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他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在书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个性化的出版性格，以及鲜明的出版思想，使他成为同行中极具‘霸气’和‘才情’的出版家。本书除叙述个人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掌故。

　　一个只读过小学的酒馆学徒，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书迷恋，经过不懈的奋斗，缍成为二三十年代上海赫赫有名的出版家。这就是张静庐传奇的前半生。  本书除叙述个人经历之外，还讲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界的掌故，介绍了礼拜六派、创造社等文学流派的情况。有心的读者亦能从中窥测到民国社会的风貌以及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作者与现代著名学人郭沫、郁达夫等人交往的逸事在该书中也有所展现。

一 写自传的动机/1

二 我的生长地/4

三 屠户世家/10

四 惟一的母校/14

五 不长进的孩子/17

六 礼拜六派时代的轮廓/22

七 阅读与写作/26

八 出版的尝试/30

九 从酒保到编辑/34

十 荒唐之夜/40

十一 “六三”运动/43

十二 大闹新华门/47

十三 “谁是主唆者？”/51

十四 踏进出版界/57

十五 泰东图书局的转变/62

十六 创造社的摇篮/66

十七 外勤记者/69

十八 商报馆五年间/73

十九 光华书局的诞生/76

二十 小伙伴们与幻洲社/80

二十一 回光返照与黄金时代/83

二十二 北伐前后/88

二十三 从“现代”到“联合”/92

二十四 再度脱离“现代”/98

二十五 上海杂志公司的建立/106

二十六 小小计划初步成功/110

二十七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113

二十八 杂志界的畸形发展/117

二十九 提高出版物的水准/121

三十 平地风波/125

三十一 抗战后的出版界/129

写在后面/135

附录一：杂志发行经验谈/139

附录二：张静庐先生生平简介/148

老实说，我对于我的家世太模糊了!

四十多年来，没有见过我的祖父祖母的面；也没有机会认识我的大伯伯和三叔叔。说来未免有点滑稽吧，连祖宗、三代、近支伯叔的名字，到今天还不曾弄个清白。这原因，一来是当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祖父母早经去世，伯伯和叔叔那时候是否还健在，或虽健在着，但是否因为和父亲不睦，老是不相往还的，我不清楚。二来是因为我父亲生性倔强，壮年时就和族里的人不相投，独自个儿带了我母亲和刚生下不久的大姊姊，搬到别的乡镇来做小买卖。此后，族里的事情就不相过问，也没有遗留下一本宗谱，可以给我们查考查考近房远支的系统。而且终我父亲一生，从没有向我们谈起过家庭里或宗族里的事情，似乎有什么说不出的隐痛。他不向我们说起，我们自然也不便问他。这隐痛，潜藏在老人家的心头七十一年了，终于随着他的躯壳，一起埋葬在南山殿的一堆黄土里。

好在我现在不是想写“家乘”，也不用推算我们的最初始祖是汉朝的留侯呢，还是《三国志》里的张飞第几代孙。更就我出身的贫贱而论，也就一想而知，近代的祖先，都不曾做过什么大官高爵、中过举人进士。否则，总该多少有些民脂民膏，可以留给我们当子孙的享用享用罢!那么，即使查考得出来，也不会增高我的身份，给人们推崇一声“世家子弟”。

现在只就我所晓得的记述出来，当然要从我的父亲开始。

我父亲生长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里，所以他没有好好地念过书。在我们乡下，有一种“念雨书”的，晴天里下田做工，逢下雨’的时候，才领到私塾里去认字。这是贫苦子弟们惟一的读书机会。因为终究雨雪的日子比阴晴的日子少，所以“束惰”就可以特别减低。这在私塾教育时代是很普遍的。现在有了学校，这办法自然不再通行了。学校的学费，是有规定的，上课下课的时间也一样有所规定，你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费，或者没有上课的工夫，那么书本子是永远不会跳上你手心的，“书”原是留给有钱的哥儿们读着玩的。

乡下贫苦人家的子弟，认识字的终究不多，我父亲已经是个例外。他既认识几个大字，于是乎就有了野心，有了向外发展的野心。祖父一过世，就立刻放弃了父传的(或许是世传的)佃农生活，到龙山镇改做小买卖——鲜肉铺。

做鲜肉铺买卖的商人，在前清时代，是最被缙绅大人们所瞧不起的下等人一一屠户。当我父亲从清水湖搬到人地生疏的龙山来住，这三四十年里，受尽了当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们的折磨、侮辱、压迫。他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渐渐地养成一副暴躁的性情和古怪的脾气。从我晓得，没有一回见过他欢乐的笑容。长圆的脸，岁月在他的额上凿下无数深刻的皱纹。沉默而寡言笑。喜欢吸旱烟，手里老拿着一杆长长的旱烟管，装着一只坚实的铜斗。当他心里有事的时候，只要远远地听到他用力在石板上敲着烟斗的声浪，一家人就会肃静回避，鸦雀无声。这是他特有的标帜，也是他惟一的伴侣。

我不明了，是不是他因为过度地受着土豪劣绅们的压迫，心理上起了反应。他最厌恶的是穿着长衫大褂的人们，无论你是读书的，有身份，或是在上海发了洋财的买办们。他没有交际，也不会应酬。一生没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全副的精力，都放在他白手起家的一片鲜肉铺上。勤俭，在他是成为习惯的了，挣下来的钱，从不会为求个人的享乐，而浪费过一文。七十岁的老翁，往返二三十里外办货，老是委屈着两条腿的。

他习惯于走夜路，太阳不下山，老是不愿起步的。偶然逢着没有月亮的黑夜里，独自走着二三十里路回来，中途在凉亭里息力，当他特有的铜烟斗敲响凉亭旁的石柱，那睡在亭子里的老丐被惊醒了：

“是立芳伯么?”

“唔!”

于是这老丐就擦着惺忪的睡眼，摸起来，燃着一把手提的纸灯笼，很高兴地陪伴他回到家里。无论哪一处的乞丐都认识他，无论什么时候，风霜雨雪，都愿意陪着他。这样，也可以说，他一生的朋友，惟有穷得一无所有，压根儿不会穿长衫大褂的叫花子们。正因他的朋友大都是叫花子们，所以他才肯将一生勤俭所得的金钱舍施给他的朋友们身上，成为缙绅大人们所瞧不起的“乡里的善人”。

这是“消极的报复”么?还是生长有一颗仁慈的心?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鬼神，也不拜佛念经，一生没有吃过一次斋，这和我母亲恰恰相反。

我母亲姓王，也是一位佃农家里的穷女儿。她在十八岁那年，嫁给我父亲，父亲已经二十六岁了。她顶信佛，什么地方寺庵里做着佛事，都有她的份儿。她认为屠杀牲口是顶罪过的营生，所以她虔诚地为我父亲，为她自己，为我们一家人忏悔祝福。盼望我们子女们长大起来，都另外找寻职业，结束这卑贱而又罪过的屠户生涯，脱卸了短衣，换上长衫。这样的思想不同的老侣伴，真所谓“同床异梦”了。

我有四位姊姊，两位哥哥，在兄弟姊妹行中我是最小的一个——老七；也是顶小的男孩子——老三。大哥患着肺病，死时才三十一岁，遗留下两个孩子——鸿品、鸿飞。二哥是父亲顶钟爱的一个，他不仅承继了父亲的事业，且袭荫了父亲所遗留下来惟一头衔——“乡里的善人”。（P10-13）

一九三五年的秋天里，“我的朋友”阿英先生受良友图书公司的委托，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部分，同时也替上海杂志公司编校“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有一天，偶然在我的家里和几位编译所的朋友谈起新文化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向我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这原是一句客气的话，我当时听了很觉得惭愧。分析他说这句话的语意，明明在说我是一个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实行者——出版商人，并不是说我是个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间有过什么贡献的作家。但是，这虽然是句好听的恭维话，却也多少带有几分的真实性。我自信，在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以至于现在，对于上海出版界的向着新的一方面的推进，多少是尽过一些劳力。耗过一些脑汁，这是不可磨灭的，也许为同业的先进们所不否认的事实。因此，当时阿英先生和几位朋友都叫我写一本自传，来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只可惜我没有文学的修养，缺乏写作的技巧，绝对不会写成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文学。所以在当时虽有想写的动机，而终于不敢下笔，没有勇气来大胆地尝试一下。

到了前年冬天，张天畴先生来替黄萍荪先生所编的《越风》向我要稿，他指定要我来写一篇关于上海新出版业的史实。他说：“你不妨以你自己的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纬，织成一幅看去似乎平淡而实际却富有图案意味的美丽而实用的厂绉。”(他是杭州人，所以三句不离本行。)这句话更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个人事业的成败变动，写出来实在是“与堂无涉”；何况像我这样平凡的人，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干这样小小的出版商，有什么长处可述给后之来者歌颂赞叹呢?我想，假使要写一部有关于中国出版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的书，最好应该让张菊生、陆费伯鸿、王云五几位先生来写，才有相当的理由。

不过，照张先生的说法，我既然在这号称文化街的四马路上住上了二十年，这悠长的岁月中，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和我自己亲身所接触到的，总该有不少的故事可以搬出来，给在文化街上跑跑而留心出版事业的读者们，作为茶余酒后的谈助吧。因此，我从去年冬天起，就做了想写一本自传的准备。可是因为身体的不健康，和生活兴趣的转变——近一年来对于学习国画的兴趣特别浓厚，差不多每天晚上肯花上二三个钟点，从事于一花一鸟的传摹，同时还买了不少关于国画理论的书籍和珂？版影印的画册，抛了画笔就拿起画册，不断地练习和鉴赏——竞分不出一部分时间，来写这“不必有”的自传。

直到后来，上海杂志公司准备出版一种《读书》月刊，于是编译所的同仁和金则人、平心等几位先生旧事重提，要我用故事的体裁写出来。这又是一桩难事了。因为我除在“礼拜六”派盛行的时代，曾经用过受林琴南先生影响极深的文言文写过几篇哥哥妹妹式的小说和谈怪志异的几段笔记以外，十余年来再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小说或小品文。在当商报编辑时，所写的都是属于记事速写一类的新闻稿；在书店经理任内，那更谈不到写文章了，最多不过偶尔高兴，做几段宣传性质的广告底稿罢了。

现在这丑媳妇终究见公婆面了，“像样”、“不像样”的问题已经谈不到了。不过我要请读者们原谅的是，请勿要用文学欣赏的眼光来读这部传记——这样幼稚的作品，否则它会使你大大失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出版商人的自述呀!

在这本小小的自传中，为使它写得忠实，有些地方，变成了滑稽的独白，使人好笑；更有些地方，当读完一遍初校样时，觉得有补充几句的必要：

在交际场中，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融和呢?这原因，最关键当然还是在个性的不同。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批评，往往是拿了自己的“尺”去测量别人的，不能适合这“尺”度就是不好。反之，就是好人。因之，是是非非就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说法，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朋友们(包括认识的不认识的)对于我的一切，说得头头是道的固然也有，然而批评得体无完肤的也不是没有。说好的，并不一定是我的知己朋友，甚多对我的了解并不清楚；说歹的，也并不一定是我的仇人冤家，除非他另有企图。打开天窗说亮话，还是“我有我的尺”罢了!

正因为这样，社会上就有很多“挂羊头卖狗肉”的。更有为着自己的私益而对别人作无情的攻击，和歪曲的批判。这种事情流行于文化人之间，文化事业的同行中更多得不胜枚举。以造谣为手段而想达到他的目的，这手段偶一用之，也许是不妨的。然而一定要将自己的脚跟下用“高跷”垫起来，比别人高出一头地，尽量地自我宣传，自居领导或模范的地位，将别人的好处硬绷绷一概抹杀，似乎也大可以不必吧?

除掉业务上，我现在简直可以说“与人无争”。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里，弯弯曲曲朝着这目标而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信念而工作。并不因环境险恶而躲避，也不受生活艰难而动摇。我明白，我所负的责任的艰重，文化工作影响于民族社会的重大和深远!我行我素，我行我心之所安，因而，我不想用说教的方式来辩护，也不愿以夸大的宣传来代替事实。

我是幼小失学的人，因没有机会进中学大学，所以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够。但是三十年来竟会抓着摃笔杆儿生活的职业，随时随地感到才识不够应付，使我精神上受莫大的痛苦。我是个“有家”的流浪人，三十年来不知调换过多少可为而不为的职务，失业的恐慌，家室的重负，使我物质上受莫大的痛楚。残酷的回忆，有使我补写这“自传”的必要。我想在每一个“陷阱”之前，都插上一支“行人止步”的路标，告诉给像我一样在陌生的人生旅途上暗中摸索的朋友们，这工作也许不是全没有意义的吧!

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维持事业上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

“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商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体会，去领悟。一切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们——读者——也应该从上头去分析，去区别，然后方会有最低限度的认识，而不会有超越限度的谴责。出版商与书商的分界线，不仅社会上一般人弄不明白，就连地方当局和主管的上级机关也没有将它划分清楚，因而将绝对不同营业路线和营业方式的书商与出版商，硬给你箍在一起。例如现在各省市的书业同业公会，这集团的组成，有完全以买进卖出为主要业务的木版书商、碑帖商；有各家有各家不同版本，然而都没有著作权的石印书商；有也有版权也没有版权，将新的旧的图书，给它穿上西装的标点书商；有专将杂志上新闻纸上所发表的文稿编纂起来，似乎有著作权而实际却没有著作权的准出版书商；有纯粹以学校用书或侧重于教科书工具书的教科书商；有各有各的目标与信念各有各的出版路线的新出版商。表面上，都是将白白的纸张印上一行行、一堆堆的黑字而拿出来卖给读者的买卖人，其实骨子里根本不对劲。如果将这大串的书商与出版商放在一起，总名之日“书业”或“书商”(大约三百六十行中只有这样一行名吧)。要他们牵强附会来解决它的切身问题，何异于“缘木求鱼”。反使同业间不能结成较好的关系，仍残留着“同行嫉妒”的封建意识。

记得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海各业商会一律改组为商民协会的时候，上海市党部陈德征先生指派我担任改组书业团体的负责人。当时，我提出最低限度的划分——新书业和旧书业成为二个团体，然后才可以进行组织，训导成为坚固的集团。(当然能多划分几个更好。)他同意我的提议，但是格于法令，还是通不过，到现在我们书业的惟一集团仍是“止此一家”的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

末了，还得补充一句：二十年出版生活中所见到的、经历的，更有很多珍罕的史料和趣闻轶事，都不能记述或详细地写出来，这未免可惜，也与写这本书的初意有些不符合。然而，事实上，人情上都不许你畅所欲言，只得留待将来有机会时再行添补进去。或者有更大的自由时另写一本——出版界掌故吧。当上海《立报》创刊时，我也曾有这样的企图，曾经刊登过十几则，后来友鸾兄离去就停笔了。包天笑兄接编《花果山》时虽曾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但终究因怕引起不必有的误会，掀起无谓的麻烦，虽是玩笑式的也还是不写的好，我觉得。不料现在仍旧同从前一样感觉“还是不写的好”，真是不胜遗憾之至!

　　当我们今天重新捧读这本书，从作者娓娓道来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氛围。张静庐在书业活动中的经营才能，个性化的出版性格，以及鲜明的出版思想，使他成为同行中极具“霸气”与“才情”的出版家。在风云际会的民国年间，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张静庐]。  ——阿英  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须知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 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也是“差之毫百谬以千里”的分界线。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维持事业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 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  ——张静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