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奔走在改革之路上，风尘仆仆走过了三十年。蓦然回首，面对丛生的现实社会问题，人们容易陷入迷惘：为什么改革三十年了，中国仍然有那么多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有些迷惘的眼神里开始流露出质疑：中国改革从哪里来？中国改革走过了怎样的一条道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多人开始梳理历史的脉络。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中，走近经济学家，倾听他们的声音。

《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采访了我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对推进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听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谈改革30年中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听他们叙述我们改革的历程，对我们反思和推进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土地承包制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

3 改革处于胶着状态，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4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5 股份制是过去30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6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7 渐进式助推中国转型成功

8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9 双轨制和企业家理论

10 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

后记

杜：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3年成立，部长是邓子恢，我任农工部秘书长。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当时邓子恢和我都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因此要照顾到这种情况，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当时很多地方川刚结束土地改革，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

马：这样就形成了和中央不同的两个路线？读您的《自述》，1953年与陈伯达的那场争论，在思想上分歧很大，读了很吃惊。

杜：是。有一句话被我删去了，就是陈伯达讲了那些后，我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他从此认为我是“老右”。不过，那个时候讲话就是这样的，比较直率，没那么多顾忌，也没人抓辫子。当时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就曾经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我们农村工作部还是遵循中央一贯的指示：“自愿”、“互利”，主张一面做工作，一面要能够等，等待农民觉悟。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成了问题。

对土改以后的“两极分化说”，我是不怎么同意的。多数的看法，是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有一个“黄金时代”，我的一个弟子最近批评说，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么好，就像“包产到户”以后那样(粮食增产1/3)，那还需要“集体化”么？现在看来，中央急于集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不愿而非不能高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包括许多共产党外的人士。

马：所以后来毛泽东一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杜：那时我们大多数干部都相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相信必须经过这十五、二十年的准备，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但毛泽东要提前发动社会主义的改造，等于取消了这一个阶段。他认为，“小农经济蹦不了三尺高”，‘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在他的脑子里，并不是“工业化”的要求，而是“农村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参见1950年、1951年与刘少奇的两场争论)。所以，合作化不但提前开始，而且一再提速。很多人反映当时跟不上毛，现在看来，作为领袖人物，毛也要刻意与其他领导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可以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我们作为具体工作的负责部门，就不能不考虑下面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总是很被动。1953年成立农工部以后，几次“纠偏”，受批评就不可避免了。

马：所以1995年毛泽东挖苦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杜：1953年合作化加上统购统销，1954年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1955年初毛泽东说，这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承认其合理性，修改了统购统销政策(即出台“三定”政策，农民多打可以多留一些)，并打算把合作化也停下来(马上停下来，停一年半)。但两个月以后他就改变了看法，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转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于是中央连续召开两次党的大会(详见我的《自述》，其中一部分修改了通行说法)，毛泽东带头“造势”，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的“大风暴”(后改称“高潮”)。

当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其实都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代表农工部到问题最大的浙江去解决问题，不合说了一句“下马”(下合作化之马，下统购统销之马)，事后被人抓住。这都不重要了，但却点到了问题的关键。即在所有运动中，讲“退”恰是很难的，所以就只能“进”。

马：今天回头看，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什么？P4-5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盾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30年来，我国文化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掀起。作为我国文化出版业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重点出版物和重大出版活动，力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合唱”中展示自身的风采。

在一系列重点出版物之中，《名家30年访谈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一套书系。这套书系，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经济、科学、文学、音乐、美术等六个领域，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进行一对一采访，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提炼，呈现“改革开放”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文化与生活的运演轨迹，再现“改革开放”这一洪流对社会与个人、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同时，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访者、谈者与读者，沉浸于共有的记忆，亲切而和谐。

本套书系共包括《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万千气象——中国著名文学家访谈录》《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科技兴邦——中国著名科学家访谈录》《画坛春秋——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乐苑求实——中国著名音乐访谈录》等6种图书，分别由集团公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编辑出版。各书单独成卷，风格体例统一，共同成为对改革开放30年的高声歌唱、真诚铭记。

《名家30年访谈书系》编辑出版委员会

二零零八年十月

走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时，外面正下着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暴雨。连日来的溽热被横扫一空。我擎着伞走进雨中，深吸一日清新的空气，顿感全身轻松，心旷神怡。

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刚川采访了钱颖一教授。至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终于结束了。回首半年多来的采访，在如释重负之余，心中更充满了感慨与感激之情。

记得在2007年底，三联书店邀我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看着眼前那个囊括了中国当今经济学界大家的名单，非常激动：余生也晚，能够采访这些经济学界大家，难道不是太幸运了？同时我又深感不安：对一个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记者，能顺利完成访问任务吗？当然，在出版社和朋友们的鼓励下，最终我还是鼓足勇气，接受了这个任务。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是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办公室里，这位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娓娓道来，详细讲述了股份制在过去30年间所遭遇的坎坷历程，以及他个人对学术理想的坚持和对改革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平易近人的作风让我信心倍增。随后是张维迎、樊纲、杜润生、林毅夫、于光远、王珏、吴敬琏、周其仁、钱颖一。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采访，我也在近距离的观察中领略了他们的学识风采和思想魅力。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不容易，瞻念前途也不容乐观，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思潮混乱的今天，如何在回顾历史中总结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为推动改革寻找新的动力，继续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的初衷。在访谈中，我努力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在展开学术思想的同时凸显中国改革的历史背景，反映他们对30年改革的评价和思考。

这些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影响了中国改革，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铭刻了他们的名字。因此，对10位经济学家的访问(书中的访谈顺序根据被采访人的年龄由大到小)，不但让我了解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更让我对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有了更真切的理解。所以，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也充满了感激。我学到的东西远比一个采访者多。例如，吴敬琏先生对稿子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一再修改，数易其稿，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确是前辈的风范，后学的偕模。

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写下我的感激——

感谢三联书店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尤其要感谢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樊希安、李昕和《读书》杂志副主编贾宝兰女士的信任和支持；

感谢我所工作的《经济观察报》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尤其要感谢刘坚社长和仲伟志执行总编，他们不但保持了《经济观察报》的品格，而且为记者们提供了宽松的写作空问。感谢《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新望老师，他给予了我许多帮助；

感谢胡冀燕女士，她作为于光远先生的秘书，鼎力帮助我完成了于老的访谈文章；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教授，他认真细致地修改了我对杜润生先生的访谈文章，使其更加完善；

感谢我的爱人方虹女士，她承担了育子的任务，让我能够安心工作。每每想起我的儿子马浩宇，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幸福。他刚刚成为小学二年级学生，我祝愿他每天都快乐幸福；

感谢我的父母，祝他们幸福安康！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

马国川

20lD8年9月3日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