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文德、文术、文体、文变四章，在本书的每一章，均有“概说”一节，概述四大理论范畴各自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情况，还介绍每一章分析阐释的文学理论概念情况。除“概说”外，每一章还有四节分论具体的概念、范畴。辨析、考释概念的实际理论内涵，阐述其理论内容和理论意义。

(一)

本书以中古时期文学理论范畴作为研究对象。

“中古”，所指时期不一。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中古期指“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l—959)”这一时期。史学界一般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之间为中古，但也有把两汉包括在内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又有不同，以汉魏之际至梁文学为中古文学。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沿用了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称法，书中讨论的各问题的时代“起于汉末，讫于梁陈，大略相当于旧日所谓八代的范围”。本书所谓“中古”，略与刘师培、王瑶相近，主要指汉魏六朝时期。

范畴(category)，本为哲学名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思维对事物的本质特性和关系的概括或反映。所谓文学理论范畴，就是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的本质、特性以及文学内在关系的概括和反映。

中古文学理论，经历了由初步形成到成熟、发展乃至繁盛的质的飞跃。两汉时期，文学理论由非自觉转为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达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鼎盛期，被批评史著作誉为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其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形成或创造了相当数量的概念、范畴，如言志、缘情、文章、神思、比兴、体性、风骨、隐秀、通变，等等，几乎涉及到了文学的本质、特性、文学创作、形式技法、风格、文学发展等各个方面。

先秦已经提出的一些概念、范畴，在中古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言志、缘情、文章、比兴，就属于这种类型。“诗言志”被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提出这一话语的是先秦人。到了汉代，这一文学观念得到了补充和完善。首先这一话语在汉代演变为有关诗之本体的话语，其次志中含情的内涵进一步明确，礼义等理性因素对志的规范，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论述。总之，这一观念，虽为先秦提出，但到汉代才定型。相对而言，“诗缘情”这一观念，先秦人(如《诗经》、《楚辞》作者)虽有朦胧意识，却并未明确提出，尤其未概括为理论范畴。它是经由了《毛诗序》情志合一的阶段，到魏晋时期，适应了文士纵情任性之风和诗文的抒情化形势而提出的。这一文学观念，强调一己之情、物感之情，淡化、消解了礼义的规范，因而成为六朝文学的一面旗帜。“比兴”，也是先秦人提出来的概念，见于《周礼·春官》。但《周礼》所云“比兴”，只是“六诗”之一，“比兴”似指两种诗体。而到了中古，“比兴”逐渐演化为两种表现手法、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类型。

从以上几个概念、范畴来看，文学理论范畴是历史产物，它兼有稳定性和变易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文学理论范畴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或改造、更新的过程。

中古时期，适应文学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神思、体性、文气、风骨、隐秀、通变均属此类。比如“神思”，先秦和两汉都没有这一概念。最早提出的当为魏陈思王曹植，其《宝刀赋》有“据神思而造象”语。吴华核《乞赦楼玄疏》亦有“宜得闲静，以展神思”语。刘勰运用这一概念，来概括艺术想像，使其成为中古最富有创造性的文学理论范畴。

总观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发展，似可分为三个阶段。

两汉时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学理论仍集中于对文学性质的探讨。批评家热衷于从文学的社会作用、功能和价值来认识文学的性质。“诗言志”仍是汉代不断修补和完善的主要理论范畴。

这一时期，由于文士的独立存在，辞赋的兴起，“文章”概念内涵的日趋专一化，文学“丽”的特征也被揭示出来。但仅只是揭示而已。文学创作的一些内部特征和规律，还多未进入批评家的视野。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文学的初步自觉时期。

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这是文学完全自觉的阶段。随着文学的转型，作家、批评家对文学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诗缘情”的文学观念，使之成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系统。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继《诗经》、《楚辞》之后，形成了又一个高潮，产生了对后代创作影响十分深远的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与此相应，文学的内部规律也得到了认识和总结。文学体裁的分类与规格要求，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像，文学表达的形式技巧，以及文学风格与创作个体的关系，都初步得到阐释。然而限于理论概括的能力，这一时期除“文气”这一影响深广的理论范畴外，并未提出更多的理论概念、范畴。

齐梁时期为第三阶段。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尤其是《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具有极强的理论概括性和系统性，是矗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出现，把中古文学批评推向了高峰。

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释，并且创造了一大批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神思、体性、风骨、隐秀、通变等等，都是在齐梁时期提出的。它们都是文学内部规律的总结与概括。这些理论范畴的大量产生，是南朝文学和文学理论进入到完全自觉阶段的突出标志。同时，这些文学理论范畴的大量创造，也证明批评家、理论家理论思维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已经有能力对纷纭繁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并用最精简的名称概括外延甚广的理论内涵。

……

(四)

中古文学理论家创造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理论概念、范畴。对于这些概念、范畴，本书不作面面俱到的考释与分析，只择取其中最为重要、影响深远的概念、范畴，给以考释和分析论述。

本书分为文德、文术、文体、文变四章，这四章大致相当于文学本质和特征、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发展四大理论范畴。这四章的设立，既出于“历史的”考虑，又出于“逻辑的”考虑，遵循的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文学本质，次文学创作，次文学风格，次文学发展，这是当代文学理论的逻辑次序。而这种次序又与范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顺序是大体相近的。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早提出的文学理论范畴就是文学本质的问题，“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的艺术特征逐渐得到认识，文章“丽”的特征，“比兴”手法，在汉代的文学理论中即得以总结和揭示。文章体裁论也相继产生于汉魏之际。风格的理论产生于曹魏时期，到齐梁发展为成熟、系统的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对风格的认识，只能产生于文学创作的自觉、作家文学的自觉之后。所以风格理论产生于文学创作和作家文学都已达到自觉阶段的曹魏时期，是合于文学理论发展逻辑的。文变意识的产生比较早，但是真正确立为文学理论范畴则是在六朝时期，具体说是在齐梁时期。所以，由文德到文变的排列次序，也是考虑到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在本书的每一章，均有“概说”一节。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小节，概述四大理论范畴各自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情况，可以视为四大理论范畴的发展简史和简况。在这一小节，同时还要介绍每一章分析阐释的文学理论概念情况。

除“概说”外，每一章还有四节分论具体的概念、范畴。辨析、考释概念的实际理论内涵，阐述其理论内容和理论意义，是每一节的主要内容。

齐梁时期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谈到他的《文心雕龙》时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自信。笔者撰著此书，意在学习，虽有一隅之见，亦不敢说“理自不可同也”，尚待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