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几无例外地生活在宗族社会的网络之中。徽州宗族不是孤立、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与徽州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认识徽州，为我们认识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徽州文化全书》是199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99BZS028）的最终成果。时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卢家丰担任编委会主任。《全书》由20部专著和千幅以上彩色黑白照（图）片构成，总字数达600多万字，主要内容是：《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科技》、《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州篆刻》、《徽州版画》、《徽州朴学》、《徽州历史档案》、《徽州刻书》、《徽州戏曲》、《徽州工艺》、《徽菜》、《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 

《全书》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各种徽州文化现象，深入研究了这些现象与徽州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居民生活的关系，把徽州文化放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审视，并对20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总结，是一部系统总结和展示徽州文化和徽州居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徽学研究成果。

总 序

绪 论 徽州宗族研究概述

第一章 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分布

 第一节 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

一 徽州特定的地理与区位条件，使其成为一个高移民社会

一 移民、文化、经济要素的互动，使其变迁为一个宗族社会

三 宗族社会的形成：从中原士族到徽州望族

四 徽州宗族社会的特殊性：望族及其內涵

 第二节 徽州地理、人口与宗族的分布

一 明清徽州三邑各都村庄衍变的考索 

二 徽州三邑分都地图及人口相对密度、名族密度分布 

三 徽州三邑生存圈与人口、名族、村庄密度的对应与变迁 

四 徽州宗族的分布 

第二章 徽州宗族社会的结构 

 第一节 徽州大宗族与小家庭的结构 

一 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 

二 徽商与大宗族小家庭结构的形成 

 第二节 大宗族小家庭结构与徽州社会经济的变迁 

一 徽州的家庭一宗族结构对徽州社会经济的影响 

二 徽州的家庭一宗族结构强化了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章 徽州宗族社会生活实态——重构抗战前后(1933—1947年)

一个徽州古村落的宗族生活 

 第一节 宅坦的自然环境与村落的历史 

一 宅坦的自然环境 

二 宅坦的生存系统 

三 宅坦的变迁 

 第二节 抗战时期宅坦胡氏宗族的结构 

一 胡氏宗族参与宗族活动者及人数 

二 胡氏宗族参与宗族活动者的身份 

三 抗战时期宅坦胡氏宗族的结构

 第三节 抗战时期宅坦宗族活动的实态

一 亲逊祠《会议录》内容简介

二 抗战期间宅坦宗族的组织

三 抗战前后胡氏祠堂的修建

四 抗战期间的宗族祭祀活动

五 宅坦宗族与抗日活动

六 宅坦宗族的社会救济：平粜济荒 

七 宅坦宗族的公共管理——保护环境和管理生产

八 宅坦宗族的祠堂与佃农

第四章 徽州宗族对徽商经营活动的支持

 第一节 宗族婚姻圈的扩大与徽州商帮的形成

一 联姻——徽商之间竞争与合作的纽带

二 宗族间商业性联姻的社会效果

 第二节 宗族势力对徽州坐贾、行商的支持 

一 宗族势力与徽商资本的来源

二 宗族势力与徽州坐贾的经营活动

三 宗族势力与徽州行商的经营活动

四 宗族势力与徽商对伙计的控制

五 徽商利用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 

六 联合宗族势力，建立徽商会馆 

 第三节 宗族势力与徽商的相互作用

一 徽商资本与封建宗族势力

二 徽商对封建古旧状态的双重作用

第五章 徽州宗族的文化教育

 第一节 徽商与宗族教育事业

一 徽商对宗族教育事业的资助

二 徽州宗族教育事业的特色

三 徽州宗族教育的结果

 第二节 徽州宗族的文化心理

一 宗族文化心理在徽州特定地理、人文环境中整合

二 商品经济推动徽州宗族文化心理的整合

第六章 徽州宗族与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第一节 徽州宗族与社会控制

一 乡绅对基层民众的控制

二 祠堂、家法对基层民众的控制 

三 宗族对弱势群体妇女与佃仆的控制

 第二节 徽州宗族与社会保障

一 宗族保障的具体内容

二 宗族保障的延伸和互动

第七章 徽州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

 第一节 宗族的迁徙、定居活动与“无徽不成镇”格局的形成

一 地理的、历史的优势 

二 徽州宗族与“无徽不成镇”

三 徽州人的奋斗精神和文化素养

 第二节 徽商在江南市镇的迁徙与定居活动

一 首重结交地方精英

二 贾与儒“迭相为用”

三 改变籍贯，扩大婚姻圈 

四 以信义立本

五 建立市镇间的区域网络

六 族源的变更与定居活动

 第三节 徽州宗族在大都会的活动

一 汪氏在杭州的活动

二 汪姓宗族在杭州的组织

三 汪氏的祭祀活动与內聚力

四 汪氏的迁徙与籍贯

第八章 徽州宗族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徽州宗族与传统社会的变迁——以方氏为例

一 传统社会变迁与方氏向徽州境內农村的迁徙

二 社会动乱与方氏宗族的自我调适功能

第二节 徽州宗族与近世前期江南社会的转型

一 传统社会转型与徽州宗族向其他市镇的迁徙

二 宗族势力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徽州海商为例

第三节 徽州宗族与近世后期江南社会的变迁

一 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与宗族的重建 

二 土地革命与徽州宗族的消亡

附录一徽州望族之地域分布

附录二 徽州地域之宗族分布

附录三 《新安名族志》载各族进士统计表

后 记

《徽州文化全书》后记

二 徽商与大宗族小家庭结构的形成

明清徽州的家庭一宗族结构是历史上家庭一宗族结构的传承和变衍。徽州是一个峰峦重叠的山区，“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险，亦足以自保”。汉末、东晋、南朝和唐末相继有一批高门大族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入徽州。他们在山川平衍处定居下来，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宗族组织。在山区封闭的环境中，保持宗族组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徽州山多田少，只有依靠宗族血缘群体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夺并保住必要的生存空间。因此，当门阀宗族势力在唐代末年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徽州的宗族组织却长盛不衰，直到清代仍是“千家之冢，不动一杯；干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不过，徽州的家庭一宗族结构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千百年来宗族血缘群体在缓慢地扩大，而家庭的规模则在不断缩小。宗族的扩大与人口的自然增殖相一致。随着人口的增长、迁徙，大宗派生出小宗，而小宗对于新派生出来的更小宗又居于大宗的地位，犹如同心圆的水波一圈圈地向外扩散。家庭规模的缩小则是人口与土地矛盾的必然结果。

地理环境是制约家庭结构的重要因素。弘治《徽州府志》卷二《食货》指出：“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据统计，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均耕地面积仅2.2亩，清代康熙年间为1.9亩，道光年间只1.5亩。而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拥有耕地4亩才能维持温饱。顾炎武曾指出，徽郡“大多计一岁所人，不能支什之一”。许承尧亦指出：“余郡处万山中，所出粮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给，远自江广数千里，近自苏松常镇数百里而至，纳钞输牙，舟负费重，与所挟资准。以故江南米价，徽独高。”土地无从扩大而人口日益增长，使数代同居的共祖家庭难以维持。如果说在汉魏晋唐之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还是以共祖家庭居多，甚至一些高门大族本身就是以一个共祖家庭的格局而存在的，例如南朝歙县鲍氏“富甲于乡，田置六邑，兄弟十人，宗族三百余口同炊，时人义之，号其居曰十安堂”，那么到五代之后，随着人口与土地矛盾的激化，共祖家庭已难以为继了。统治者的政策也是制约家庭结构的因素。《唐律》有“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的规定。宋、元、明、清多因唐律，将别籍异财，悬为厉禁。故五代以后，徽州宗族下的家庭以直系家庭和主干家庭居多。

徽州的家庭一宗族结构在明代后期(16世纪后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徽商对家庭一宗族结构的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P49-50

——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

叶显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徽学勃然兴起。诚如学术界先贤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徽学的勃兴，显然是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为直接导因的。20多万件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乃学术界空前之盛事。其内容广泛，包含契约字据、公文案牍、书信手札、乡规民约、鱼鳞图册、宗教礼仪、财务账本、手书稿，等等。有的可“归户”，跨年代长。这些原始的文字资料，由于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加之有3000种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族谱(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族谱400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占一半以上)传世，可供与文书契约互相参证。又加之遗存的地面文物极其丰富，据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有20多万件，内有明清的住宅、庙宇、祠堂、牌坊，以及惊动世人的花山谜窟等。黄山和古村落宏村、西递，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徽州可谓明清文物之乡、文物之海，堪称文物“聚宝盆”、文物“博物馆”。丰富的文物，可以帮助解读、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记载。对如此丰富的文书契约、文献典籍和地面文物的开发和利用，才刚刚开始。它为田野考察，为专题、专科的研究，乃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优越的条件。徽州吸引着国内外莘莘学子络绎不绝地前来考察，并加入徽学研究的行列。徽学在短暂的近20年间，从默默寡闻到勃然兴起，今已成为一门令人注目的显学，耸立于学界之林。

为了推进徽学的研究，“徽州文化全书”课题被确定为全国社会科学1999年度重点项目。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徽州文化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宽视野、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并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演进情况，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分成《徽州土地关系》、《徽商》、《徽州宗族社会》、《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等20卷，由国内20多位徽学学者分别撰写。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参加撰写的各位同仁，都是对相应的专题素有研究的徽学专家，大多曾有著作问世，饮誉学界。各卷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和研究成果，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的见解。《全书》作为内容如此广泛、几乎囊括徽学方方面面的文化建设工程，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学术特点，代表了时代的学术成果。

经过6年多的努力，现在《全书》20卷均已全部完稿，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受嘱为《全书》写总序，荣幸之余，在此向各卷的作者祝贺，并趁此略抒管见。

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州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I、镇江、江宁、杭州、嘉州、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汉、临清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由大、小“徽州”互动融合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包含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天地。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地域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宗族文化和儒商文化的地域特色。徽州的宗族制度最为严密，其势力也最为强大。明中叶勃兴的徽商，其势力伸展于中华各地，尤以江南地区与运河沿岸的淮扬、临清等地为其商业基地，作为海洋商人的代表与代表内陆商人的晋商共占商界之鳌头，两者代表着中国地缘经济的两面性、二元化。徽州文化因受宗族与商业氛围的浸染而留下深刻的烙印。时至今日，凡到徽州观光的人，尚可领略这种遗风余韵。诸如那与大自然相协调的古建筑，讲究风水的村落格局，被誉为“古建三绝”的明代祠堂、石坊、宅第，等等，既传承了中华正统的文化，也隐含着徽商雄厚的经济背景，同时显示集建筑、书画、雕刻于一体的高超的综合艺术；从院落、古井、古街、小桥古道，到室内陈列的古字画、古家具、古器皿，乃至徽刻的书籍、大量的契约文书，都浸透着独特的地域性的儒商文化和宗族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但明清时期，文化中心已经移往东南一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以苏、杭为其中心地。但考究起来，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徽州。徽州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展光大的成分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

以宗族文化而言，徽州宗族制是从中原移植而来的，系正宗传承。古老的宗法制，虽然几经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但前后依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徽州衣冠巨族，在迁移之前，宗法组织严密，皆有系统的谱牒，门第森严；移住徽州后，依然保持原来的宗族组织。他们聚族而居，尊祖敬宗，崇尚孝道，讲究门第，以家世的不凡自诩。他们撰写家法以垂训后代，力图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的家风。凡此种种，旨在维护和强固原有的宗法制。从中原移植到徽州的宗族制，成为移住徽州的世家大族与越人在这块待开发的荒服地进行竞争的工具。世家大族在靠武力扩张其势力的同时，又以浸透着宗法思想的中原正统文化进行教化。他们终于在越人酋长控制下的徽州地区，取而代之，反客为主。随着时间的流逝，汉人的源源移住，唐代以后，不仅越人的习俗日渐泯灭，“山越”之称也不见了。尽管历代战乱、兵燹所及，各大族都难逃厄运，尤其在唐末黄巢起义中，中原的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士族官僚“丧亡且尽”，谱牒也在战火中烧毁或散佚，唯幸逃战乱而移住徽州地区的世家大族却安然无恙，他们原有的谱牒、祖坟，也自然被保存下来了，并且一直坚持聚族而居。在这块“僻陋一隅，险阻四塞”的土地上，经过长期的土、客争斗和融合，遗留下来的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宗族组织成为当地社会结构的基础。

宋代以降，程朱理学对其故乡徽州的影响尤其深远。通过程朱理学的熏陶，宗族伦理被提到“天理”的高度。张载提出以宗法制来“管摄天下人心”；程颐则认为要加强对家族的管制，治家者“礼法不足而渎慢生”，对族众，要绳之以宗规家法；朱熹也亲订《家礼》等书，制定了一整套宗法伦理的繁文缛节，用以维系与巩固宗族制度。经与理学糅合起来的宗族组织，越发制度化了。“尊祖”必叙谱牒，“敬宗”当建祠堂、修坟墓，“睦族”需有族产赈济。族谱、祠墓和族产，成为实现尊祖、敬宗和睦族的必不可少的举措。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的宗规家法，则作为约束族众以及佃仆举止的规范。当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以起拱卫的作用。随着宗族的蕃衍，有的支房外迁另建村寨，也仍然保持派系不散。

以父系为中心的严格的血缘关系并与地缘相结合的徽州宗族制，坚持严格的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和主仆名分，重坟墓祠堂，恪守尊祖敬宗和恤族，崇尚孝道，坚持“官本位丫的价值观，其主要功能在于谋求并维护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因此，以注重教育子弟列入族规家法而必须遵行，并规定以儒家伦理道德曰加训迪，以期“养正于蒙”。族产丰厚的宗族设立学校，供子弟读书。对那些“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者”，尤应精心栽培。凡“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由祠堂助以膏火笔札之资，或由徽商资助，务必使其业之能精，学有所成。就族中子弟而言，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皇朝的钦赐(即科举仕宦)、同家族的盛衰隆替联系在一起的。光宗耀祖是家族伦理观念的核心。在这种不同于个人主义的家族主义社会中，只有求得家族的发展和荣耀，才有可能求得自身的前途。由此可见，一方面家族为子弟读书仕宦设置保障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子弟又以显亲扬名作为博取功名仕途的道德动力。徽州宗族制尽管也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创新，但总的说来它是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的、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的典型。

徽州乃“程朱阙里”，被视之为“道学渊源”之所在。程朱理学在其家乡的影响尤其深远。朱熹承担改造儒学的重任，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建构了一个富有思辨色彩、哲理化的理论架构。他所创新的理学，是宋儒对前代儒学的修正和发展，它有别于汉代的天人学、魏晋的玄学和隋唐的佛学。朱熹生前虽受贬谪，但死后其思想却被元明清皇朝钦定为正统。程朱理学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朱熹通过在其家乡授徒讲学以及通过其门生、弟子的代代相传，使其开创的“新安理学”影响愈加深远。继他之后，当地“先儒名贤比肩接踵”，“肩圣贤而躬实践者，指盖不胜屈”o。理学渗透徽州社会、政教、风俗等各个方面。异端邪教很少渗入徽州；释道等宗教虽也渗入徽州，但其影响有限。徽州的知识分子在理学的熏陶下，以“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职责，以“明道正谊”为一生追求的理想。徽州被视为“儒风独茂”之区，堪称“东南邹鲁”。明清时期，“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愈来愈多，所谓“一科同郡两元者”，“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佳话频传。单以歙县为例，居科名之先者，如中状元的有唐皋、金榜、洪莹、洪钧等，居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兴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杨宁等，宏政治之才者有唐相、吴浞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因商致富而上交天子者有得乾隆帝欢心的盐商江春、鲍廷博等。这里只略举一二，但已足见其人才之盛。徽州共出28位状元(包括寄籍者在内)，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当过宰相的达17位，也占全国宰相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徽州的精英才俊，有的在其所在的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例如，朱熹、戴震和胡适就是历史上学术界的巨擘，也是思想史上的三座丰碑。徽州人才之杰出超群于此可见。他们智慧高超，贡献卓著，为中华文化浓墨重彩地写下了遒劲的一笔。

徽州的人才不拘一格，具有广泛性，且繁若群星。其中不乏名臣能吏、富商大贾、学者名儒、文坛才俊、艺苑名流、科技群彦、能工巧匠、隐士名僧、名媛闺秀，等等，有文献可征而为之作传者多达5399人。其专长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经学、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建筑、医学、雕刻、印刷、绘画、戏剧、饮食等各个领域，出现“人文郁起”的局面。这些崇奉理学的众多精英才俊，各怀经纶，各有专长，各具技艺。他们为世人奉献了璀璨的成果，诸如“新安医学”、“古建三绝”(宅第、祠堂、石坊)和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以及刻书、版画、文房四宝、篆刻、绘画、盆景、漆器、徽菜，等等，不一而足。科技发明创造有的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有的发明或著作在国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徽州如此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既有其地方性的特点，又具超越徽州本身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的一面。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徽州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究其原因，显然不能仅仅归功于某一因素。它是由当地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道德动力、徽州人的文化素质及其对机遇的应变能力等众多因素互动合力铸就的。

尤为重要的是，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升华。他们对机遇有高度的敏感性。在宋、明分别出现的政治官僚体制和社会经济转型时代，他们善于回应与时俱来的机遇，取得科举和商业两次历史性的成功。

自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这是中国官僚体制的一次大转变。移住徽州的衣冠大族，此时已经不能恃其门第之高崇而取得官职和社会特权。在科举文官制度确立之际，他们以尚文重教来回应与时俱来的第一次挑战。

徽州的衣冠大族本是中原的精英，是门阀制度下既得利益的分享者，享有特权和地位。移住徽州后，他们既失去原先的优势，又为当地贫乏的经济资源所局限。艰难的环境铸就了其刻苦耐劳的坚毅性格和奋发进取的精神(胡适先生所说的“徽骆驼”精神当源于此)；又由于脱离了原来的文化中心，对自己的文化传承有了危机的反省而形成创造性的转化，终于取得宋代科举成功，出现“名臣辈出”的局面。它对尔后徽州历史文化发展的走向一一其核心为官本位的价值观，产生十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应当指出，宋代徽州政治上的成功，源自“尚文重教”和“奋发进取”精神。这两个文化基因，不断传递，不断延续，造成智慧的不断积累和文化成果的不断扩大。它没有裂变，但又不是一成不变，在传递延续中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强大，成为徽州人文精神的传统。

明中叶，徽州人又以发展商业为主，以超越常规地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转型，带来的机遇，赢得占据商界鳌头的历史性第二回合的成功。这是继宋代取得政治上优势之后，又取得经济上突破的辉煌成果。

16世纪(明中叶)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代，出现了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初步形成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与此同时，中国境内商品经济趋向繁荣，商机愈益增多，以商业增殖财富的途径曰益广阔。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转型。社会经济转型，意味着新旧交替，机遇与挑战并存。

徽人从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追溯至东晋。但作为一个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其崛起则在明中叶，繁盛于嘉靖、万历之际。徽州人沿着故乡的河流走向四方，尤其顺新安江东下可直奔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走向海洋，逐步形成了徽州海商集团。

就世界范围而言，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引导传统经济(包括习俗经济、命令经济、道义经济等)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徽商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使海上贸易与布、盐、典、木、茶等行业相结合，并建立起商业网络，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极力推进商业化和城市化，在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扬州、苏州、杭州、临清等城市建立商业中心，开辟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

徽商单就海上贸易方面而言，最终因明王朝加强海禁等多种原因而夭折了，但他们进军盐业的努力却是成功的。盐是传统社会里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商品，因它系日食所需，销量巨大，最能从中获利而积成巨资。晋商是趁明初实行开中制之机从事盐业而发迹的，徽商自然对之垂涎而力求分得其利。早在弘治五年(1492)，徽商趁户部尚书叶淇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改订盐法的机会，纷纷进入扬州、杭州，夺取自明初起在此霸占盐利的晋商阵地。万历以后，他们取得了盐业的优势，其经营的规模和资本额也已达到了传统商业的巅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功业，是由于他们善于把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指贾而好儒的文化素质、丰富的营商经验)、社会资本(指广阔的商业网络、与官府的深相结托)结合起来；尤其善于抓住明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快速地非常规地创造与增殖其资本，而与做西北边境生意起家的内陆性商人晋商相对垒，共占商界鳌头。

徽商的成功有其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他们在政治伦理上，是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而在经济伦理上，则以王学的说教为本。王学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百姓日用即道”，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而进入“官商互济”。徽商辉煌的业绩能持续300年而不衰，实在得益于“官商互济”的法宝。

机遇是一种突然事变，只有抓住它，才能使事业得以非常规的发展，才能取得非常规的效果。如前所述，宋代和明中叶出现的两次大的机遇，徽州人都善于把握而取得超常规的成功。他们在遭到挫折时，善于应变，败而不馁。当海外贸易被禁止以后，徽商遇变不惊，审时度势，大量移资盐业，终于在与晋商的较量中取得鹾业的优势。

徽州是一移民的社会，是由中原精英才俊移住并与土著越人融合的社会，是由大、小徽州交流互动的社会。 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原士族纷纷移入；明代，尤其嘉靖、万历以后，则因“徽民寄命于商”而从移入转为向外移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当地流行的“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民谚，反映徽人自少流徙他乡，置身于逆境中陶冶锻炼。大凡移住或侨居他乡的徽人，都根据距家乡水程的长短定期回乡探望。这种经常变易不居、内外流动的社会，有利于精英激发其活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人才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避免因循守旧和蜕化变质；有利于大、小徽州间互相吸纳而推进文化的繁荣。

徽州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人的文化素质高，是一真正的长项。用今日的术语表述，即注重对智力的投资，占有人力资本优势。我们知道，人力资本的优势，可实现生产要素的交换。在传统社会，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往往构成地区间优势差异。由于徽州本身是一开放的社会，当时统一的中华大帝国又为经营商业提供广阔的天地，可以通过流通交换达到资源共享。所以，徽州人采取生产要素间(如资金、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互相替代交换的办法，即运用自己占优势的人力资本去换取外地乃至海外的自然资源。他们发挥其资源利用的能力，不仅使自己富裕起来，而且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出现“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化、城市化局面。徽州以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弥补本身自然资源不足的做法，在当今社会是屡见不鲜的，犹太人、日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能手。难能可贵的是数百年前的徽州人已经懂得这么做了。

徽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也有利于徽州全面协调地发展。徽州是乡族士绅控制下的宗族社会。一般地说，其士绅相对开明；又由于徽商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的投入，从不吝啬，社会保障和社会控制的措施是完善的，因而出现被誉为“世外桃源”的稳定社会局面。更难得的是，徽州社会不仅呈现稳定局面，而且不乏竞争的机制和功能。这就是徽州人的心灵深处，受强劲的伦理道德动力所激励：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下，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以显亲扬名，必然策励对科举功名的不懈追求；在提倡“新四民观”的重商思想支配下，坚持以家族为本，以追求光宗耀祖为终极目标的理念，势必转化为驱策徽州人经商的精神力量。正源于此，宗族制与商业发达两者之间，在过去一度流行的分析模式中被视为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事实上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科举仕宦与商业致富，对于徽州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若践更”，相互为用。这是徽州在历史上能够全面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支点。

徽州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文献可征，有实物可鉴。所以，当人们回眸审视中华民族往昔光辉的传统时，便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徽州。这也是徽学近年来勃然兴起的动因。今天，探索、揭示徽州历史文化的底蕴，发扬优良传统，以便于我们中华儿女再创辉煌，便成为一项严肃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徽州宗族社会》一书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笔，我的心仍游走在黄山白岳青山绿水乌瓦粉墙之间，这里正是昔日宗族的聚居地。康熙《徽州府志·风俗》指出：“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其间小民亦安土怀生，即贫者不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治桂裳装具，量其家以为厚薄。重别臧获之等，即其人盛赀厚富，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辈流。”徽州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着。今天，当我们在森严的祠堂、高耸的牌坊前，感受着肃穆和压抑的同时，是否想过，这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生存环境下，人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中，有着亘古的文化基因在绵绵延续，有着人与自然和谐，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宗族作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其合理与不合理的双重性。当我们在过多地鞭挞它时，是否想过，它与商业、科举在历史上的互动互补，毕竟在并不十分适合人居的空间造成了适合人居的生存系统，毕竟造成了徽州曾经有过的辉煌，为我们探幽索古留下了世界级的宝贵文化遗产。如果不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宗族社会也许还将延续下去。不同生产力条件下，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变迁之中，对于选择本身，似乎难以超越时代条件来作孰优孰劣之简单比较。但是在同一生产力条件下，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选择，还是能用是否合适、是否合理，究竟是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来作判断的。考察宗族而不限于宗族制度本身，将宗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来加以考察，将视野扩大到宗族社会生活，用社会史的跨学科方法，对徽州宗族社会作一系统的研究，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任职于安徽师范大学，与研究室的同事们合作采集徽州资料。经过数年努力，于1985年编纂出版了国内外第一部有关徽州的资料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从此便步入了徽学研究的殿堂。次年，我的第一篇有关宗族研究的论文《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发表于《历史研究》。这是我由徽商研究进而深入考察徽州宗族及地域社会的开始。岁月悠悠，转眼间已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2000年12月26曰，安徽省委宣传部的二位先生到上海找我，告诉我安徽省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文化全书》作为徽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和里程碑，已经启动了二年，本来这项工程完全是由安徽本土学者承担的。由于特殊的原因，希望我能把本书的写作承担起来。这是信任也是相知。现在，当我把这沉甸甸的书稿付梓之际，我要向农民朋友、田野考察点宅坦村村长胡维乎先生以及我的学生申浩、王健、汪华等表示谢意，在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们曾经给予我不少的帮助。同时，要感谢责编汪鹏生、唐伽先生，他们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还被列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规划项目。谨以此书献给妻子和女儿，在我踽踽行走在徽州道上时，心中始终有她们的陪伴。

唐力行 2004年3月27日 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