讥，用标准的英语大骂对方为“约翰牛”。

确实，虽然这时的辜鸿铭，还远没有真正地懂得“种族歧视”或“民族歧视”这些字眼儿的含义。但是，强烈的人格尊严与朴素的民族意识，却常常使他如蒙奇耻大辱一般。他那颗少年的心，在阵阵地发颤，发疼，流血!

尽管如此，辜鸿铭后来还是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但是，这可不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它不是作为可耻的“猪尾巴”，而是作为美好的爱情信物——为了他所钟情的一位英国少女，他欣然“主动”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

这位英国少女究竟是他在苏格兰公学的同学，还是通过他的养父布朗带他访友时所结识的邻家少女，现已不得而知，也不可考了。但是，如歌德所说：“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当呲时节，这类故事的发生，尽在情理中也。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辜鸿铭》的随感录，文中讥讽了辜氏顽固保守与标新立异。该刊印行出的当天，他恰好要到北京西站接一位朋友。当他与朋友走到附近的一个饭馆里吃饭时，不料，辜鸿铭正好也同七八个朋友在那里吃饭。既然有此不期之遇，胡适索性就将带来的这份周报给了他看。因文中也说到辜氏辫子之几去几留，甚至就是拿他那条要命的辫子说事儿，辜鸿铭遂当面对他讲了这次剪辫的故事——

据他亲口对胡适说，这事应是发生在他到达英国多年后的某一个冬天。

其时，正好养父布朗有事去伦敦了。终日埋头苦读中的辜鸿铭，逮了这个机会，在一天晚上便又去偷偷拜望自己的女友。他说，与大多数苏格兰女子不同的是，除了蓝蓝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之外，她的头发却是浅黑色的，而非金黄色或褐色——或许，这也是辜鸿铭在他和她之间找到的最初的共同点之一。

过去两人一起聊天时，少女就经常禁不住要欣赏他那黑发结成的小辫子。这次俩人见面不久，活泼调皮的女孩又抓住他的小辫子，仿佛既是欣赏又是把玩地抚弄起来。这时的辜鸿铭，也早已没有了最初的羞涩感，反倒不免生出了一股喜滋滋的异样感觉。因此也就任之由之，自己安之受之。

“你的这条辫子好极了，我好喜欢它!”

“嘿，那就由你喜欢好了。”

“你们中国人真是够聪明，为了爱护它，竟会想办法编它成这么好看的小辫子。”

“这也未必吧。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只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或一种习惯，你们不是也有自己的习惯吗?”

“那倒也是，不过你的这辫子真的是太可爱了。正好，我的头发也是浅黑色的，难得与你一样呢。”

听了女友的这话，辜鸿铭心里很高兴。忽然，有如坐沐初情的他，定定地看着她说道：“你既然这么喜欢它，要是你肯赏收的话，我现在就剪下它送给你!”

看着辜鸿铭的表情，女友立时笑了，一脸灿若桃花的样子。

于是，辜鸿铭义无反顾，要她找来一把剪刀，三下两下就剪掉了自己保留多年的辫子。然后，他一脸郑重将它交给了心爱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爱的女子面前，辜鸿铭早把生父当年的丁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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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皆知，有着辉煌灿烂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向以东方大国和文明古国自雄于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士林风景，“郁郁乎文哉”!

在陈承接踵、代不乏人的士林之中，那“花非花，雾非雾”般风姿绰约的名士一族，尤其缤纷绚烂，妖娆绮丽，仿佛充满了谜样斑斓与另类色彩，“看上去很美”!正因为如此，由古及近，由近迄今，有关名士们的种种气象与逸闻，也多为时人后世所乐口耳相传。从学界文人雅士，到坊间平头百姓，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他们的声名。

照《辞海》的权威解释-，所谓名士，当有如下三义：一是专指那些已然出名而未出仕的士人，即主张“出世”而反对“入世”者；二是用以泛指那些有名望的人，即于某一特定时代颇具地位，大享声望的社会知名人士；三是用来特指那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而又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学人。

据《礼记·月令》载：每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汉儒郑玄注日：“名士，不仕者。”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司马迁即径称此二人为“魏之名士”。这当是指第一类情况而言。又，《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在《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杜甫亦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之句。这或可比之于第二类人。《吕氏春秋·勤学》又云：“不疾学而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后汉书·方术列传》论日：“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驰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务方，弘时务也。”这种情形，或可归之于较为普遍的第三类人。

由上述可见，所谓名士，要之则在其是否为“士”，是否担得起“士者”之名号。也即是说，要看他们身上是否具有那种书卷气与文化味儿。士，士子也；士者，学人也。倘用今天的话来说，大约就是所谓文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罢。总之，这里所特别强调的，就是“士”们的文化内涵或学养功夫，至于作为其外在附加物的那“名”，则主要应当在于其别样或另类的特质。自然，这也要名副其实，或曰实至名归。

无论古近昔今，作为士林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个族类，这些名士们独特的社会声望与影响，远非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所能相望。他们身上所特具的那种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谭化而成的特出的人格魅力，常常自成一格，别为一色!他们不特学养深厚，读书惊人，而且目中无人，卓尔不群。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宜乎翻江倒海，惊世骇俗，为文人扬眉，替志士吐气!宛若暗夜萤火，虽不甚明亮，亦足可衬出那黑夜的茫茫漫漫。正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既生仲尼，更见长夜长!

在中国古代无计其数的文入学士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名士们的许多不同的样本。从上古时代大智远引、高逸脱俗的庄子，到汉末睥睨权势、击鼓骂曹的祢衡；到魏晋放浪形骸、清谈自许的阮籍，任性率情、长醉不醒的嵇康；到唐宋醉卧长安、天子难呼的李太自，流落天涯、超迈无减的苏东坡；直至明清两代的李贽、徐渭、金圣叹、郑板桥……观其为人，读其诗书，闻其轶事，听其余音，都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们身上那种超迈不俗、桀骜不驯的疏狂与狷介之气！

愚意以为，所谓名士之为名士者，倒也不必完全拿出世入世，为士进仕做根本的区分和判别。隐也好，显也罢，最重要的则在于，他们身上总是带有一种以文别野的名士气，一种以雅胜俗的名士派头，并以此大大有异于常人。也许，就是因了这种所谓的“名士气”或“名士派头”，便不能不让世人为之侧目，为之咋舌，为之惊回其首，为之大叹其绝!在一般人士眼里，这大概就是所谓名士风采或名士风流罢。

那么，这劳什子端的究为何物?粗粗想来，至少也应该包括这样两种基本因子：一为才情，一为狷狂。前者惊人，后者惊世。虽然，他们同样亦无免于吃五谷杂粮，食人间烟火，常人在在所具，他等在在皆有；然而，骨子里更多了一种为人之真性情，与夫处世之奇怪悖，合情又不拘常情，合理又不泥死理，一若行无固道，剑走偏锋。这样，自然就为他们的人生格外平添出了许多奇致与异象!如是，则如何不惊人，如何不惊世!所谓横空出世的天才豪杰，特立独行的高人奇士，正当合此!

或问：其所谓才情者何?答曰：论其才，或是学富五车，文倾三峡，才气横溢，汪洋恣肆。有书有笔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或是卓尔不群，领新标异，才气逼人，独得风骚。“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辛弃疾)。尝以满腹经纶，甘做寂寞圣贤，俨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论其情，当是潇洒情性，飘逸无痕，文章诗酒，大不拘俗。“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李白)。当是任情冰玉，流韵余光，徜徉风月，风流倜傥，“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青楼垂柳边”(王维)。虽然嘴上也说“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心里大多仍旧是想着“遇酒逢花还且醉，若化惆怅事何穷”(自居易)!

又问：其所谓狷狂者何?答曰：论其狷，或是情性耿介，非同流俗，劲节高标，傲岸千古。“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王建)!或是嬉怒人生，讽骂时世，快人快语，敢恨敢爱。“新松不恨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不惜放言“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白居易)，“高处挂吾瓢，不饮我宁渴”(辛弃疾)，更且崇信“家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甚至尝如上古长沮、桀溺一--类人且歌且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论其狂，或是任情率性，狂放不羁，天5行空，独往独来。“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杜甫)。或是冷峻通脱，惊世骇俗，诡言谲行，悖逆时流。“死是等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元稹)!真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甚而活活一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大智若愚样儿!

然而，无论才情也好，狷狂也罢，却也总不能没有其缘由或道理在。有时，在他们的身上，大俗能变之为大雅，大雅亦可演之为大俗。在他们那大不同寻常的眼睛里，有时，明明是活生生的新世相，却视若满目疮痍，简直一百个不乐；有时，明明是死赖赖的旧事物，偏又满眼生辉，道个千万种我爱!尤其让人爱煞恨煞的是，观其每每似是而非的强词夺理，或似非而是的疯言疯语，倘要拿来认真考察与耐心品味，竟也还能别成一格，自圆其说，甚至让你不能不为之生羡，为之叫绝!怪乎哉?怪怪也!

不过，若套用那句众所周知的古文本，却又可说是“怪可怪，非常怪”!也即是说，他们身上的那怪异或荒诞，正是其外在的衣裳，而内里所包裹着的，才是雅不拘俗的真性情。这是什么?慵懒，慵懒得近于放浪；疏放，疏放得迹近天然!仅仅此一点点，则绝非一般酸腐秀才可与比及，远非寻常堂庙学-2能出其右，尤非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所能望其项背!

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既有不失隽永的怪诞，又有一秉天然的率真；时而放言高论，振聋启愦，时而大智若愚，机锋深藏；冷峻与飘逸齐飞，睿智共幽默一色。记得当世名儒冯友兰先生曾有一句妙喻，大意所谓“怪论”者何?“非常奇怪之论”也。移之冯喻至此，正相契合。若论其忤逆时流，必是缘于其不见于世的天然率性；论其疯言疯语，必是出于妙语连珠般的辩才无碍；论其讽时骂世，正是因了他们的我行我素的睥睨一切；论其诡言谲行，则又因为他们狂放不羁的劲节高标。这又是什么?常人难追的真性情，得天独厚的大智慧!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他们，这奇形异色的名士们，这多姿多彩的所谓名士一族，足足构成了他们据以生存的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风景和另类景观，一道格外耐人寻看的文化风景，一种特别耐人品味的人文景观!

这，或许就是所谓名士们的人格魅力与影响之所在?

清代赵翼有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与古代中国生存环境与社会气候迥异，近代名士一族所周遭的社会现实与生存空间，完全是一幅辉煌不再、家道中落的凄惨历史图景。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仿佛突然失重，被强行拉入了别一方向。这是一股异常强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完全不依任何想望与侥幸为转移。正是它，把近代中国带进了西方列强主宰下的国际的角斗场。应该说这是一种合力，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恩格斯)!仍在酣梦中的“睡狮”，为时代的雷鸣所惊醒。及其睁开惺忪的睡眼才发现，世局与国势俱已大变：列强环伺，蚕食鲸吞，内忧外患，国事螗蜩；海禁大开，西学东渐，社会转型，风气浸浸。惶恐之中，时人不禁连连惊呼：“千年未遇之强敌!”“千年未有之变局!”

或感于时艰，或敏于激愤，老大中华帝国之上下，被迫推出了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诚可谓纷纷攘攘，热热闹闹，一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除却对待中国与西洋民族矛盾的不断战和之争，单是就如何力挽家国和倡言救世的所谓内部革新而言，一方面就有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之递嬗，另一方面又有由器物而政制，由政制而文化之更迭。政治风云，空前激荡；思想大潮，波波-相因。此间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迅捷，时代更替之猛烈，诚非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所可比及。记得马克思曾说，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拿这话来比照这段中国史，真是再恰当不过!

时代留给历史之烙印，犹如母体于个人之胎记。当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行至近代时分，上述那种日新月异的政治变迁与一夕数变的时代更替，加之内忧外患所必然带来的国势飘零，西学东渐所必然造成的文明冲突，使得晚清以来的近代社会变做了一个大大的买验场。如果说上述各方力量或因素就是一个搅拌器，那么反应缶中的各种粒子便处于空前活跃状态。如是之大气候与小环境，又怎能不给生逢其间的每一位国人——自然，也包括作为本丛书传主的这些所谓近代名士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单只在本丛书所便开列的近代名士群英谱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一个个闪耀着夺人目力之光的熟悉面孔与身影——

龚自珍，浙江仁和人，一个标准的世家弟子，典型的传统士大夫。幼承外祖父段玉裁先生亲授，深受汉学熏染，抱负高远，志节超迈，诗文若电，振聋启愦，然“言多奇僻，世颇訾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身处晚清衰世，不屈于铁幕，首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遂以勇毅呐喊发为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早年为曾国藩密友，人称“湘军财神”，虽得咸丰帝赏识，却因性直而宦海不遇。初观“西洋镜”时节，得了许多的真知灼见，不想循例发回朝廷，刊刻即遭毁版。一时，廷臣疆吏，旧雨新知，一概痛加诟病，骂声不绝于耳，终致只身独对苍凉，尽尝先驱者的孤独。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世称“章疯子”。身兼革命家和国学大师二任，革命则疾言排满，激情论政，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为学则力阐国粹，回护华夏文明，授徒讲学，成就斐然。进入民国后最为精彩的一幕，是他手提袁大总统所送绿宝坠子的大扇，偕仆到总统府门前绝食示威，袁党竟于他奈何不得半点——盖其声名影响所致耳。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少年颖异，英姿勃发，一代才气横溢的旷世奇才。少为康南海之得意门生，后则谊兼师友，半生追随，半生离叛，追随时为忠实得力之助手，离叛则倡言：“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早年，他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如椽巨笔，曾无数度搅动时代之政坛与人心；晚岁，一心遁入书斋，执教水木清华，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世誉之为一代宗师。  苏曼殊，祖籍广东，生于东瀛，一个中日混血儿，少年身世坎坷，中年竟然早夭。留日时一面私下寻母，一面参与革命党人之运动，时人称之为“革命和尚”；然而，却也是一个道地的“情僧”，征歌舞，眠声伎，虽三次剃度而无改其多情。平生善交友，居名士，学通中西，译笔惊人，尤以妙绝诗文冠绝一时。

林琴南，福建闽侯人，一个道地的传统士大夫。晚清时代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虽不谙任何外国语文，却在他人帮助下以古文译介欧美小说百七十余种，终致扬名天下，斐然成一大家。辛亥革命者，忽以亡清遗老自居，不事民国。晚岁尤其保守，竟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公言反对新文化运动再度扬声。

辜鸿铭，一个南洋混血儿，少年留欧十余载，通晓西文七八种，返国竟决然皈依中国道统，倡言日：“道固在是，无待旁求!”返国后即入张之洞幕，虽追随二十余载，却也不时发有微词。毕生以华人疾声抗辩西方，却在西方世界极享盛名，盖其平生主要撰述方式为西文也。仿佛天生的怪物，好辩善骂，诡言谲行，忤逆时代，甘为遗老，终成时人后世之笑柄。

这些大有别于前贤的近代名士一族，除了他们身上那令人爱煞恨煞的所谓“名士气”外，我们分明可以感到一股并不陌生的近世气象与崭新精神。他们距离我们真的好近，触手能及，可捉可摸，就如同生活在昨天或前天，让人可以感受其生命的律动，嗅闻其生命的气息!试想，那种气贯河山的爱国豪情，壮怀激烈的民族种性，不让古贤的侠义风骨，包罗中西的文化品性，比之那些身着古装宽袍大袖，手持一柄青色雅扇，要么妻妾环护，要么高朋四座，终日诗词歌赋、子日诗云的古代名士，我们岂不觉得要更熟悉、更亲切些?

倘从国家民族生存的大处来论列，因为受由新的历史时代之影响，较之古中国那些士林另类，本丛书所收入的这所谓近代名士一族，首先遭遇到了这样两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一是东西方民族和种族的优劣问题，二是东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优劣问题。事实上，它们又都直接关系到他们最为敏感而要命的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应该说，这既是一个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思想课题，同时也是他们无从也无以摆脱的终极人生困惑。

所谓中华大国心态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往小了说就是个人的尊严和面子。亲眼目睹到的日益严重的民族阽危及“国将不国”，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到种族的优劣问题：难道古老的华夏民族和勤劳智慧的国人真的不行了吗?同样，那感同身受着的东西方种文明激烈冲突的现实，西学东渐及新文化日益大倡的新潮，则使他们又不能不考虑到自身文明或文化的优劣问题：难道延绵数千年的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就真的落伍了吗?说到底，这两个问题实为一个，即中华民族及其东方文明将何以自存于世?

同样面对这一沉重而复杂的问题，名士们的表现却是彼此不一，反应各异，甚至为此歧云歧见，聚讼无已。他们自恃才能无限，各逞口舌，各施笔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都要把自家的主张和理会讲个透彻，说个明白。有的乐于直接承认中不如西，并由此而主张步尘泰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甚至竟扯出“全盘西化”的旗子。有的则倡言西不如中，故主张仍要坚守中国传统固道，以中国之东方精神文明力抗西方之物质文明，甚至提出“中国文明救西论”。而窥破上述双方破绽者，则乐得“允执其中”，独然揭橥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帜，号召以此作为挽救时局、振兴中华之圭臬。

各方一旦辩驳理论起来，一方专拿中国的优长比之西方的流弊，另一方则专以西方的进步讥诮中国的落后，而主张“中体西用”的那些人，则甘愿做游刃其间的壁上观。因为他们中不少人留过洋，出过国，或精通数种外语，或晓于西学西政，识见宏富，会通中西，所以在他们的口冲笔下，常常是高论与怪论并出，通识与极端互见，或则片言解纷，或以妙语天下，尽显其大方家与大手笔的奇致与妙曼。在一般士人与平头百姓眼中心中，他们既为启蒙先贤，大师泰斗，又做奇士狂才，异人怪物。惟其如此，他们的人生影像与情性操守，乃显得煞是好看，甚为可读，让人不由喜之爱之，恨之憎之。

若以个体形象及其为人处世之道等小处来论，这些近代名士们则尤其显得五光十色，千秋万种，异彩纷呈，博雅杂具。每当看着他们，听着他们，或则思着他们，品着他们的时候，尝不能不让我们顿生目色迷离、应接不暇之感，复不能不让我们遥做浮想联翩、叹喟不尽之想。虽其形象当有不同，思想互有各异，为人各有其为人之道，处世别有其处世之方，但其成为世人争睹和寻思的对象，不论先后同时却是一致而共通的。这是因为，作为近世士林中的另类，他们就像是闪烁着无尽光芒的鲜活的个体存在。自然，这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个性辉光。

面对近代社会如此驳杂的世相流转，绝大多数人怕都不能无动于衷。退一步说，如果他们这些人真个不思不想，不作不为，随波逐流，置身世外，单单做个通脱圆滑之士或无知无识的俗众倒也罢了。偏偏这些所谓名士名流们，动辄或以思想者自许，或以行动家自任，且不说有人还就是身在其中的局中人，根本就脱离不了这层干系，让他们哪里又哪能不闻不问呢?如是，既要照观和评论这日新月异的新世相，又不想轻易地丢弃自家的定见，那种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共存互见的矛盾和怪诞，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和出现了，一如该发生的总要发生，当显形的终会显形。

你道他们是何色人等?当他们要坚守自家定见，不肯轻易原则的时候，不仅十八头黄牛拉他不回，而且还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给你讲得条条是道，而乍一听闻，仿佛还真的不无一些道理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明明已经大大改变了自我，思想和人生已然驶入别一道途，则还是要如何如何、那般那般地条条道道一番，似乎他永远握着万能真理的魔方。在前者，可谓抱残守缺，固执己见；在后者，则属流质易变，进退反复。然而，前者仍是一副“无为无不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样儿；后者则不惜高唱“以今日之我，夺昨日之我”之类。

不过，至于何必抱残守缺，为何流质易变，他们自身对此并不特别地在意，仿佛这些于他们根本无甚关碍，甚至就不是他们之所为一样。总之，自我感觉良好，且沾沾自喜，甚至还常常以此为炫耀之谈资。但是，倘若他人要有什么微词或责语，他们必又是一副在在机锋，一番滔滔诡辩的样儿，刺之讽之，辩之驳之。非但如此，刺也刺了，辩也辩了，他们犹嫌不够，似乎自家受了天大一般的委屈，于是又引经据典地大放高声日：“予岂好辩哉?予不能已也!”

嘻，什么人?名士也，名士一族是也!

最后，让我们来说说本丛书的体裁等问题。

本丛书所以号为“别传”，主旨即在区别所谓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也。至于这别传究竟当属什么文种，敝人亦不能确切知之，所以干脆绕过去不说也罢。好在本丛书的作者多是学有专长且极聪慧的文章高手，拙虽不能以言传达其旨，诸贤却无不神明般心会。

在此，且允许我撇开这烦人的文体问题，来直接谈谈本丛书的基本立意和设想。

窃以为，在历史人物的研究，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中，首先应当明确并承认下面的基本原则：人类本身的历史，原也充满生机，丰富无限，千秋万种的历史人物，无不各具其个性和风采。称职的史家的任务，除了对其生平、思想、活动给予准确描述，还应对其人格、操守、风骨、性情诸方面给以生动的再现。即是说，在尊重史实、追还本真的前提下，也应该尽力把历史人物写活，写出个性来，写得丰满起来。

经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在有些人物传记著述中，包括像本丛书各传主这样耳熟能详的名人，读后所得了了，印象模糊。仿佛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生无个性，思想无差别。仅知传主为某某家或某某派；主张过什么主张或成就过什么成就；生前身后有过如何之荣或怎样之辱，国内域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评论；其尤甚者，还在下笔之前就已经定好意识形态基调，或直接从既有积习的某种本本或框框出发，直将所传记的人物机械、生硬地塞入其中。于是乎，原本生机鲜活的历史人物，竟变成平面而非立体，抽象而非具象，死的而非活的。恕我直言，似此一类著述与夫文字，吾不喜之，尤不爱之。

基此，本丛书乃决定另辟一个角度，尝试以别传形式再现各传主的生动形象与丰富人生。此外还因为，作为极具声望与影响的这近代名士一族，其中大部分人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早在其生前便已得到确立，史学界大多也已达成共识。显然，这工作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重复了。也就是说，本丛书并非人物传记中的正传、大传、评传之类，亦非旨在体现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专书，没有那般板起面孔的矜持、傲慢，也没有那般循规蹈矩的严肃、刻板。与此相反，它既可以是文人雅士们用来消闲文化的枕边小品，也可以是一般人士用以了解传主的轻灵读物，期有一种别样的轻松之感与享受之快。

仅以本人个体经验言之，多年来每在研究、撰述之余，倒是极向往并钟爱这种清新空灵的人文读物。由此，不禁又进一步想到，就是那些纯学术性的史学文论或专书，除了必不可舍的专业考证与辨伪外，又何必非要写得那么抽象、刻板甚至晦涩呢?文史不分家，向为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司马迁氏之鸿篇巨制《史记》，不就享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吗?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提倡和高扬的一种学术境界。许是缘此，本人乃不时对自己及三两知者叫嚣说，一个优秀人文学者的理想学术追求，最好是兼具哲人头脑、史家功底、文人笔绘者三。如是，方能真正打通三界畛域，直逼文章峰巅。

正因为如此，在本丛书撰述过程中，各位作者力求做到在真史中求雅史，以信史征野史，试图活化传主传奇人生，再现近世世情真相。要之，当在描绘出传主对彼际社会与人生那种种风生般的议论，重现传主与亲朋故旧与师友那种种绝妙式交际，并尽力释放出他们那种种合兼雅谑的轶闻趣事。又，各部著述之谋篇布局，力戒平铺直叙；遣词造句，不采冗长枯干。一言以蔽之，切忌学八股和白开水之两途是也。

诚然，我等亦深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道理，然惟其如此，才更应持有如上之追求与努力。至于实际撰述中是否能够做得到，则又非我等之所敢知者也。

是耶非耶?惟识者亮之!  

李玉刚

2001年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