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MBO风波”如何打败了伊利乳业曾经的大家长郑俊怀？

当人们觉得“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家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又以怎样的心态选择了一片绿油油的果园？

如果没有2004年的宏观调控，唐万新是否还在掌舵德隆？

《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作者杜亮、刘建强、何伊凡)是一本采访手稿，记录了曾经创造辉煌的12位企业家，在获罪之后的人生起伏，与他们交织在一起的企业的现状。读者能够从这本书里看到企业家真实的创业和获罪等后续故事。

一场“MBO风波”如何打败了伊利乳业曾经的大家长郑俊怀？当人们觉得“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家乡颐养天年的时候，他又以怎样的心态选择了一片绿油油的果园？如果没有2004年的宏观调控，唐万新是否还在掌舵德隆？

2009—2011年，是获罪企业家出狱的高峰期。《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作者杜亮、刘建强、何伊凡)将12位早已淡出公众视线的企业家带到我们面前，追踪他们从成功到身陷囹圄以及复出的全过程，当这些曾经闪耀着光芒的企业灵魂人物走出禁锢之时。《中国企业家》以“劫后”的独家视角走进他们的生活。浩劫过去，他们对于昔日的是非尚有隐痛。因为他们曾是时代的骄子，是商界的影子，是我们的过去，他们承载了中国大商三十年的罪与罚。

《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是“中企书系”中的一本。

序1 可忘，不可忘

序2 官正则商清 

第一部分 劫后企业家

 第一章 郑俊怀：仍有过不去的坎 

 复出 

 狱中生活

 把伊利当成家 

 附：郑氏之罪——都是MBO惹的祸 

 第二章 赵新先：冷暖人生 

 第三章 褚时健：山中晚年 

 谁能忘了他

 褚时健：不想想过去

 第四章 仰融：美国逐梦 

 人间“正道”

 钱从何来

 “流亡”前传

 第五章 唐万新：重整德隆旧部？ 

 低调复出：走出“德隆阴影”

 强悍基因：错失的六年？

 命运沉浮：不仅是一段历史

 “德隆旧部”之一

 “德隆旧部”之二

 “德隆旧部”之三

 第六章 陈九霖：艰难的复出 

 狱中 

 老家 

 人心 

 命运 

 [问答]陈九霖：我有三点错误

 [旁观]陈九霖到底犯了什么“天条”

 第七章 孙大午：继续梦想 

 “立宪”为“私”？

 公共企业家？

 平民孙大午

 第八章 胡志标：大祸与大悟 

 不惑之心

 爱多：一个永远的谜

 第九章 戴国芳：无声的结局 

 第十章 龚家龙：几多石油梦 

 淘金加拿大

 往事何堪

第二部分 危机传承

 第十一章 谁的国美 

 “9.28”之战 

 “5·11”事件 

 “罢陈”纷争 

 赌 注 

 陈晓“心路” 

 陈黄为何反目 

 附1： 国美电器董事会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一）

 附2：《为了我们国美更好的明天》——黄光裕方面致全体国美员工的公开信 

 附3：国美电器董事会致全体员工的公开信（二）

 附4：国美电器董事会致全体股东的信函

 附5：黄光裕《我的道歉和感谢》

 附6：国美电器创始股东Shinning Crown Holdings Inc.致国美股东同仁公开函

 附7：《关于确保国美长久稳定发展的呼——国美电器创始股东再致同仁公开函 

 第十二章 黄宏生与创维：狱中救局 

 风暴与应对

 交班与遥控

 再造与授权

 回归的悬念

 附：黄宏生给创维董事会扩大会议的信

第三部分 罪与罚——他们该当何罪

 第十三章 试错者的历史剧——回望企业家30年的罪与罚

 1978—1992年：旧体制之殇

 1992—2002年：“缺血”之痛

 2002—2010年：和谐的代价

 附录：涉罪企业家编年（1978—2010）

 第十四章 为财富辩护 

 田文昌：“焦点”律师

 陶武平：“不越雷池半步”

 钱列阳：戴国芳的“委屈”

 张星水、许志永： 为“大午先生”辩护

 刘爱国：郑俊怀的罪与非罪

 附：牟其中——艰难做出的假释申请

 第十五章 企业家易犯的十四大“罪状” 

 跋：历史的魅力

郑从监狱出来后常说，那种环境下我都过来了，现在出来了还有啥了不起，什么过不去？

按照张三林和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的说法，郑俊怀入狱前两年的年薪、奖金共计520余万元一直在伊利未领，出事至今索要无果。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曾受理此事，不了了之。呼和浩特市政府曾指示伊利公司按月发放5000元给郑的家属，但只执行了数月即被伊利停止。2005年年初，郑俊怀身陷包头看守所，其分别在日本和法国上学的一子一女经费无着，郑妻向牛根生求助，后者与四位蒙牛高管为之筹款30万元，其中牛根生出了10万(一说8万)。

郑俊怀的一位朋友(据刘爱国说是伊利的前董事)曾向其借贷150万元，郑入狱后，该朋友再不提此事，郑的家属多次讨要不得。不得已，郑求助法庭，目前追回50万元，已用于支付诉讼费及还债。

郑不止一次向刘爱国感叹，“我到了里头就知道了，第一是亲情，第二是真朋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谁是真谁是假，一目了然”。

张三林和刘爱国都证实，无论郑在看守所还是监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现任伊利董事长潘刚从未前去探问过。

出狱以来，有传言说郑俊怀将携40亿资金在包头成立“新长征乳业”。按照《公司法》，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又传郑已加盟黑龙江红星乳业。张三林说，一个前伊利常务副总目前在红星乳业供职，是他邀请郑前往。目前看来，郑并无此意。

传言表达的是一种基于郑俊怀半生经历的可能：郑会在其曾建立丰功伟绩的行业重树大旗。但中国乳业的舞台由伊利和蒙牛领衔主演的大势已定，郑曾赖以成长的市场环境不可复制，郑想再度崛起几无可能。

况且，郑似乎对媒体给他展示的壮阔前景兴趣不大。2009年1月，由刘爱国联络，一位前呼和浩特市副市长请郑吃饭。刘说，郑在伊利的时候，该市长与郑关系并不好，但他认为对郑的判决不公正。席间，刘问起郑的打算。当时，欲请郑加盟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在北海经营珍珠养殖、在西藏搞牦牛奶的公司。郑的说法是“等几年再说”。刘分析，郑虽然一直没有明言，但心里还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所谓“等”，是要等内蒙古政府换届。

2009年11月底，原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接替储波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如果郑俊怀确实在“等”，那么他应该从中看到了希望。

刘爱国说，郑俊怀目前还有一些官司要打，其中包括启元公司股权案。该案已经开过一次庭，但因原告人数未齐，暂时中止审理。启元成立于2001年，是按照呼和浩特市市政府的指示用于激励伊利高管的壳公司：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注入启元公司，购买伊利股票。郑俊怀事发前启元公司持有近10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郑俊怀代表二十几个隐名股东(原伊利高管)则持有启元近98％股权。2005年12月，郑案一审开庭前，呼和浩特市国资委下属的呼和浩特投资公司找到郑俊怀，劝郑将启元所有伊利股权转让与呼和浩特投资公司。郑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刘爱国说，“协议的转让价是启元当初的购买价。但就是这样，启元的所有股东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另外，郑等人的判决书中称，导致郑俊怀入罪的华世商贸公司所持800多万股伊利股票将被拍卖，案犯的个人投资将予归还。刘爱国说，其中有郑的个人投入200多万元，现在也未拿到。

从刘爱国的叙述中，可以感到郑俊怀本人对这些官司积极性不高。刘爱国熟知郑的性格。“比较固执。你谈的时候他都表示同意，等他说的时候还是他那套东西。”一些接近郑的人也说，郑在听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断附以“对对对”，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以为然。但这一次郑或许是对的。如果不能彻底翻案，局部的挣扎意义不大。

2009年，伊利股份因连续两年亏损被证监会冠以“ST”。目前，潘刚持有434万伊利股票，2319万份股票期权。

2007年10月19日，笔者与郑俊怀的辩护律师刘爱国来到郑服刑的内蒙古萨拉齐监狱。多次协商未能获准入内，记者留在监狱外面等待刘爱国会见郑俊怀结束。

高墙外植满白杨，天高云淡，落叶满地。一些衣着不整的民工在一辆卡车旁打扑克，他们在等待进入监狱拉货。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要求记者不要对监狱拍照。

会见室里，郑俊怀主要讲述的是自己为什么要在启元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当时，刘爱国准备就此提起诉讼。郑说，从2005年5月到郑案开庭前，呼和浩特投资公司及政府官员先后6次找他谈话，督促他同意转让启元所持伊利股份。开始，郑“扛得很死”。最后一次，在看守所，来人说，我们受市里的委托，你就签了吧，签了以后，你们入资的本金，领导说，肯定退给你们。你签了，最高领导就知道了，你们也就没事儿了。“我总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住(不放)吧，弟兄们还有四个人在里面圈着(同案伊利高管杨桂琴等)。我们不要了，回家就算了。”郑没有再考虑之前刘爱国对他的嘱咐：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算不得数，案子正在审理过程中，哪个领导能说这个事免了就算了？

郑当时身在看守所，历生平未遇之险境，急于破财免灾，人之常情。刘爱国说，郑签字的时候，看守所所长还曾提醒他：上次你不是跟那个律师说，他不在的情况下你不签吗？

刘爱国认为，当时正值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利益显然。从而，这份协议显失公平，存在趁火打劫嫌疑。

会见完毕，刘爱国认识的一位监狱干部谈起郑减刑的事，表示很难，“主要是得罪的人(位子)太高了”。刘爱国说。P5-7

树枝密织、交错纵横的林间，一只蜘蛛以它头脑中构想的逻辑与路线奋力织网，有可能半空垂悬，有可能趴附于树干。这时，一滴来路不明的树脂自上而下悠然滴落，其方向、速度、力度恰好将蜘蛛黏住、继而逐渐凝固，最终完美包裹。

千万年后，有幸得见它的人们边把玩，边忍不住赞叹：好漂亮的一枚琥珀。偶尔会有人代入式地幻想蜘蛛在那一刻遭遇的茫然与恐惧，叹其无辜、渺小与无措无助，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更没有人去计较被网住的蜘蛛身后留下的那一张张未竟之网。

什么都不值一提，最伟大的是时间。因其无尽的永恒、因其绝杀式的偶然。

过去的数年，当《中国企业家>的同仁一次次去展示与解剖商界那一枚枚琥珀，试图去搅动蜘蛛的凝固，让其面对我们这群陌生后生、让其张口说点前琥珀往事、后琥珀生活，我们意识到：这个过程动人、却也残忍。

为什么一定要去打扰哀牢山中的褚时健、常州江边的戴国芳？他们已准备以抱病之躯，安度劫后余生的晚年。就算他们内心或有不平与起伏，明了自己曾经的过失，甚至洞悉那滴树脂中复杂的真相与隐情，但，媒体却再掀波澜，有多大必要？

就每个个体而言，一定要去对什么念念不忘是无益的。一切皆可忘。特别是这些内心强大(至少曾经强悍)的人，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跌宕后，更不乐于以对媒体喋喋不休的方式去解释、去申辩、去述说。

在此，要向那些已卸下商界与公众头衔，却遭到我们多次追访、有的最终接受我们访问的商界老人道个谢。你们，一如我们的读者知道，我们记录你们的故事，不只是想为你们的命运备忘，更是为时代备忘。你们的私标本，有着公意义。

“时代”里的元素丰富，从宏观层面的政经环境、体制困局，到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模式特点，皆是这个转型中的商业时代的因子。就像闪电可以在瞬间撕破天幕，这些在遽然中迎来转折的企业家命运，无不以戏剧性方式折射出它们所在的时代面目。《中国企业家》有一个自诩：我们连续的出版，就是一部现代条件下的“货殖列传”。相信以“劫后”视角来组织的这一系列“货殖列传”，比市面上流行的诸多财富发家史——于人性层面，会更加饱满而酣畅：于时代寓言层面，会更加意味深长。

我自己，曾接触过书中的几位“劫后”企业家。我的感觉是，对昔日是非，他们尚有隐痛，但已基本放下，哪怕老之将至已至，也绝不仅活在往事中。“企业家”，真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独特的物种，敏感又强悍，现实又自我。反过来的问题是，社会怎么面对这一群遭过“劫”的人？他们创造过巨大的财富又自毁长城，他们曾有那么可贵的超越庸常的精神但的确又曾跋扈到令人可十艮，他们强行试探制度的底线，说不好是规则的践踏者该受罚还是新世界的探索者该授勋……我不太相信，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还徘徊在“成王败寇”的思维框架中。无论如何，作为媒体，我们不仅要与最终成功者、登堂入室者对话，我们还应与中途掉队或弃跑的人们谈一谈。他们是时代的暗疾，是世界的影子，是我们的过去。

而我们很可能已忘了过去，飞速奔向未来——这的确是我们始终擅长干的事儿。但要记得：过去中埋伏着未来、诱发着未来。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笑忘书》的自述中写：“人们总在叫嚷着要创造出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错了，未来对任何人而言乃是毫无利益所系，全然冷漠的一个虚空。过去则溢满了生活，急不可待地要激怒我们，挑衅并且侮辱我们，惹得我们意欲销毁或者篡改之。人们想成为未来主宰的唯一原因就是企图更改过去。”

看看这些企业家之劫，以及他们劫后的命运，是不是在激怒、挑衅并且侮辱今日之你我呢？而我们不准备将其销毁或者篡改之。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辑)

这是一部关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著名企业家犯罪的历史档案。

如果说历史这部大剧有色彩的话，那么这一幕无疑是有些遗憾，甚至有些悲壮的。相反，如果从整体上去评价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开放，我想用波澜壮阔、生机勃勃这样的主流词汇来描绘并不为过。

而这些从辉煌坠入暗淡的企业家，恰恰曾经是改革开放恢弘历史的有力助推者；即便是失败入狱，也为后人提供痛定反思的样板。他们，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书。

《中国企业家》是一本成立于1985年、有着26年历史的商业杂志，它的历史基本上与中国的城市改革同步，也与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同步。对“商业领袖、领袖商业”的长期关注与连续记录，构成了《中国企业家》杂志无可替代的竞争力，也成为广大读者对中企难以割舍的最重要因素。

历史有着喜剧的一面，悲剧的一面，这正是历史迷人的一面。

《中国企业家》在业界声名鹊起，也正是从1996年推出“研究失败”系列开始，大概是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令读者印象深刻。而这一本《中国大商三十年罪与罚》或许可以视为“研究失败”系列的一个延伸，可以称之为“研究犯罪”。当然，企业家“犯罪”的内涵比企业家“失败”要小许多，但是它对企业家的打击可能是最沉重的。“成王败寇”的规律在犯罪企业家身上的刻度尤为深切。

中国的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制度结构变迁、法治体系重塑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春江水暖”，企业家群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为体制进步创造标杆的同时，也承担了最大的“试错”风险。多数人成功度过，也有少数人不幸沦为改革成本。

正因为此，作为一本商业杂志，做一本企业家犯罪的“教科书”并非我们的初衷。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探讨对改善中国的商业土壤、改善中国的法治现状，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有一个更好发挥他们创造力的制度环境，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健康、更有持续性有所裨益。

本书收录的文章，是我的同事六七年来跟踪采访报道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涉案企业家情况的集纳。从中你可以读到遗憾，也可以读到希望，读到百味杂陈。作为本书的编者，在此感谢他们的努力与敬业，为我们留下了一部较为完整、可供品评的商业法治史。他们的名字是：何伊凡、陈建芬、吴金勇、张刚、房熠、李岷、杜亮，还有我们昔日的同事刘建强、杨婧、周一、孙雅男。还要感谢我们特刊部的同事邱恒明，他在收集基础报道素材上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并为本书在出版环节的对外沟通尽了最大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朱勇辉律师，他在采访对象的联络上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使得某些关键的采访避免了不必要的周章。

最后，希望广大关心中国商业进程、关心中国法治进程的读者能够不虚此读。

杜亮

2011年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