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本书是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之一，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

　　在近代“中学西渐”史上，有三个中国人的著作可以说真正在西方畅销过：他们是陈季同、辜鸿铭和林语堂。三人前后相继，同属闽籍。如今辜、林二人已是人所共知、著作广被士林，独陈季同一人仍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研究者的一个疏忽。

陈季同曾在法国留学和从事外交工作近20年，精通法、英、拉丁等多种文字。被誉之为“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曾朴语）他一生主要以法文写作，著书多种，“极得法国文坛赞许”。

法国文豪法朗士就称赞其文笔“诚实而轻敏”。所著诸书，多曾重印数次以上，并被译成其他文字。《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是陈季同最为重要的法文著作。尤其前一本，更是他的成名作。该书首次面对欧洲读者，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辜鸿铭和林语堂都曾受到他的影响。两书曾分别出过英文版。

序一

序二

前言

关于家庭

宗教与哲学

婚姻

离婚

妇女

书面语言

社会阶层

士人

报纸和舆论

史前时代

谚语和格言

教育

祖先崇拜

儿童慈善事业

劳动阶层

《诗经》

娱乐

欧洲社会

古典诗歌

东方与西方

福州船政局

这样组成的家庭也可以视作某种形式的修会，它受到固定条文的制约。所有收入都汇集到同一个钱柜，所有投资也都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家庭的信条是平等和博爱，这些口号不是写在墙上，而是写在人们的心里。

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要维护相互之间的和谐，这是一项义务。然而天下并无尽善尽美之事，如果说我们抱有一个理想，那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凡事都有例外，正如太阳上也有黑子。

倘若出于偶然，这种和谐遭到破坏；倘若秩序在家庭内部得不到维系，在法律许可分割共同财产的情况下，财产就会在所有男性成员之间平均分割。后面我会解释为何女性不能参与此事。

在相互扶助这一点上，这种组织方式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当某个家庭成员病倒时，他立即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帮助；当某个人无法再依赖工作维持生计时，家庭就会立即出面，要么补偿命运对他的不公，要么抚慰年老给他带来的病痛和穷困。

正如我们所见，此乃族长制度，就像《圣经》中记述的时代所盛行的那样。

权威属于最年长的家族成员，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人们都听凭他做主。他具有政府首脑的职能，所有文书契约都由他以全家的名义来签署。

上述情况的真实性，很容易从奔走于我们乡村间的旅行者那里得到证实。当他指着一片地产，问它属于谁的时候，人们就会回答他：它属于某某家族。如果他还想仔细核实一下他想了解的情况，他就会在标明每一片地产界限的界石上看到这个家族的姓氏。

P7

第一次读到陈季同的名字是在李广利的论文中。广利是我1991年招收的硕士生，他以“曾朴和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便会涉及曾朴的“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

在曾朴笔下，陈季同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真美善》二卷三号)，他“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他作了许多小说戏剧，在巴黎风行一时……”(《孽海花》)。读着曾孟朴对乃师的这些赞誉之辞，我顿生好奇之心：“中法文学关系研究”原本是我在学术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此处竟藏匿着这样一位不仅“精熟法国文学”，且能以法文著书立说的先驱?!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

为这种好奇心所驱使，我将每一次赴法开会、讲学的空余时间都“奉献”给了这位“陈季同将军”。在巴黎各式图书馆的旧书目中，我努力寻觅着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由于是从现行汉语拼音入手，最初的检索几无结果。后来忽然想到要用当时通行的拼音去查，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没费吹灰之力，就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二百三十一卷本的《出版总书目》(Catalogue general deslivres imprimes)(1897～1981)中找到了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西文写作“Tcheng-Ki-Tong”)，当然也就一下子得到了排在此名下的七部法文著作及五篇报告、序文的题目与各种出版信息，足见这位小人物在当时法国的名气!于是恍然大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也是有前提的——天上的馅饼毕竟也不能随便乱掉，它怕只落在恰与知识场某经某纬暗合之处罢?从此，与“Tcheng—Ki—Tong”相关的信息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我将这些书一本本调出来翻阅，越读兴致越高，卡片制作了一厚摞，仍觉不过瘾，接着便复制了大部分相关作品的微缩胶卷。

数年后，手头积攒起的文本资料似足以开发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了，但我却忙于应对各种日常事务，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恰于此时，随我进行博士研究的李华川君已到了决定研究方向的关键时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既然华川立志从事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文化的功力又远较我深厚，我何不就将此课题转交他来做?华川果然不负所望，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在大量搜集求证中西资料的基础上拿出了不菲的研究成果。2001年，他顺利通过了题为《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陈季同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颇获好评；2004年，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专著，使这个课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正果。

但华川并未就此罢手，尽管手头正做、待做的课题无数，他却仍念念不忘那位当年如此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驻法外交官，那位虽小节有恙、晚年落魄，却在中法两个方向上都曾竭力充任过文化中介的“陈季同将军”，再三怂恿我设法出版陈季同全部法文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想法深得吾心，其实我私心里也一直牵挂着这位“陈将军”，于是便有了我们出版这套译丛最早的“预谋”。此事后来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认同与支持，才最终得以“好梦成真”。

在如此这般的“运筹帷幄”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进入到了最繁琐的阶段，而华川也独自担当起了全部的主编工作：先是与出版社商谈、确定选目，后又一本本地为陈著挑选译者，接着就是要为译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每部作品寻找合适的插图……如今，读者们手中捧起的一册册小书，本本都浸润着华川和各位译者的心血。

按照出版社的意见，本译丛首批推出了陈季同五部法文作品的中译本，均由法文直接译出。其中，《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快乐》先前已有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出版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但黄译的第一本书是从英文转译的，免不了带有因多次诠释而造成的与原作的隔膜；第二本虽从法文翻译，但与我们的理解似也有些出入，加之两书皆为陈氏的代表作，故本译丛仍将其选入重译，以期能使读者对陈氏的法文作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论及陈氏法文作品的特点，恐怕最引人瞩目之处便是他的纠偏意识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当中国在枪炮的威逼下渐次向外部世界打开门户之时，被清政府派往欧洲的陈季同，生活在两种文化交错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中，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既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强大，熟谙西方文化的精华，更直接面对着强权的鄙夷，甚至凌辱。身为外交官，他当然要保持民族的尊严，而他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坚定地认为中华文明并不输于任何一种西方文明。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高扬起头，竭尽全力宣传祖国文化，毅然充当起中国人辩护律师的作者形象。实际上，除《巴黎印象记》一书外，他其余的全部著作(包括报告、序文)都是在向当时的欧洲人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希图以此纠正他们认为中国“野蛮”、“残忍”、“不人道”的偏见。他的书由此揭示出中国知识阶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极度的焦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氏的作品颇能代表最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文化直面交锋的那一代人的普遍心态，是我们了解晚清社会文化、观念心态、中西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他面对西方人的那些自我言说，也如一面镜像，折射出了19世纪末欧洲人普遍的中国观。

陈氏法文作品的另一大看点，是他时时、处处表现出的强烈的比较意识。陈季同是个在中西文化方面均造诣颇深的文人，又身处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口，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中西习俗、文学、文化的比较。这种比较意识，使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富于洞见，不仅在当时颇显深刻，就是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以西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描绘中国的作家。读者们熟悉的辜鸿铭、林语堂，乃至今日以“群”计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均属此列。然而论其滥觞，恐怕仍要上溯至陈季同。更值一提的是：陈氏作品当年在欧洲流传甚广，多次再版，被许多名家、报刊反复征引，又被译介成多种文字，足见它受欢迎的程度，也足见它在欧洲塑造中国形象中所起到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单单是这一点，恐怕就值得向读者们推荐罢?

末了，还有一件扑朔迷离的悬案也需周知读者：《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戏剧》两书的著作权在陈氏生前就存有争议，法国人蒙第翁(Faucoult de Mondion)曾声称自己是两书的实际作者。此事虽经李华川君多方考辨，但迄今仍无定论。读者们若对此有兴趣，不妨再接着读一读《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孟 华

2005年6月于北京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罗曼·罗兰

摘自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