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包公》是由李炜光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正说包公》系列讲座汇编而成，作者分十讲：身世之谜、精诚尽孝、牛舌疑案、端州清风、真假皇子、包公上疏、开封府尹、宋宫秋月、包与欧阳、劲正之臣，探讨了包公孝、廉、正、智、真等鲜明个性，力图呈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拯，古往今来知名度最高的官员，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包公秉公执法、一身正气，其清官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世代传颂，历久不衰。

《正说包公》由李炜光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的《正说包公》系列讲座汇编而成。作者（李炜光）广泛涉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包拯集校注》等典籍，引经据典，研究性地探讨了包公身世及其生平功业，侧重表现了包公孝、廉、正、智、真的鲜明个性。立体地再现了一代名臣——包公的清官形象。通观全书，包公为官，贵在一个“清”字：清正、清明、清廉。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千年后，包公的至理名言仍是当今为政者师表，为民者心愿。

第一章：身世之谜

第二章：精诚尽孝

第三章：牛舌疑案

第四章：端州清风

第五章：真假皇子

第六章：包公上疏

第七章：开封府尹

第八章：宋宫秋月

第九章 包与欧阳

第十章 劲正之臣

如果从包公出生的那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包公，仍然世代传颂包公的故事。

实际上，正史上有关包公的记载很少，几个版本的包公传记都不过一千多字，最长的《包公墓志铭》也不过三千多字，可是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可就多了，加起来足有好几百种。在民间，包公早已经超越历史，成为神话。

如果只相信那些干巴巴的历史记载，人们怎么可能如此长久地记着他？可是如果说那些传说就是事实，那历史本身不是变成神话了吗？可见，在包公身上，是围绕着一层神秘光环的。人们一直在问：那些民间传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真实的包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把包公的这些未解之谜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有关包公的身世，如，包公刚一生下来就被父母抛弃了吗？后来又是被他的嫂子养大的吗？

第二，关于包公的形象，他的脸真是黑的吗？真的有一个月牙儿嵌在他的额头中央吗？

第三，包公都断过哪些案子？真的是断案如神吗？那些著名的公案，“狸猫换太子”、“秦香莲”等等，跟包公有关系吗？

第四，包公历来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经他指名道姓弹劾过的本朝官员就有六十一名，连宰相也被他拉下马，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冲撞过“龙颜”。

换别人，早就遭报复了，可是，包公却能很好地保护自己，而且一直受到重用，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第五，包公是怎么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后又身葬何处？等等。一、包公的脸是黑还是白

面黑，额头上一弯新月，是包公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包公真有这么黑？真的有月牙儿？

流传于世的包公画像，包氏宗谱、包公祠里，还有故宫南熏殿上各有一幅，另外，梁启超先生的名作《饮冰室合集》里也收有一幅。几幅画像，一幅一个模样，其中哪一幅最接近包公本人呢？

专家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包公是个白脸长须、面目清秀的人物；包家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包公的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依据族谱，也说包公是白脸。

既然包公是白脸，那为什么民间盛传他是黑脸呢？专家的看法是，这主要受戏剧表演的影响。比如京剧，用各种颜色绘成脸谱来刻画人物，白色一般用来形容小人、奸臣，包公这样的清官当然不能勾白脸。那么，用红脸行不行？也不行。红色是忠臣的象征，让人想起关公来。而黑脸，代表着冷峻、严肃，包公正好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用黑脸最合适。

尽管学术界算是有了定论，可还是有几点疑问：

第一，中国古代绘画一般都是工笔或白描，似乎很难准确表现出一个人的皮肤是黑是自来。比如，一个人皮肤只是比常人偏黑一些，他画得出来吗？

第二，包公祠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毁了建，建了毁。历经近千年，很难说它收藏的包公像是原来那幅了。包氏族谱也有相同的问题，年代太久，就是包家人，也难以肯定手里的包公像是早先那一幅。再就是故宫里收藏的，紫禁城里的珍宝文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清朝从元、明时期继承下来的，这幅包公像是不是元继承宋的，后流传至今的呢？很难说。这些流传的画像，都不能说是靠得住的证据。

还有梁启超保存的那幅，人比较瘦弱，面相也相对黑一些。可这幅画梁先生是从哪得来的，没有说明，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第三，当时汴京流传着一句话，叫“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集校注》）。在佛教中，“阎罗”是“管理地狱的魔王”，据说他手下有十八个判官，分管着十八层地狱。当时的人为什么把包公形容为阎罗呢？

传说中的阎罗是黑脸，当时的人会不会因为包公也是个黑脸，而把这个“美称”送给他呢？

很有这个可能。平时给谁起一个绰号，一般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而定，而很少根据他的内在特征。为什么人们偏偏拿包公去跟阎王相比，而不是跟别的谁联系起来，可能就是来自于这样一种自然联想。就像看到某个女孩子很漂亮，就叫她西施一样。

另外，“阎罗包老”这个称呼在包公生前就有了，那时候的人恐怕比今人更知道包公是黑脸，还是白脸。

所以，包公极有可能是个黑皮肤的人，至少比一般人偏黑一些。当然，恐怕黑不到舞台上那个程度。实际上，说包公是个白面书生，民间就很难通过。在舞台上弄个白脸包公出来，人们会问，那还是包公吗？所以，没有充分证据之前，最好不要轻易推翻老百姓心目中已经定型的包公形象。P2－5

包公以自己的一生，撰写了一篇“清官”的范文，也是从他开始，人们才真正了解了天下原来还真的有“清官”和什么叫做“清官”。根据包公的行为规范，所谓“清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指标”：

一是廉洁。“清官”首先必须是个“廉官”，在这方面，包公堪称楷模。包公最后官至枢密副使，二品大员，职位不能说不高，但他却始终保持廉洁的本色不变，衣着、饮食、家什器具等等依然“如布衣时”，跟当官以前一个样，从未改变。正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但一辈子做好事就很难很难一样，为官一生，清廉一世，实非易事。包公做到了，而且无怨无悔。

据说为了表彰包公的政绩，宋仁宗曾经要把半个庐州城送给他。包公拒绝了，可是仁宗执意要送。包公就说，这样吧，您把家门口的一段护城河给我吧。仁宗挺奇怪，要护城河干什么？包公回答：臣将这段河留给后世子孙，他们富也富不到哪儿去，再穷也饿不着。河面不大，但可以养鱼、种藕，那都需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劳动。臣希望他们能自食其力，不要做不劳而获的人。

这只是个传说，无法证实，但北宋年间建成的包公祠，就坐落在这段护城河的一块名叫“香花墩”的绿洲之上，人们把这段河称为“包河”。夏日里，河面上开满了荷花，盛产鲜藕。说也奇怪，满世界的藕都藕断丝不断，唯有这包河里的藕，一刀切下去，清清爽爽变为两段，却无丝。奇就奇在这里，包公一生清廉无私，这包河里的藕也一身“无丝”，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这不是民间传说，确有其事。《香花墩志》上有记载。

二是不图虚名，只做实事。包公不讲排场是出了名的，这方面的例子多得数不清。庆历七年（1047）的四月，他被调任陕西转运使。转运使是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唐朝的时候在州或郡上设置一级监察机构“道”，宋代改为“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大行政区，跟现在的“省”相近。全国分为十八路，转运使就是路的行政长官。他的职责是掌管一路的财政税收，兼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权相当大。

包公此前是五品官，穿绯红色官服。绯红色就是比较正的红色，韩愈的诗里有“佩服上色紫与绯”的句子，是说穿衣服什么颜色最漂亮？紫色和红色，这是当时的最佳流行色。官场上，这却代表着两个等级，不能弄错的。包公穿五品官服才半年就晋升为三品，可谓官运亨通，按规矩，他应当更换紫红色的“章服”，以标示他新的地位。包公领命，脑子里想的都是陕西夏粮登场如何护农、征税、转运的事，忘了去领一套与自己地位相称的新官服换上，穿着原来那套行头就上路了。倒是皇上想起来了，马上派人拿上三品官服在后面追。追的人快马加鞭，可包公走得更快，一直追到华阴县才追上，马都累吐血了。包公换了衣服继续赶路，此地离西安只有一百多公里了，可见包公走得有多快。也就是通过这一件小事，宋仁宗开始对包公有了新的认识，对他更信任、更加重用了。

三是不徇私情。皇祜五年，也就是公元1053年的时候，包公曾回家乡庐州府做过一阵子地方官。回到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碰到的最大的难题是盘根错节的人情网。自古家乡的官难当，北宋朝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般不委派官员回原籍做官，这叫“回避”。但包公为什么回去了呢？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他要求，皇上就批准？没错，包公家出事了。在他五十五岁那年，独生子包繶突发急症去世了。老年丧子，人生的最大悲剧，一贯服从朝廷调遣、不计个人得失的包公也有些承受不住这个无情打击，破天荒向皇帝提出调到离庐州近一点的地方任职，以便照顾家庭。仁宗很体谅他的难处，调他回庐州任知州。

包公刚回来，他的一些不明事理的同宗亲戚、亲朋好友就闹腾开了，仗着包公的权势胡作非为，欺压乡里百姓。其中就有他的舅舅，被告到衙门。包公认真听取了受害人的申诉，然后向他舅舅问道：

“他说的，是也不是？”

“是又怎么样？”

“你不否认？好，来人，打四十大板！”

“包黑子，你敢？我是你舅舅！”

“少废话，打！”

几个差役上来把他掀翻在地，照屁股上狠狠开打了，才二十大板下来，就打得包公那个舅舅七窍丢了三对半。

外甥打舅舅的板子，传将出去，社会上反响不小，褒贬不一。有的说，打得好，不徇私情，难得！也有的说，包黑子太不讲人情世故，舅舅都敢打，难道做了官就可以六亲不认？

对外面的议论、责难，包公丝毫不予理睬，我行我素。不过，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他的那些亲戚故旧，一个个变得安分守己，再也不敢胡闹了。从此，合肥一带就流传着一句话：“外甥有理打得舅。”这件事，在吴奎写的《包公墓志铭》中有记载。

四是“不与富人交”。包公对与地方豪强富户交往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这是他一生秉持的原则。据史料记载，包公早年在家乡读书时发生过一件事。他和一个姓李的同学共同借住在一间僧舍里，在两人上学的必经之路上，住着一家富户。有一天，包公和这位姓李的同学经过这家门N时，发现那位“大款”就站在家门口笑吟吟地等着他们。待两位走近，富人双手作揖，请他们进屋“坐坐”，“交个朋友嘛”。没等同学说话，包公即上前施礼，说我们还有急事，不便打扰，婉言谢绝了。过了几天，大款摆了一桌宴席，再请二位

“一定赏脸！”态度非常诚恳。盛隋难却，李同学打算赴宴。包公正色日：“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朱子语类》）他是谁？大款；我们是谁？穷学生！你动脑想一想，他干吗请我们？今天跟他勾勾搭搭，日后我们若是考取功名，被派到家乡来做官，怎么跟他相处？他要是犯了罪，我们怎么好秉公执法？那位同学恍然大悟，结果两人都没有去吃饭。十多年后，包公和李同学果然先后被委任为庐州知府，正好应了包公先前的话。

不愿与富人交往的原因，包公说得很清楚，为富不仁。官府、豪门相互勾结，干下多少罪恶的勾当，百姓深受其害。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包公，表现出一种很朴素的思想感情，深切同情民间疾苦。他一生专跟那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过不去。这是包公被人们历代传颂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端州，包公还是这样，公事公办，从不与富人拉关系、套近乎，这就切断了官府与富商们的畸形联系，为端砚的治理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五是肯为民请命。《七品芝麻官》里有一句话，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是历代官僚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欺压百姓，取悦皇上，讨好上级，这是做官的“诀窍”。包公在家乡庐州府做官时，他的前任就是这样，好事没干多少，却总是加粮加税，把地方土特珍品——深山里的鹿脯、巢湖里的银鱼供奉给皇帝和上司，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关心的。包公自小在庐州长大，非常了解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百姓生活十分贫困。为了让皇帝了解庐州的真实情况，包公玩儿了一个“花招”。他精心选择了两种贡品，一种是细得不能再细的黄鳝，另一种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土老鳖，把这两样作为贡品献给了仁宗皇帝。仁宗一看就挺不高兴：怎么用这两样丑东西糊弄我？包公见皇上脸色不好看，忙禀奏：“庐州的土地是不少，可是长不好庄稼，这样的黄鳝算是大的了；淝水不肥，老鳖也就能长这么大。百姓交的赋税太重了，衣不周身，食不果腹，请皇上开恩减点儿税吧！”

仁宗叹口气说：“庐州，真的是地瘦人穷啊。瞧这黄鳝，细得跟朕的御笔差不多了，免庐州一年的赋税吧！”包公马上跪下叩头谢恩。为了缓和气氛，包公接着说：“皇上，您看这黄鳝、老鳖虽小，但经我们庐州厨师的烹调，可是味道鲜美啊，您不妨尝尝。”仁宗夹起一块品尝，吃惯了宫廷大菜，乍一吃这地方风味，觉得格外可口，连连点头：“不错，好菜！”从此，“御笔黄鳝”就成了徽菜中的一道名菜，今天去安徽合肥一带，说不定还能品尝到这道菜呢。

包公给皇上进贡，皇上吃得怎么样不重要，却“骗”来了一项德政，宰相刘罗锅给乾隆皇帝进贡荔浦芋头跟包公有得一比。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千年后，包公的至理名言听来仍如雷贯耳，仍是当今为政者师表，为民者心愿。包公担任谏官和监察御史期间，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经他弹劾，一大批腐败的、不称职的官员倒了。

包公为官，贵在一个“清”字：清正、清明、清廉。唯其清正，一身正气，办事公平，他才能得到大多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唯其清明，敢于坚持原则，与贪官污吏和各种丑恶现象为敌，他才能够在党争激烈、腐败盛行的官场上没有被污染，被淹没；唯其清廉，虽居高位，却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他才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牢记、所传颂。

不清者不能为官，包公为此奋斗了一生，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