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入大学当博士，也要鞠躬如也。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改邪不能归正也。呜呼哀哉。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作者黎东方生于晚清，卒于世纪末年，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又亲历了下半世纪的海外流离。无论天下大事，还是个人遭际，作者莫不以自己亲历的细节一一展现。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书名寄寓深意——贬抑自己，映衬时代的不凡，“由一人之小，写出国家与社会之大”。历史家写自传，即便是个人琐事，也能写出“天下”来。然而在读者眼中，不仅天下不凡，“我”也不凡！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为一、二两部，第一部从1907年作者出生下笔，结束于1931年作者自法国留学返国，第二部自1931年写到作者暮年。

作者黎东方生于晚清，卒于世纪末年，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又亲历了下半世纪的海外流离。无论天下大事，还是个人遭际，作者莫不以自己亲历的细节一一展现。全书笔力雄健，又不乏风趣洒脱，表现出一位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洞彻和现实的无奈。本书无愧为一部个人视角的20世纪中国变迁史，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自序

第一集(1907-1931)

 弁言

 一 先世

 二 先父

 三 先母

 四 小狮子一群

 五 老百姓合送金锁

 六 “中州黎寓”

 七 扑通一声

 八 丈许长蛇

 九 哥哥多才多艺

 一○ 我有小辫子一条

 一一 戴氏学塾

 一二 补记十岁生日及戴老虎

 一三 乐群小学

 一四 搬到旧城头巷去住

 一五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一六 我进了孔庙

 一七 课外活动

 一八 拜观音

 一九 三位母亲的哀怨

 二○ 卷入五四浪潮

 二一 做了三角恋爱的旁观者

 二二 又做了私塾学生

 二三 补记偷钱经过

 二四 第一次去上海

 二五 名落孙山

 二六 八中一年

 二七 申钞不翼而飞

 二八 罚站了一两次

 二九 国文的分数忽高忽低

 三○ 踢足球

 三一 打拳

 三二 操洋操

 三三 唱洋歌

 三四 说洋话

 三五 入党

 三六 见到了中山先生

 三七 五卅

 三八 开除

 三九 考入清华大二

 四○ 北上

 四一 下榻徐宅

 四二 检查身体

 四三 清华素描

 四四 史学入门

 四五 大师礼赞

 四六 动了留法之念

 四七 可感的张兄

 四八 补习法文

 四九 搬到总支部里住

 五○ 顿悟

 五一 译书

 五二 陡然成了富翁

 五三 立券

 五四 加油

 五五 绝路逢生

 五六 拜师

 五七 搜集材料

 五八 挨骂

 五九 得救

 六○ “既济”，“未济”

 六一 辞师回国

第二集(1931-1998)

 六二 回到国门上海

 六三 在扬州与母亲、大姐团聚两次l

 六四 在南京，辜负了三位长者

 六五 在北京两年，教书不受欢迎，译书两部半，不

知下落。支持抗日义勇军，受到南京下令“押

解来京”

 六六 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被抓进死囚监牢

 六七 流转于南京、开封、西安、三台、成都之间，前后三年

 六八 转往重庆，在教育部六年

 六九 介绍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到新疆服务

 七○ 去了瑶池

 七一 与盛世才作了进一步的谈话

 七二 到北庭都护府

 七三 在新疆各地创办国语讲习班

 七四 在库车欣赏壁画

 七五 见到默圣女公子的后裔

 七六 墩子中的巨人

 七七 略谈疏勒与疏附的沧桑

 七八 香妃在莎车的香冢

 七九 感谢几位好友送给我珍贵的古书l

 八○ 我也留下一块石碑在新疆

 八一 我去了高昌国的故都

 八二 迪化作史地演讲

 八三 搭车穿过河西走廊，回到重庆

 八四 三编会

 八五 忽然有了升官的机会

 八六 陪孔祥熙吃午饭，他向我哭

 八七 我作了公开的历史故事演讲

 八八 我可能去了延安

 八九 胜利带来的狂喜与悲愁

 九○ 赛珍珠邀我到美国助她办亚洲杂志

 九一 登船前后

 九二 辜负了赛珍珠给我千载一时的良机

 九三 在福尔蒙大学担任远东系主任

 九四 陪葛礼先生评判中学话剧比赛，环游全州

 九五 转往布鲁克林纽约市立学院

 九六 拜识了高本汉先生

 九七 在亚洲研究院教研究生

 九八 离开美国

 九九 香港、南京、贵阳

 一○○ 贵大学生对我的印象

 一○一 这一次在纽约几乎饿死

 一○二 在堪萨斯大学教课

 一○三 又到了发愁的日子

 一○四 黄君好意促请我一家来美

 一○五 先在布莱德雷大学教暑期学校

 一○六 然后到堪萨斯州立大学教一学年

 一○七 再来布莱德雷大学

 一○八 婚变

 一○九 飞经台湾特准入境

 一一○ 在新加坡帮助林语堂创办南洋大学

 一一一 回到台湾

 一一二 又到马来亚

 一一三 留在马六甲写教科书

 一一四 又回台湾

 一一五 到政工干校

 一一六 黄倪二兄劝我写一本像样的书

 一一七 《细说清朝》出世

 一一八 又写了几部《细说》

 一一九 补叙威大之行

 一二○ 我以文大史学研究所为荣

 一二一 丹妮尔插曲

 一二二 余波

 一二三 大病一场

 一二四 国际华学会议

 一二五 华冈诗人

 一二六 我又写了几本新书

 一二七 家事

关于《平凡的我》

附录 黎东方著作年表

跋黎成信

出版后记

先父先母带了所剩的二三千两银子，与几柄“万民伞”(人民联名送伞，以示惜别)，于任满之时暂赴扬州小住。这一次，他们不再住在先母的娘家，而赁了沙锅井(巷)的一座屋子。沙锅井地势低，常常淹水。水高之时，可以有椅子凳子那么高。倘不是先母常常描写给我听沙锅井“发大水”的故事，我哪里会知道我家曾在沙锅井住过几年呢？那时候，我的年龄才有两岁至四五岁(实足的年龄更小于此)，什么也不记得。

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家所住的第一所房屋是在二郎庙巷。我在里面住了五年以上，从四五岁到十岁。二郎庙巷是南北行的一条巷子，位于新城的东北角，南端是东关大街，北端是二郎庙。二郎庙的西边，是一大片荒地，为斩杀犯人、枪毙犯人之所。犯人被押赴刑场，二郎庙巷为必经之路。每回，两位姐姐与我，躲在我家门后，从门缝里窥看。行列的开始，是几个兵吹洋号，打洋鼓，与一个头裹红布，右手执有朴刀，满脸凶相的刽子手。其后是步伐整齐的几十个兵，与一个骑马的军官。每个犯人裸着上身，反绑双手，插了一个纸标子，上写姓名。他们坐在巨大菜篮子里，被两个兵士抬着走。有些犯人低头不语，有些犯人哭叫冤枉，也有些犯人高唱京剧或小调。我们三人既害怕，又同情。最后是一顶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文官(监斩官)。再其后是许许多多的看热闹的人。家兄胆大，每每跑出去，混在看热闹人的中间，去参观这残酷的盛典。

我家的大门与后门，均是坐东朝西。与其称这两个门为大门与后门，不如称之为大门与耳门。大门距东关大街较近。门口贴有红纸一张，上写“中州黎寓”四个大字，耳门与大门并列，而中隔一王氏成衣店。耳门的斜对面，是一座尼姑庵，尼姑庵的住持，名叫宝来。她是我的干娘之一。我极怕她，因为她永远是穿着灰黑色“和尚衣”，拖着两个大得足够拐走两个小孩子的袖子。在路上，我见到她便逃。我家大门终年不开，所走的是耳门。我在出门以前，必先从门缝里看清楚，“师姑”是否站在庵门口，或正从外边回庵。她不在，我才敢开门出来。

我家的北邻，是樊大姐姐家。樊大姐姐为我的大姨娘所生，她的丈夫姓王。尼姑庵的北邻，是蓝家。蓝家有四个女儿，大姐，年纪较大，帮她母亲管家。二姐与三姐，是我的两个姐姐的好朋友。四姐，名叫小蛀子，是我的好朋友。

于是，王家、蓝家与王氏成衣店，成为我最初的三个社交活动场所。

我在家之时多，出外活动之时少。家里自成一个世界，其中有发掘不尽的宝藏与探测不完的新大陆。耳门有两扇，耳门以内，是一个小天井，有走廊将它围着。由小天井可以走到大天井，大天井之北是正屋。大天井之南，穿过四扇屏门，是花厅与书房。花厅之南，是大块方石所铺成的天井；再南，是两小间所谓“对照子”及一小间男仆卧室。方石天井的西南角，有两扇腰门，腰门两旁各有竖立的石鼓一个，足有四尺直径。它们，便是我天天去骑的爱马。穿过腰门，有一条是我在当时所认为长极了的甬道。甬道的尽头是两扇红漆大门。大门外边的两旁，各有一个蹲着的小石狮，约莫两尺半高。

我住在母亲房中。爸爸也住在母亲房中，套房曾经住过夭逝以前的三姐与另一女仆“大姑娘”。三姐去世以后，大姑娘便搬到女仆房，与高妈同住了。大姑娘在我家服务了十几年，于大姐出嫁不久以后，到大姐的婆家蒋府。蒋府上的人称她为莲子，再其后，于我考进了上海徐家汇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附中以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忽然看见了她也在南洋大学。原来她已“转”到了凌校长竹铭(鸿勋)先生的家里了。异地相逢，颇为欢慰。P12-13

我的第一集《平凡的我》写到二十五虚岁由法回国之时，前后承张国钧(章君毂)、萧孟能、刘绍唐三先生支持鼓励，得以连载于《作品》月刊及文星版与传记版单行本。就正于海内外文史界同仁。

第二集以由法回国说到九十二岁，承李宜涯女士在《青年日报》连载，更为我所感谢不忘。

此次单行本将一二两集合并印行，首先鼓励我的是刘绍唐先生，而始终勉励我的是黄大受教授，达成实现的出力者是国史馆馆长潘振球先生及副馆长朱重圣先生。

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先生女士，一并敬申致谢之忱。为了表达我的谢忱，我特地重行审校拙稿，删去拖沓、支离及无关宏旨的部分。

我的法国业师马第埃教授(Prof．Albert Mathiez)告诉我，在一切分门别类的史学著作之中，最难写的是传记，而自传更是难中之难。第一难是由一人之小，写出社会与国家之大。第二难，写的人与传记的主角，多少有很厚的爱护，难于求真。第三难，自传的写作者，更难于不避真实，勇于认错，而且也要坦白承认，哪些是做对了的事。

我在本书之中，曾经勉遵师教，勉为其难与难中之难，究竟做到多少，敬请各方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我回顾童年以来，至于老迈，双亲爱我、抚我、养我、教我、谅我，终身不忘，未有以报。师之教我、导我、正我，也恩重如山，未能回报。梁师任公、马第埃师，只是其中对我最耳提面命的人。其他师长之格外给我教诲的，不可不在此谢恩：在扬州教我英文入门的常州邓藻卿先生，在上海教我中文入门的南京黄子桢先生，教我西洋史入门的安徽刘麟生先生，教我中级英文的李伟伯先生、平海澜先生，在清华教我元史的朱希祖先生、日本史与英国史的刘崇铉先生、德国史的孔繁肴(云卿)先生，于课外教我史前史的陆懋德先生。

恩师以外，有爱我助我的恩人，如贵州袁冠新(世斌)先生、福建高鲁先生、广东胡汉民先生、河南陈铭阁先生、杨震华教授、江苏顾毓琇先生、汪次笙(廷镛)先生、四川黄复生先生；友人之德我救我者，如江西之刘恺钟君、福建之黄苍林君、四川之黄季陆君、安徽之刘真如君。

我一生碌碌，知我甚深者为童常(尚经)先生、姚朋(彭歌)先生、华仲鏖先生与张明凯先生。张先生以诗赠我，诗云：

词坛钟爱黎夫子，天下名闻孰与俦；

漫道读书破万卷，只凭细说已千秋。

谪仙倜傥洵游戏，傲骨嶙峋不忮求；

惟大文豪能本色，是真高士自风流。

生平勉我谅我者为陈立夫、余井塘、张其昀三先生。甚愧，一生未有成就，无以为报。谨序。

一九九八年阴历八月初八日写于美国

南加州圣地亚哥县泡外城敝庐

黎东方博士是我的父亲。他的幽默感堪比我在美国见过的最好的喜剧演员，包括鲍勃·霍普、强尼·卡尔森和罗德尼·丹泽菲尔德这些人在内。在学术上，他可与美国历史上任何领域最为多产的作家相比肩，包括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詹姆斯·托宾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内。在中国历史方面，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出版的作品在数量上能够超过我父亲。实际上，我父亲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了多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当我问他总共写了多少本书的时候，他回答说：“大概有六十到八十本吧。”也许，当一个作家写了超过五十本书时，他或者她就不再去计算数量了。总之，如果单以作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学者的话，毫无疑问，我父亲堪称杰出了。

衡量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其读者的数量。我父亲写了一套“细说中国历史”系列丛书，这些书被台湾的“教育部”选入高中课程。我无法确知这些书写得到底怎么样，但很多人都对我说，你父亲写的书涉及了中国的很多朝代，内容非常丰富。当然，这些话也许仅仅是中国人对你或者你父亲所取得的成就惯常表示的溢美之词。

然而，我的确知道，很多人得知我是黎东方的儿子时都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一次，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年轻的电影演员，说：“他的父亲是黎东方。”

“真的吗？”她说。约两个小时之后，年轻的女演员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黎东方有这么年轻。”还有一次，一个名叫余博士的人(当时是美国强生公司驻中国的代表)一直叫我李先生。我告诉他我姓黎，黎东方的黎。他问道：“你和黎东方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他是我父亲。”

“哎呀！”他说，“真是龙生犬子啊！”我很欣赏他对我父亲的称赞，但我十分怀疑他的这句话是否也羞辱了我。

我至今记得父亲写《细说三国》时的情景，这本书后来成了我最喜欢的书。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并于一九四八年在贵阳最终完稿。我对父亲写这本书的过程记得很清楚，因为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我只有两岁。显然，他写书的时候戢打搅了他。他扇了我一巴掌，我流了鼻血，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银元。一九四八年，在他快要完稿的时候，三岁的弟弟又打搅了他，他朝弟弟大声吼起来。所以，尽管父亲是写故事的高手，有逗笑的本事，但他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很严肃的。

黎成信博士

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于加州San Mateo市

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入大学当博士，也要鞠躬如也。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改邪不能归正也。呜呼哀哉。

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