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名人琐事的堆砌，更非关于名人的猎奇之作，而是如《往事并不如烟》一样以一人、一家经历见证历史的严肃作品。本书从20世纪40年代写到梁思成先生去世的70年代，图文并茂，全书计有插图200余幅，其中许多关于梁思成及林徽因的照片及古建筑结构图等，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2004年6月10日是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出自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之手。她以女性特有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的过程。在从学生、同事、助手到伴侣的角色转换中，作者也完成了从妻子到梁思成建筑思想坚定的捍卫者的飞跃。因为作者对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多年近距离的接触，因而，其笔下梁、林两位的形象真实、生动，使读者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有别于荧屏、小说之外的梁思成、林徽因，极具可读性。本书行文流畅，饱湛情感，作者从自己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谈起，穿插着对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理解，又在叙述自身经历的同时，记录下了“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的点滴史实，跳出了狭小的家庭圈子，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宏大的历史变迁。因而，本书不是名人琐事的堆砌，更非关于名人的猎奇之作，而是如《往事并不如烟》一样以一人、一家经历见证历史的严肃作品。本书从20世纪40年代写到梁思成先生去世的70年代，图文并茂，全书计有插图200余幅，其中许多关于梁思成及林徽因的照片及古建筑结构图等，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自述

写给梁思成和林微因

1 初识梁思成夫妇

2 思成长于十个儿女的家庭

3 一对伉俪回国

4 15年190个县2738处古建

5 营造学社的最后一次古建调查

6 来自耶鲁和普林斯顿的荣誉

7 梁思成与他的学生

8 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9 不被认可的梁陈方案

10 微因走了，“大屋顶”的批判来了

11 平静的结合及不平静的婚姻生活

12 乌云下的屈辱与磨难

13 走不出自我批判的胡同

14 思成走了

梁思成年谱

梁思成著作一览表

社会上对我们的婚姻议论刚刚平息不久，没有想到又发生了一桩令我更加难堪的事情。但是，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互相了解、更加信任、更加相爱了。

1959年为设计国家大剧院，我系曾对剧院建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除了收集当代国际上新老剧院的资料外，还派出大批学生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剧场、影院、会堂作了调查，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来虽然国家剧院的设计任务下马了，但为了总结这一段工作，我系编辑了《 国外剧院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图集》、《2300座剧院设计总结》三大本书，每种均印两三千册。这些书的对外交流与出售工作一下子全交给了资料室。当时我负责资料工作才三年，平时日常工作已经很忙，再加上这一大批书的交流与发行就更加忙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一点财务常识。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来做，但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来动手。当时也不懂得把管“钱”和管“物”分开。因此在1963年开展“双反运动”(反贪污、反官僚主义)时，一清查，发现了问题。售出的书和收入的钱对不上。开始我并不重视，我也没有想到新来的小兄弟会出什么问题。再说这批书的印刷取货交款等全部是学生办的，本来就是一堆乱麻。

有一天，我上班时发现有几个人在清点那些图集。我心中一动，为什么不由我们资料室的人清点?第二天“双反”办公室的同志便找我谈话，要我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像爆炸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坦白交待”，难道他们认为我贪污了吗?且不说问题能否弄清楚，就当前受到怀疑已足使我难以忍受了。我的心情再也没有比这更沉重的了，我怎样回去向思成交待?说我受到了怀疑，说我是冤枉的，他能相信吗?他将怎么看我?他会怎样对待我呢?回到资料室我一头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

回家后我万分羞愧地向思成转述了“双反”办公室和我谈话的内容。他注意地听着，然后严肃地说：“你有责任帮助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我怎么搞清楚啊!如果我真的贪污了，我可以坦白，可是我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我交待什么呢?我经手的钱都交给××了，如果××贪污了，他不承认我永远也洗不清了。”

“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对我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几乎每天都在哭，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一天我从系里回家，碰到总支书记刘小石正从里面出来，我的心一沉。果然我进屋后发现思成空前的严肃。他对我说：

“小石刚走，他和我谈了一些运动中的情况，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他停了片刻又说:“你听着，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思成最后的话令我痛心。难道组织就不可能搞错吗?谁能保证领导就绝对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呢?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反正现在大家都已认为我是有问题的了，我还不如搞个假交待呢。但我又不知道差额是多少，如果说了反而会说我是故意隐瞒真相，破坏运动，那不又罪加一等了吗?再说我也交待不出贪污了哪一笔钱，哪个单位的钱，更交待不出赃款的去向。我想这两年的日子也真够熬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不如死了算了。但是两个孩子怎么办?想起孩子我就更伤心了，我死了，谁来关心他们?谁来爱抚他们?我现在惟一缺少的是对组织的信任，我想只要我能坚信组织绝对不会搞错，只要有了这个信心我就得救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把自己的顾虑，把我那些不连贯的思想告诉给他，因为我边哭边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相信没有一句话是说清楚了的，也没有一句是说完整了的。但是思成听明白了，他告诉我说看见我这样痛苦，他也很难受。他说要有信心，绝不能搞假交待，既然领导上还没有做结论，就说明组织上处理问题是慎重的，是要反复核实的。

当时我们系“双反”办公室还向全北京市的建筑单位调查购买这三种书的情况，我是资料室的负责人，因此弄得各设计院“满城风雨”，都在传说林洙贪污了。这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屈辱，我简直就无法再见人了，因为这些单位都是我在工作中经常要联系的。

这事传得连建工部杨春茂部长都知道了，一天思成在观看一个演出时正好与杨部长坐在一起，部长关心地问：

“你夫人的问题怎么样了?”

“现在还没有审查清楚。”

“你告诉她，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我们党有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由于牵扯到某些问题中去，往往被组织审查了十年八年，最后才调查清楚，重新工作。但也有些同志接受不了这种审查，走上了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这是很可惜的。”

思成回来高兴地向我传达了杨部长的关怀，并说杨部长建议我读一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最后的一章，于是我们一起读了起来。其中有一段话对解决我的思想包袱，就像将要枯死的禾苗逢到甘雨一般地起作用。

这些道理教育了我，革命前辈出生入死尚且受到审查，相比之下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过了几天在全系大会上，书记刘小石针对贪污分子说的一段话使我获得了更大的希望，他说:

“我们大家都应当尊重事实，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想蒙混过关，混是混不过去的。我们搞工作靠的是什么，当然不能只靠你们的交待。坦白交待与否，只能表明你们自己的态度，我们靠的是调查研究，我们越调查研究，就应当越接近事实，总不会越调查研究离事实越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