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属于“盗火者文丛”的一辑， 是读书心得，是习作经验，是故人回忆，是生活琐记。并根据习惯的体例，对于每组性质相近的文报告文稿，加上一个小标题，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全书分为：饮河满腹篇、细雨骑驴篇、山阳闻笛篇、落花盈衣篇、文论代表作一种等五部分。

　　一本新书在手，常人可能无所谓，识者却不免从旁叹赏，既要把它写成功，还要把它印出来，那可真不容易啊。它写不写得成，固然要看作者主观上的才识和勤勉；它出不出得来，则有赖于客观上的机会和因缘了。一般说来，二者不可或缺；而在文化普及到“人人可以当作家”的今天，后者对于一本书的面世，无疑更起着制约的作用。

本书的内容从目录一目了解，不过是一点读书心得，一点习作经验，一点故人回忆，一点生活琐记而已。根据习惯的体例，对于每组性质相近的文报告文稿，不妨加上一个小标题，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

“盗火者文丛”序

1 饮河满腹篇

关于莎士比亚的两部“新作”

《国际歌》和种文本的比较

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上）

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下）

我们向歌德学习什么

梅林论康德美学

梅林论歌德与席勒

叔本华作为哲学家

叔本华作为普通人

斯特凡·茨威格的两则诗体特写

可读而不可说的卡夫卡随笔

关于休斯自传《大海茫茫》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2 细雨骑驴篇

走向辽阔，走近真实

《未烧书》题解

从“蝴蝶效应”说起

《再谈幽默》小引

一条漏掉的注文

金环奖授奖答谢词

答《诗刊》问

微型诗话

读诗断想

“金马车”在奔驰

谈《聂绀弩全集》

致《书人》

3 山阳闻笛篇

炽热，纯青，肃穆，高洁

忆梁宗岱先生

怀念邹荻帆

“最幸福的人”

一片无字的贝叶

追思罗洛

我记得的路翎

空谷足音忆胡风

我的两位上级

蒋路风范二三事

4 落花盈衣篇

台湾的几位诗人

妈妈的格言

那年她来干校探亲

戒烟并不难

我怎么学的德语

笔，打字机和电脑

我家的“空中花园”

5 文论代表作一种

夜里猫都是灰的吗？——对译诗的几点浅见

附录

绿原学术小传

绿原著译书目

后记

  冯至《论歌德》读后散记(上)

1．歌德的大名最初作为“日耳曼诗宗瞿提”传到中国来，几近一个世纪了。他的大著的中译本近年来纷纷以初版或重版问世，《浮士德》的中译本迄今至少已有四五种。然而，歌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和他的一本本大著究竟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应当起些什么影响?或者为什么又没有起到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随便谈谈，倒也不难自圆其说，但要不人云亦云，而想谈出一点真知灼见，让人听了真有所得，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国内当前的学术界来看，除了冯至先生的《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似乎还举不出一本能够满足这方面的求知欲的论著来。当然，可能要怪我孤陋寡闻的缘故。

2．尽管孤陋寡闻，我毕竟读到了《论歌德》这本好书。它的《代序》有一段话，对我来说，或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非常贴切的。“过去我虽然从歌德那里得到不少教益，但对于歌德之所以为歌德还是知之甚微的。这正如从一棵树上摘下来几个果实，品尝了果实的滋味，可是那棵树的性质如何，根植于什么样的土壤，都不曾过问，因此也就难以知道这棵树是怎样一棵树。”(第6页)歌德确是一棵大树，他的浩瀚的业绩有如枝叶茂密的树干，巍然屹立于古人与来者之间，永远跨越时空的距离，以新的意义和新的面貌出现在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度的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外国读者(例如中国读者)面对越棵大树，要是没有适当的引导，而想一眼就望个够或望个透，恐怕也是不可能的。正是想知道而又苦于不知道歌德“这棵树是怎样一棵树”，我才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论歌德》的每一个字，并若有所悟、若有所得似的。

3．《论歌德》的写作时间的跨度颇大，前期在四十年代，后期在七八十年代，相隔三十余年。这本书可以说概括了作者毕生研究歌德的心得。尽管据作者云，前后观点难免有矛盾之处，内容也未免重复，作者的每个见解在笔者看来，却都是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或实际感受为基础、经过深思熟虑而后产生的，因此彼此之间虽不无时间差距的痕迹，却仍然保持着有机的和谐，读之令人有一气呵成之感：这是时下一般东抄西摘的所谓“论著”所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本书作者以“知之为知之”的学者态度，对一些成说作了持平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创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仅是在歌德研究这个专题上，而且一般地就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论，还为惯于边读边思索的读者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4．歌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中国也像在别的届家一样，对他的误解是很多的，也很平常的。从《论歌德》所举的情况看，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或者认为他是“一个享尽人间荣誉的幸福者”，或者认为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缺乏道德观念的才子”(第76页)。到后来，对歌德的认识虽已不再那么肤浅，却转向了另一种偏颇：或者只看到他的“伟大”，而忽略他身上难以摆脱的所谓“德国的鄙俗气”；或者只看到他的“渺小”，而忽略他毕竟是世界上少数以有限的生命创造了奇迹的伟人之一。从多年来不易转变的社会风气看，似乎后一种倾向比前一种倾向更普遍，更流行，更自以为是。

P21-22

鲁迅曾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翻译、介绍工作的人，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对这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荣誉。

在此称谓中，其行为性质之有益、目的理想之崇高与行为方式之尴尬、之被侧目而视，虽成强烈的反差，但其所具有的悲怆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以平常心观之，而不加拔高与崇高化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悲怆性与其说是完全来自这种工作与事业本身的内在价值，不如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侧目而视的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造成的，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说到“火”，“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远远并非“革命之火”、“斗争之火”、“造反之火”，并非我们曾亲身感受过其炽热度、其灼伤度、其毁灭性的那种“火”，而是人类从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状况的第一个标志、第一个牵动力。对于人类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光亮，意味着温暖，意味着熟食；它代表了文明，代表了进步，代表了工艺，代表了科学，代表了光明，代表了思想意识的飞跃，代表了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确确实实的社会进步。

以此观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条件下，这“火”，概而言之，就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新观念、新思维、新视角、新方式、新方法。在泱泱古国里，这些东西有多少根基，有多少存货，我们无法妄论，但至少可以说是不够用的，于是，就有一个引进的需要。而引进者不过就是古丝绸遭上的贩运者、驼队，就是在大江阻隔下的摆渡者而已。鲁迅所指不外如此，并无惊天动地之意，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积习甚深，惯性甚大，反倒常常容易引起“侧目而视”，甚至阻力重重，引进者、摆渡者反倒成为“盗者”。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论引进的通路是否崎岖，不论摆渡的航道是否曲折，这条道路上倒是络绎不绝的，完全堵塞的时日毕竟有限。在这条道路上前者呼，后者应，行者不绝于途，即使也有彻底被杜绝、被根除的时期，但“春风吹又生”，后继者仍踽踽前行不止。于是，一个世纪下来，在中国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盗火者景观、摆渡者景观，这一景观就像古丝绸道上的行者与驼队的景观，值得后人念想，值得后世留存，哪怕只是若干浮光掠影、“断简残篇”。

这便是编选“盗火者文丛”的初衷与立意。

上个世纪，在中国，致力于研究、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并有突出业绩的人士，多如满天繁星，当然，其中更对跨学科文化有广泛兴趣，更对社会现实有人文关切，并常发而为文，产生了社会影响，形成了学者散文此一特定文化景观的才人，其数量相对会较小一点，即使如此，为数亦很可观。以这一景观为编选对象，本应是一项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然而，在物质功利主义大为膨胀的条件下，人文出版殊为不易，加以版权壁垒的限定更增加了难度。幸有中央编译出版社，特别是韩继海先生出于无私的人文热情，大力予以支持，得以出版目前的十种，权作为抛砖引玉，以对社会人文积累略作奉献，以其待更有希望的来日。

最后，对各集作者与作者家属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柳鸣九

2004年8月

我的前一本小书《再谈幽默》出版于2003年，当时把幽默作为课题一谈再谈，在“小引”里便自嘲过，那本身似乎就是一点幽默。事隔一年半载，又准备应约另编一本书，宛如黄昏赶路人匆匆前行，愁容可掬，叫人不觉其幽默更其不可能了。

想我这一生，历经磨难，居然活到了今天，而今已是耄耋之年，还有兴致出一本新书，实在连自己也觉不可思议。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份难言的心绪，也许可以比附辛弃疾的一句词儿：所谓“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沉吟之间，不觉将那阕“蝶恋花”的下片，作为题词移到本书的扉页上，顺便从中为本书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题目。

一本新书在手，常人可能无所谓，识者却不免从旁叹赏，既要把它写成功，还要把它印出来，那可真不容易啊。它写不写得成，固然要看作者主观上的才识和勤勉；它出不出得来，则有赖于客观上的机会和因缘了。一般说来，二者不可或缺；而在文化普及到“人人可以当作家”的今天，后者对于一本书的面世，无疑更起着制约的作用。

本书的内容从目录一目了然，不过是一点读书心得，一点习作经验，一点故人回忆，一点生活琐记而已。根据习惯的体例，对于每组性质相近的文稿，不妨加上一个小标题，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这样，作者按照书中四组文稿各自不同的性质，为它们分别起了一个相应的标题如下：属于读书心得的称为“饮河满腹篇”；属于习作经验的称为“细雨骑驴篇”；属于故人回忆的称为“山阳闻笛篇”；属于生活琐记的称为“落花盈衣篇”。信手写来，要是不嫌文绉绉，这本小书稿就可杀青、交卷了。只是就中提到故人，所写的那几位，几乎个个都已作古了。奇怪的是，有时我竟恍惚到觉得他们都还活着，甚至忘形到起身想去找他们聊聊往事；待回过神来，才发现他们均已安息成为“归人”，而我仍行色匆匆如惶遽的“过客”，多走一里算一里，仿佛愿意休息而不能似的。

这本小书终于得以出版，客观上带有颇大的偶然性。首先应向承印本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致敬，它处在今天浓厚的利润至上的商业氛围中，乐于出版一套未必畅销的纯文化丛书，是要有宽阔的胸怀和高远的眼光的。同时，要感谢《盗火者文丛》的主编柳鸣九先生，没有他的垂青和激发，这些速朽的文字难免或势必散落而消亡。其次，还应提到我的女儿何方，是她把它们一篇篇收集起来加以编排、录入、校订、修饰，负责完成必要的技术处理。虽说至亲不言谢，实际情况还得说清楚：这篇“后记”本应由她来执笔，说几句切近正文的客观意见，因为她才是真正的编者。

绿原

2004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