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探讨的不是清史的细节，但却是清史上的关键问题。本书集结作者曾任刊物所发表的十三篇文章，介绍清代的奏折、马政、秋弥、剃发、服饰，科举等制度，研究其缘起及形成经过，并专文探讨乾隆及香妃。此外作者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及其它丰富的史料，从旗人生计着眼探讨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其它如清初汉军的肇建、《四库全书》，修书秘辛与禁毁书籍，以及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所引起的问题等都柯详细的论述，广泛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涉等方面探求乾隆朝盛极而衰的原因。

本书对于了解清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一窥清初皇帝的行事作风。以及探求清代的中衰原因等，都有很大的助益。

该书集结作者曾在刊物所发表的13篇文章，介绍清代的奏摺、马政、秋狝、薙发、服饰、科举等制度，研究其缘起及形成经过,并专文探讨乾隆及香妃。此外还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案及其他丰富的史料，从旗人生计着眼探讨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

序言 清史上的关键问题

一 奏折里的玄机／1

 皇帝与大臣间秘密通讯的方法／1

 朱批的繁简与皇帝的勤惰／3

 奴才与三跪九叩／4

 民本的思想与雨水粮价的奏折／6

 密折与朕安／8

二 来如闪电去似狂风——从历史观点谈马／11

 马及其代表的游牧文化／11

 秦筑长城功不补过／12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 3

 汉胡文化交流突厥归顺唐朝／15

 清初的马政与马数／16

 乾隆爱马郎世宁画马／18

 伯乐相马千里马常有／19

三 木兰秋■／21

 木兰秋■的围场／21

 骑射与木兰秋弥的妙用／22

 秋弥行围与讲武／23

 哨鹿与余兴节目／25

 《木兰秋弥图》／26

四 束发与剃发／27

 束发与披发／27

 剃发与辫发／28

 三令五申的剃发令／28

 最后一道剃发令／31

 汉人的反抗剃发／32

五 明式衣冠汉式裳——清代服饰的多元化／33

 服饰与生活方式／33

 服饰与生存环境／36

 繁琐的清朝服制／38

 多元化的清代服制／43

六 百岁观场童子试——科举奇谈／49

七 十全老人与香妃／55

 十全与六全／55

 十全的评估／57

 十全老人与香妃／58

 香妃与容妃／59

 郎世宁的乾隆后妃像／60

八 千叟宴与多宝格——乾隆皇帝这个人／63

 幸运的乾隆皇帝／63

 乾隆的南巡及其身世／65

 干叟宴与万寿圣节／67

 专利的多宝格／69

九 《四库全书》修书秘辛／71

 全书3461种／71

 干字值二钱五分银／74

 一人记过3’728次／76

 乾隆毁书三干余利／79

十 清初汉军八旗的肇建／81

 引言／81

 汉军八旗与奴隶／83

 汉军八旗与辽沈降民／91

 汉军八旗的肇建与皇太极的集权／93

十一 顺治年问的逃人问题／99

 逃人的由来／99

 奴隶逃亡的原因／103

 督捕逃人之法令／106

 旗人靠奴隶资生／112

 捕逃与捕逃机关／120

 结语／121

 重要史料／122

十二 清高宗纂辑《四库全书》与禁毁书籍／127

 搜访遗书与纂辑《四库全书》／127

 查缴销毁违碍书籍之标准与文字之狱／135

 限期查缴销毁违碍书籍／146

 展限与无限期查缴销毁违碍书籍／152

 结语／169

十三 英国首次派遣使臣马戛尔尼来华

 觐见乾隆皇帝所引起的问题／183

 引言／183

 中、英冲突之基本心态与原因／184

 曲加体恤隆重接待英国使臣／189

 礼仪问题之争执／193

 英国使臣“双膝跪”呈国书／201

 英使之目的与任务／205

 结语／215

附表 被审理的一些逃人的详情表／225

清朝的奏折制度，大体沿袭明朝，也有其因革损益而独创的部分。奏折制度仍以公题私奏为原则，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但一个大臣的“私事”与“公事”有时实在很难明显地划分，甚至连曾任浙江巡抚，为雍正皇帝所宠信的大臣李卫，也曾误将“公事”用奏本奏报，而受到斥责。题本与奏本最显著的不同，是题本上盖有上奏人的职衔关防。奏本或奏折因系大臣以私人身份上给皇帝的报告，所以在封面上不盖关防。题本因系公事，可以动用兵部所颁发的火票，以驿站传递，由通政司转呈。奏本因系私事，则由大臣的家人直接呈送宫中，非不得巳，不能动用兵部的火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案，就是内外大臣以私人身份上给皇帝的奏本或奏折。保存题本最多的则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档案当时差一点就被做了纸浆，是创办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以两万银元抢购的。所谓内阁大库的档案，指的就是这批档案。当时与甲骨文、汉简，以及敦煌的收藏，被称为史学界四大重要发现，是轰动学术界的大事。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为了便于统驭满汉及蒙古大臣，了解各地方的情形起见，特规定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与武职官员如提督、总兵、八旗都统及各地驻防的将军等，均得以私人身份向皇帝奏报事情。道府等以下的官员，非经特别恩准，是没有此项上奏权的。这是皇帝与大臣间秘密通讯的一种方法，大臣借着奏折将其所见所闻的地方情形，报告给皇帝，皇帝借着朱批将其旨意谕之臣下，所以这一类的奏折，也可统称为“朱批谕旨”。奏折制度，对皇帝而言，可以不出宫“门”，“能知天下事”。对大臣而言，上奏权使其成为皇帝的“股肱耳目”，是义务，也是权利。

为了缜密起见，当总督、巡抚上任之时，皇帝即赐以报匣若干，准许他以私人身份向皇帝报告事务。此报匣有二把钥匙，一把随同报匣赐给大臣，一把则由皇帝亲自保管，所以只有皇帝及上奏之大臣才能开启报匣，其它官吏不准也不能开启报匣。奏折的书写须正楷，不能潦草，而且怕泄漏机密，奏折要大臣亲自书写，不能假手于幕府人员。皇帝看过奏折后，也亲自用红笔在上批示，称为朱批，也不假手于亲信大臣。康熙皇帝曾有右手受伤，用左手执笔亲自批示的事。由此可知，康熙皇帝对奏折制度之重视。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再发还原上奏大臣阅看保存，雍正即位后，即谕令内外大臣等将他们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从此朱批奏折的缴还就成了定例，“缴批”二字也变为专有名词。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案，就是大臣等缴还宫中的奉折。P1-2

本书所探讨的不是清史的细节，但却是清史上的关键问题。满洲部族原崛起于长白山附近，其生存环境影响其生活方式，故本书除介绍台北故宫所藏档案等史料性质，强调其清朝中央集权、皇权专制而神圣化的体制外，最先探讨满洲部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马为草原游牧部族生活上或战争中所必需，清朝更是以骑射为国家根本，与马有密切关系。《从历史的观点谈马》即探讨马在中国历史边防上所占的地位及其影响。

中国东北长白山附近，天气寒冷，但雨水充足，土壤湿润肥美，松林苍郁。除适于发展农业外，深山草丛中即以产人参闻名。也有许多飞禽走兽可以猎取，貂皮也是其闻名于世的特产。而松花江等河流中更以产珍珠闻名，故满洲部族发祥地附近是适于采集、渔牧与狞猎的好环境，《木兰秋■》只是举例说明满洲部族于关外的骑射文化。至于满洲部族衣冠服制的繁琐与多彩多姿，实因其继承辽、金、元的服制外，复受明朝辽东汉人及中华文化的影响，又保有满洲部族受自然环境影响的若干特色。清初的服制原求划一，但乾隆皇帝却喜欢穿着汉人儒服，使清代服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实属一有趣的问题。

清朝在制度上大体继承明朝，《百岁观场童子试》即试图探讨清朝承袭明朝科举制度中的许多有趣的奇闻异事。而清初，的汉军旗人与降附满洲的辽东汉人，即扮演着将便于统治汉人的典章制度介绍予满人之重要角色。他们原为满洲邵族的奴隶，是满洲将士阵获或抢掠而去的明朝军民人等。他们原为旗人家役使，或随主人作战为跟随，或在旗人“庄”“园”中从事农业生产。其后满清入关，他们又随主人入关在满清圈占的田地“庄”“园”或家中工作。《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即为旗人奴仆思家、受不了苦，或遭虐待而逃亡所涉及的事。因旗人“不农、不工、不商”，完全靠奴隶资生，奴隶逃亡影响旗人生计，故清廷特设督捕衙门及制订特殊法令严惩窝主及其邻佑十家的人，对逃人的惩罚反轻。

本书所探讨的着重于清朝极盏而衰的乾隆时期。《十全老人与香妃》则是评估乾隆“武功”，及其“求全”与浪费，耗尽了康雍两朝积储的财富，国运由盏而衰。《千叟宴与多宝格》则着重于乾隆皇帝在文化上的搜藏，及其万寿圣节南巡等的铺张，使吏治民风同时败坏，再也无法挽回了。至于《四库全书》的修纂则是就台北故宫所藏的档案，评析誊录人员的素质、待遇，并论及《四库全书》中的谬误，使其不能成为善本的原因。而修《四库全书》的另一面，则为乾隆皇帝的禁毁书。凡明末清初以汉人立场记载满洲部族在关外的风土人情及战争等事，均有诋毁清朝祖先的嫌疑，应该销毁。其次则为举凡不合或违反程、朱理学思想的言行与著作，亦应为其贬抑或销毁之列。藉修《四库全书》以销毁违禁书籍，藉销毁违禁书籍铲除“异端”“邪说”，以程、朱理学统一学术思想，这或许是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清代学术思想无法恢弘博大，实与此有莫大关系。

至于英国初次正式派遣使臣马戛尔尼来华，其目的原希望'-b清朝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其商业“利益”。但由于中、英传统文化之不同，生活方式之互异，因而导致彼此观念的冲突，而最显著的冲突则为礼仪与贸易问题。而此冲突的扩大b结果，则为四十余年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康熙皇帝曾于开放海禁后又恢复海禁，没有面向海洋发展工商，已丧失向海洋发展的契机。乾隆皇帝则是第一个正式与西方工商文化接触的皇帝。他以中国历朝“防堵”“夷”、“狄”等游牧民族的传统策略来“防堵”西方工商文化的“扩张”，而“扩张”的力量正“方兴未艾”，“防堵”的力量则“日渐衰弱”，终至冲溃“堤防”泛滥成灾!只是中国以农立国太久，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工商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早已陌生，而对“科技”可以“富国利民”的观念更属新奇!乾隆皇帝也只能略窥一点西方“科技”的神奇，没有掌握“中国现代化”的契机，这才是中、西文化第一次正式接触后，中国方面最大的损失。

笔者原期在退休前将自己的论著加以整理，去其重复，乃搜集了十三篇论文，前九篇曾刊载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月刊》上。其它四篇学术论文则分别刊载于《大陆杂志》等学术集刊上。其中一篇《顺治年间的逃人问题》则是为了庆祝李济之先生七十寿诞而作。回忆1965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后，承沈刚伯先生的好意介绍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临时助理研究员，三年过去，史语所并无正式名额。所长李济之先生乃亲自打电话给故宫博物院院长蒋慰堂先生，并以副研究员的名义介绍我至故宫博物院工作。沈师刚伯，李师济之向以“严师”闻名于台大，“平”“愚”的我，能受到二位恩师的肯定与爱护，实令人感念终生。

本书的顺利出版则要感谢远流出版公司，很有创意地突破传统“论集”或“论丛”的框架，为本书订名为《清史拼图》。笔者学历史原期“通古今之变”，期望以文字和图像，拼出历史的真相，从真相中获得启发与教训，故乐于将此书交其出版，也愿将“一得”之“愚”献给读者。

本书能在中国大陆以中文简体字出版，也是远流出版公司的介绍，搭起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使本书流传更广，阅读的人更多，影响更大，这是笔者所乐意的。在此非常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在两岸文化交流上的热忱和远见，及其企业化经营图文并茂的典籍的精神。当然最后还得感激内人蒋凯华女士的辛劳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