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张鸣等著名学者对话凤凰卫视王鲁湘，剖析经济模式转型、民主与宪政、土地制度改革等现实热点，为困惑中的中国探索一条新路。

《世纪大讲堂》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档坚守“思想性、学术性”，有着强烈文化抱负的周播节目，在中国文化界、传媒界有着极高的口碑。本书以“经济转型、宪政反思、医疗改革、教育回归本质”等社会焦点问题为核心，与各行各业的顶尖专家学者一起反思中国三十年改革取得的经验与成绩，并对其中的社会冲突矛盾和未来前行路途中的困惑进行思考。

三十年来，中国经验式的改革取得了成绩，也一直伴随着巨大的困惑。从经济模式到政治体制，从公共卫生到社会福利，从农民进城到全民教育……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已经越来越凸显和严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走出困惑？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将在本书里开出良方。

序

经济模式再思考

追寻流失的租金

税改的设计思维

热线与经济安全

民主的现实考量

宪政百年反思

大部制改革思路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土改的人文关怀

把脉城市拆迁

城市化与农民出路

农村新社保困局

什么是好的医学

新医改回归公益性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教育的文化更新

国家垄断财富的后果

另外，“国富民穷”局面的恶化跟整个所有制的安排关系非常大。尽管通过三十年的改革，特别是民营化改革，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好像国家不再拥有那么多财富和资产了。但实际上根据我找到的，包括政府一些研究部门提供的资料，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还有差不多50万亿人民币。

根据国资委主任在《求是》杂志一篇文章中透露的数据，到2006年年底，全国还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因为央企才150家左右，但是除了央企，还有很多地方性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就是11.9万家——总账面资产在29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50万亿的国有土地加29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由国家控制的财富和资产总额有79万亿人民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和鲁湘讲，他和每一个人一样，在国有资产里差不多有6万块钱的份额。只不过这一份钱，可能每天都在升值，在产生一些利润，但最后都沉淀到国库里头去了，并不能被转换成任何意义上的民间消费需求。

国家垄断生产性财富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一个学理上的解释。比如在美国，几乎98%的财富属于私人，如果GDP增长，这个增长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对个人财富和消费产生影响：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劳动收入，工资的增长，这一块可能跟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影响是资产的升值，像股票、房地产、土地的升值等，美国3亿公民和企业都能感觉到这个增值的好处，资产的升值最终可以反映到各个家庭的财富数字上去。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尽管过去这些年大家看到土地的升值、国有资产的升值这么多，像中石油2007年在A股上市的时候，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就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7万亿人民币。这种升值谁看到最高兴？当然是中石油的人看到最高兴。但是按理说，这么大数额的国有资产升值，我们13亿中国老百姓每个人都有一份啊，大家都应该第二天上街多买一件好衣服，多吃一顿好饭，或者到另一个地方旅游一下啊。因为既然是公有制，那国有资产升值以后，分到每一个老百姓身上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啊，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那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个人的，不是我们每天可以去花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之下，中国的GDP增长需要保持8%以上，才能相当于美国4%左右的GDP增长速度。因为资产的升值在中国对老百姓不会产生消费性影响，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致要先被除以2，才能跟其他的私有制经济国家做比较。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长速度差不多只有官方公布的一半左右，因为资产升值对民间消费带来影响的渠道被国有制堵死了。

实际上我不只可以从学理上这么分析，从经验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税收是5.1万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大概是6000亿，相当于GDP的2.4%。如果分摊到13亿老百姓身上，当年政府给每一个人做的转移支付大概是461块钱，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

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就业福利三大项目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GDP的11.5%，分到每个美国人身上是5000美元，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当然我们可以说，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把中国跟美国相比，中国现在还处于要继续做更多的生产建设的时期。那巴西怎么样呢？巴西是发展中国家，是民主国家，也是私有制国家。巴西政府2007年在公共卫生支出这一项上花掉的钱，差不多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方面加在一起才花了相当于GDP的2.4%的钱。  从这些数字来看，从其他国家的经历来看，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哪个主义，政府收了这么多税，掌握了这么多社会财富，如果最后真正反映到老百姓生活上，反映到跟民生有关的项目开支上这么少，我们是不是应该意识到有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必须加以改变？

全民所有制落实到人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不在基础制度上做一些根本性调整，我不觉得中国能够成功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转移到消费驱动型模式。

具体来讲，除了要进行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对政府的征税权和财政预算权进行实质性制约之外，还要考虑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做一个真正符合全民所有制的改革。土地当然应该分给农民，土地本来就是属于农民的，不能够再以其他任何名义让农民继续作出牺牲。

剩下的国有资产，除了划拨出一些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运作以外，还应该进行我所说的民有化改革。比如把150家央企的股权注入到一个“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个基金分成股份，让13亿中国公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同样多的一份，这些股份最好也可以进行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设立地方性“国民权益基金”，把地方的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其中，当地人分到的股份应该要比这个省、市之外的其他中国公民多一些。

要以这种方式真正地把全民所有制给落实一下。我不是提私有化，我说的是全民所有制要通过民有改革落实到个人，要被具体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国民权益基金的股权，享受股东的权利，包括分红的权利、股份升值等，这样一来才能从根本上把国有资产的升值和财产性收入还给老百姓。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大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个理念非常好，只不过如果不把国有资产真正地、具体地民有化到个人，老百姓增加收入的愿望怎么实现呢？P13-16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于2000年开讲，至今已有五百多位演讲者登台，四位主持人接力主持，千余学生现场听讲提问，亿万电视观众一起跟堂收看——这些数字都体现出一种坚守：我们的民族和文化，需要更多学术殿堂独立思想的浸润和引悟。

当年我们创立这档节目时，找不到另外的成功范本，对于它后来的影响力，我们以为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实它又潜藏着必然的因子。

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这个课堂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是，相对静态的演讲，被传播放大，而思想的厚重，又随了传播远走，中华文明的高山流水，惠泽于四野。

如果说生命个体原本是有限的常数，不可估限的变量正在于她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和路径。对于主讲者和聆听者都是如此。

不论是一桶水浓缩为几滴水的台上智慧，还是从几滴水中领悟一桶水的普通听众，他们在讲堂相遇，都应是生命的盛事。在当今社会的躁动喧嚣中，静心倾听一堂知性的课，或许是一件奢侈的事，可它切实地拓展着人的眼光和胸襟。时代敬重毕其一生苦心求索的大学问家，也敬重那些崇尚知识和品质的莘莘学子。这些交流，是述者的知识之光数十年聚能的一朝发散，也是听者的人生阅读的一次循道捷径。

生命的个体往往渺小，不可估量的变量时刻影响着生命的流向与路径。我们都是从原点出发，像螺旋线一样盘旋着向上或向下，感悟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大师的现场讲演也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与他们作智慧的交流。一本书一个午后，一杯清茶，或斜依窗前，或枯坐树下，随着书页刷刷翻过的声音，一种高远的快意漫过流动的生命。

从青涩到成熟，从学习包容到提升自信，如同春闹枝头，繁花待放。中国正在努力担负大国的责任，中国人正在跨越“百年民族悲情”年代，从敏感、激愤、“输不起”，到宽容、理解、承担，“具备了大国国民应有的自信和平常心”。一种开阔雄放的视野在民众之中悄然站定。《世纪大讲堂》想告诉人们，只有持续开放的意识、不间歇地开放脚步、不停顿地向自己的内心和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才可以触摸到那个叫做进步的东西，才可以有一种丰满的人生。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刘长乐

“国富民穷”的局面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最核心的约束条件。这个条件如果不打破，即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每天求着老百姓多花钱，刺激经济增长，老百姓也没办法。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把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提倡的人和反对把民主看成普世价值的人，实际上是同一种逻辑，那就是把民主看成是西方的东西，这并不符合历史现实。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医改”明确提出了医疗卫生制度的公益性。有学者认为，政府就该管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付得起的就不要管了。这个方法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行？因为中国付不起的人太多了。

——北京大学教授医改一线专家李玲

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忘了什么是教育。教育本该是幸福的、快乐的，它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而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