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在反复教授多次的教材的基础上编撰而成，是一部俄罗斯文化通史，系统介绍了俄罗斯中世纪、近代、19世纪和2O世纪的文化发展史。本书资料丰富、论述客观、覆盖面广，通览全书便可获得有关俄罗斯民族灿烂文化的开阔印象。

几年前一个冬日的傍晚，在莫斯科别里亚耶沃地铁站附近的一家书店中，我们发现了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几乎是在翻阅、购买此书的当儿，我们即已萌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的念头。今天，厚厚的一摞译稿已叠放在我们的案头。在数月的翻译劳动接近尾声时，我们在对这部文化史著作又一次的回味。

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相比较，俄罗斯文明的开端要迟得多，但从基辅罗斯的建立(公元9世纪)至今，俄罗斯文化也已经历了长达10多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在这千余年中，俄罗斯文化在各个领域都程度不一地对世界文化作出了贡献，成为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的一个魁伟身影。对千年文化史作一概括、集中的追溯，是这部《俄罗斯文化史》的主旨。

本书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分解为中世纪、近代、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这样几个大的时间段。

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系指9—17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这是俄罗斯文化史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发展阶段。在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俄罗斯文化由口头诗歌、“桦皮文字”、编年史、“拜占庭风格”的宗教建筑和绘画等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化，经过蒙古统治时期的文化衰落，再到统一的俄罗斯文化伴随着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在15至17世纪间的确立，走过了一条时起时伏、忽明忽暗的路程。在这一时期，“罗斯受洗”、蒙古入侵、“混乱时期”是对文化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公元988年，罗斯正式将希腊正教奉为国教，使俄罗斯民族加入进了基督教世界，促进了罗斯内部的统一和对外的交往。同时，东正教会的建立，在俄罗斯的社会、文化舞台上添加了一个新主角，由此，教会和政权、宗教与世俗、信仰与自由的矛盾便出现了，且一直贯穿了中世纪俄罗斯的文化进程。13—15世纪，蒙古人在东部欧洲建立了统治，这对俄罗斯文化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使它中止了与西欧基督教列国的文化并进，而不重文化积累的蒙古鞑靼人的游牧天性和统治方式，又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多少东方文明的养料，故导致了俄罗斯文化的停滞。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是一段权势相争不休、民众起义不断的“乱世”，其起因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爆发，其结果则是民族、国家和文化统一进程的加速。

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的文化，构成了俄罗斯的近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文化民主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在文化各领域中的体现和资本主义关系对文化的初步渗透。这一进程的开端，是彼得大帝的改革。彼得为振兴俄国而决意全盘“欧化”，其中也包括文化的“欧化”。他限制了教会的权力，为文化的世俗化创造了前提；他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甚至规定不读书者不得成婚，从而增强了全社会的文化意识和理性精神；他造船、建都、征战、办厂，为俄罗斯奠定了一个较为丰厚的物质文化基础。19世纪上半期，激荡社会的两件大事是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抗击拿破仑入侵的胜利，唤起了俄罗斯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似乎从那时起，俄罗斯同时作为一个军事巨人和文化巨人屹立在欧亚大陆上。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作为一场贵族的、知识分子的革命，自然会在文化中留下深刻的反响。

19世纪下半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期，是俄罗斯文化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完成了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再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涌现出了一大批天才人物，并同时向世界文化宝库奉献出了大量杰出的科学发现、思想巨著和文艺精品。农奴制度在1861年的废除，将俄罗斯文化连同俄国农民、俄国社会一起解放了出来；作为社会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最终形成，开始在文化中扮演主要角色；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在人类文艺创作史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运动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使俄国的影响遍及半个地球、长达半个多世纪。  苏维埃时代的文化，大体等同于20世纪的俄罗斯文化。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时期，文化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性、面向人民的民主化和追求社会平等，追求个性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为其风格和实质。这一时期文化的思想倾向相对统一，但文化的起伏也很多、很剧烈。从文化“更新”的20一30年代到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从战争的胜利到战后的“个人崇拜”，从“解冻”到“冷战”，从“停滞”到“改革”，每一时刻的文化无不留有社会巨变刻‘F的烙印。

有人说，俄罗斯民族一直面临着两个大的矛盾：一是东、西方的矛盾，即地理上的文化碰撞；一是上、下层的矛盾，即社会构成上的文化差异。俄罗斯地处欧亚之间，地理位置决定它的文化有一定的兼容性。它早期受拜占庭文化影响，后虽接受了基督教，但离西方世界还是有距离的，东正教会中一直有一股势力，欲将基督教的中心东移至莫斯科，因而有视莫斯科为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第三罗马”的说法。彼得改革，一下子把俄国推到了欧洲。之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峙一直是俄国思想斗争的焦点之一。社会主义革命后，东、西欧之间出现了一堵柏林墙；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又出现了“回归欧洲”的呼声。无论就文化传统，还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俄罗斯都是欧洲的东方、亚洲的西方，俄罗斯文化像一个巨大的钟摆，沉重地来回于世界文化的两极之间。俄罗斯是一个农奴制持续很久的国家，封建统治的长期持续是以牺牲民众的刮益为代价的。席卷欧洲的启蒙之风未能吹醒俄罗斯。但是，饿罗斯又拥有一个与欧洲任何一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的贵族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发达的上层和相对愚昧的下层之间的差异，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造成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原因之一。这一东一西、一上一下的两对矛盾，像是俄罗斯民族，也是俄罗斯文化的十字架，它是俄罗斯命运之路的路标，也是俄罗斯文化整体特性的一个表征。

“文化”这个词，据说是世界上拥有定义最多的一个概念。定义宽泛则指人类的一切行为及其结果，接近于“文明”；窄小则指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社会门类，接近于“文艺”。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人有别于动物的创造力的物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可以表征一定的历史时代和文明水准。以人为本，文化就是人的精神生活；以社会为本，文化即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体。视角不同，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也就不同，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文化巨大的涵盖性。本书作者没有对文化作出特别的定义，但对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作了区分，并主张“在文化的所有领域的统一和相互关系中把握文化”(“绪论”)。这便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即对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本书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似乎处于“宽”与“窄”之间，他们既没有将文化史等同于一般的通史，同时又扩大研究范围，将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民俗史、文艺史等诸多内容统一了起来。通览全书，便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俄罗斯文化史的十分开阔的印象。而在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某些文化分支，又往往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比如，我们熟悉俄罗斯文学，但如今我们在俄罗斯文化的全图中重温文学史，便会自然地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的、历史的，甚至是科学的等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有可能对某些文学课题(如俄罗斯文学的起源与编年史，教会对文学的促进和阻碍作用，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主题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作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农奴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生，等等)作出新的思索。

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客观性。史书当以客观为准则，但做到绝对公允亦不易。与俄罗斯学者的其他一些论著相比，本书是较为客观的。纵览全书，感到“干货”很多，水分较少，没有多少可有可无的议论或节外生枝的插笔。连续不断的史实和事件记录、人物和思想介绍等，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学术个性的展现，但却为读者以后自己作出独特的评断创造了前提。这首先是因为，欲在含中文30余万字的篇幅中完成一个大民族千余年的文化通史，作者不得不设法最有效地去利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再者，本书的三位作者(M·P·泽齐娜、JI·B·科什曼、B·C·舒利金)均为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此书是他们在反复教授多次的教材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本书所带有的教科书的性质，也使它要尽量客观，好在未来的文化研究者面前树起学术威信，并留下科研余地。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写作于“改革”时期，社会科学工作者得以摆脱思想禁锢，从治史工作中卸下沉重的政治诠释任务。

本书由原苏联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于1990年，但今天看来，该书尚无过时之嫌。上述的两个特点，保证了这本文化史相对持久的学术价值。另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出现了，国际上对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必将会更集中、更细致一些，在此背景下，作为俄罗斯单一民族之文化通史的这本《俄罗斯文化史》，反倒显得更为逢时了。

俄罗斯的书面文化就起源于编年史，但对文化史的自觉研究则直到19世纪末才展开。当时的文化史，大致等同于文明史，如Π·H·米留可夫的《俄罗斯文化筒史》(1898—1899年)和M·H·波克罗夫斯基的《俄罗斯文化史纲》(1915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化史的研究为思想史、社会史、文艺史等的研究所取代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对俄罗斯文化史的兴趣才又高涨起来，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断代史和资料集。但是，在本书出现之前，尚无一种新的《俄罗斯文化史》面世。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这一场持续很久的文化研究热的集大成者。在我国，几年前也出现了对文化和文化史的热衷。这一有先后却很相似的现象，值得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这里，我们仅希望以《俄罗斯文化史》的翻译，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借鉴。

文化史的翻译，因涉及到各个学科而显得艰难。由于我们学识有限，译文中一定有许多错误，希望本书的读者能赐我们以指教。

                 刘文飞 苏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