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是谁？听到本雅明自杀的消息后，他的挚友布莱希特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界造成的第一个真正损失！”20世纪的学者中，没有谁像本雅明（和福柯）那样，他的著作在西方被广泛阅读并适合于众多的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政治倾向者。

作为犹太人，本雅明难逃二次世界大战的劫数，作为杰出的思想者，他在哲学、文学等领域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他在本世纪初坎坷痛苦、随波逐流的生活给世纪末的人们以警醒：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平衡。本雅明的一生都在执著地阐释一种传统，对传统的阐释可以说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

瓦尔特·本雅明是德国思想家，1940年自杀，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他罕见地将才华和渊博结合起来，不是依据学科分类来安置主题，而是根据好奇心和自我根源来提炼学术兴趣。因此，本雅明的研究只是在特有禀赋这一点上才能找到焦点和统一性。本书的作者阿多诺、德里达、哈贝马斯、保罗·德曼等，都是重要的欧美知识分子，他们从各个角度对本雅明进行了解读。本雅明的众多主题－寓言、语言、现代性、犹太神学等－在这些解读中呈现了复杂而多样地面孔。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语言论与翻译论，收录了德里达等人的四篇文章；第二部分，知识论与经验论，收录了阿多诺等人五篇文章；第三部分，历史哲学与文化批判，收录了蒂森等人的六篇文章；第四部分，神学与马克思主义，收录了哈贝马斯等人的三篇文章。

序言：本雅明的关怀

语言论与翻译论

土星视角与差异问题：对瓦尔特·本雅明的语言论的思考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世纪”

巴别塔

“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

知识论与经验论

本雅明《文集》导言

世俗启迪的基本原理

光晕以及自然的生态美学

《拱廊计划》中的经验与唯物主义

深海采珠人

历史哲学与文化批判

19世纪历史哲学的寓言

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天使

“格格不入”：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辩证的文化概念

打破万花筒

批判

文化作为法西斯统治的邦凶：本雅明对法西斯主义症候的诊断

资本主义现代精神批判

神学与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政治弥赛亚主义？

——阐释《关于历史概念》的论点

马尔库塞与本雅明

瓦尔特·本雅明：提高觉悟抑或拯救性

批判

后记

巴别：今天我们视其为专有名词。但这个专有名词指什么？指谁？有时，它指一个叙事文本，讲述一个故事（神话的，象征的，寓言的；这对眼下无关宏旨），在这个故事中，已不再是叙事名称的专有名词给一座塔和一座城命名，这座塔和这座城从一个事件得名，在这个事件中，耶和华“宣布他的名”。现在，这个专有名词至少已经在三个时间对三个不同事物命名，而且，它的全部意义在于，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它起到了一个普通名词的作用。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语言混乱的起源，习语不可科约的多元性，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作为不可能性的必要性。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注意这样的事实：我们正是在翻译中读到这个故事的。而在这种翻译中，专有名词保留了它的独特命运，因为它在表面上并未被译成专有名词。现在，这样一个专有名词永远是不可译的，这个事实使人得出结论，严格说来它并不属于语言，不像其他词语那样属于语言系统，不管是被翻译的还是在翻译的。然而，“巴别”，作为一种独特言语的一个事件，也具有一种普通意义，一种概念的普遍性，它的出现是为了构成一个“文本”。它作为一个双关语或混乱的联想，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一种语言中可以把“巴别”解作“变乱”。而从那时起，正如巴别同时既是专有名词又是普通名词一样，混乱也成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了，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同音异义词，也是同义词，但不是等价的，因为混淆二者的价值并不是什么问题。对翻译者来说，没有满意的解决办法。依靠同位语和大写（“Over which he proclaims his name：Babel，Confusion”）并不是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它评论、解释、复述，但不翻译。它充其量近似地繁殖，把含混的意思分成两个词，“混乱”聚集了潜在意义，它的全部潜在意义，它的内在翻译（internal translation），如果可以那样说的话。这种内在翻译用所谓的原文语言谴词造句。原叙事的语言中固存一种翻译，一种转移，它即刻（混乱地）传达了那个专有名词的相同语义，而这是这个专有名词作为纯粹专有名词本身所不会有的语义。事实上，这种语言内（intralinguistic）的翻译迅速运作；它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运作。然而，使用《创世记》的语言的人应该注意到专有名词抹去相同概念的效果[如Pierre（皮埃尔）中的pierre（石头），而这是两种绝对异质的价值或功能]。因此。人们禁不住要说，首先，正当意义上的专有名词并不合法地属于那种语言；它不属于那里，尽管而且由于它的招呼才使那种语言成为可能（没有专有名词的招呼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呢？）；因此，它只能通过让人在语言内翻译自身才能把自身刻写在语言中，换言之，让别人用相同的语义表达阐释自身：从这一时刻起，它就不再是专有名词了。名词pierre属于法国语言，在译成一门外语时原则上应该传达它的意思。而Pierre却不然，它在法国语言中的归属尚不确定，无论如何与pierre不是同一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皮埃尔”（英文为Peter）就不是Pierre的翻译，就像Londre不是London的翻译一样。其次，以《创世记》的语言为所谓母语的人的确可以把巴别解作“变乱”；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人对专有名词的翻译是一种混淆的翻译，不需要另一个词就传达了相同的意思。就仿佛那里有两个词，两个同音异义词，其中一个具有专有名词的价值，另一个具有普通名词的价值：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进行多样评价的翻译。它是否属于雅各布森所说的那种语言内翻译或重新措辞？我不这样认为：“重新措辞”涉及普通名词与普通句子之间的变化关系。《论翻译》（1959）一文区别了三种翻译形式。语言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用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阐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这显然假定必须懂得如何有力地断定一种语言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其各种极限的可判断形式。然后是雅各布森所利落地称之为翻译“正身”的东西，即语言间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它通过另一种语言阐释语言符号——其前提条件与语言内翻译的前提条件相同。最后是符号间翻译或变形（transmutation），它用非语言符号系统阐释语言符号。对于两种非“正身”的翻译形式，雅各布森建议用定义性的同不需要另一个词就传达了相同的意思。就仿佛那里有两个词，两个同音异义词，其中一个具有专有名词的价值，另一个具有普通名词的价值：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进行多样评价的翻译。它是否属于雅各布森所说的那种语言内翻译或重新措辞？我不这样认为：“重新措辞”涉及普通名词与普通句子之间的变化关系。《论翻译》（1959）一文区别了三种翻译形式。语言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用同一种语言的一些符号阐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这显然假定必须懂得如何有力地断定一种语言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其各种极限的可判断形式。然后是雅各布森所利落地称之为翻译“正身”的东西，即语言间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它通过另一种语言阐释语言符号——其前提条件与语言内翻译的前提条件相同。最后是符号间翻译或变形（transmutation），它用非语言符号系统阐释语言符号。对于两种非“正身”的翻译形式，雅各布森建议用定义性的同义语和另一个词。即是说，他用另一个词翻译了第一种：语言内翻译或“重新措辞”。第三个也同样：符号间翻译或变形。在这两个例子中，“翻译”的翻译是一种定义性阐释。但就翻译“正身”，即普通意义上的翻译，语言间和后巴别式翻译而言，雅各布森并没有翻译；他重复了同一个词：“语言间翻译或翻译正身”。他假定没有必要翻译它，谁都明白它的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翻译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语言是什么，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关系，特别是语言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如果存有巴别塔未曾破坏掉的一种透明性，那么，这就是对语言的多元性和“翻译”一词的“正当”意义的经验。就“翻译”一词的关系而言，当指翻译“正身”时，简言之，与隐喻一样，与正常翻译的曲折变化一样，它的其他用法将处于语言内的和不充分的翻译的位置。因此就有了正当意义上的一种翻译和比喻意义上的一种翻译。而为了在一种语言内把一个译成另一个，或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进行比喻意义上的或正当意义上的翻译，就必须进入一个过程，很快看到这种令人安心的三分法是有问题的。很快在发出“巴别”这个词的音的时候，我们感到不可能决定这个名称是否正当地简单地属于一种语言。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场争取名分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这场斗争是在追溯谱系渊源时进行的。为了“给自己命名”，同时建立一种普遍语言和一个独特谱系，闪族人想要把理性带给世界，而这种理性既意味着殖民暴力（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普及他们的习语），同时又意味着人类群体宁静的透明性。相反，当上帝强加他的名和反对他的名时，他打破了理性的透明性，但也干扰了殖民暴力或语言帝国主义。他决定了它们要被翻译的命运，他让它们屈从于一种必要而又不可能的翻译法则。他以可译而又不可译的名一下子传达了一个普谝理件（这个理性熔不再屈从千特殊民族的统治）。但同时又限制了它的普遍性：被禁止的透明性，不可能的单声部。翻译成了法则、职责和债务，但却是不再能卸掉的债务。巴别的名称标志着这种无力偿还的债务：它翻译，但不翻译自身，属于但又不委身于一种语言，使自身向自身拖欠一种无力偿还的债务，就像拖欠别人的债务一样。这就是巴别式的语言表现。

这个独特的例子，既是原型的又是寓言的例子，可以用来介绍全部所谓翻译的理论问题。但是，任何理论化，仅就它产生于语言内部而言，都不能控制巴别式的语言表现。正因为如此，我在此才不用理论模式，而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翻译另一篇论述翻译的译文。前面所述本应该把我引向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篇早期文章，即莫里斯·德·冈迪拉克翻译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1916）（《神话与暴力》，巴黎：丹尼尔，1971）。那篇文章显然援指了巴别塔，掺有论专有名词和翻译的话语。但在我看来，就那篇文章公开的谜一般的性质，其丰富的意义和多元决定性，我不得不推迟对它的解读，而只限于《翻译者的任务》（也由冈迪拉克所译，集于同一个集子中）。其难度无疑不小于那篇论语言的文章，但其逻辑较清晰，主题较突出。这篇论翻译的文本也是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的译本所作的序，而我则喜欢用冈迪拉克的法译本。然而，翻译——对这个文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尤其是其基本主题吗？

文章题目的第一个字就交代了“任务” （Aufgabe），总是注定要完成的（由其他人所赋予的）使命、承诺、职责、责任。这里已经突出了一条法则，翻译者必须为之负责的一条法令。他还必须完成这项任务，这项可能意味着过错、过失、错误、甚或罪过的任务。我们将看到，文章把一种“调和”作为地平线。而话语中繁殖谱系主题和典故——或多或少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一切都用来传播一颗家族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