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在对古典与现代、传统文化与西方话语于取舍迎拒中呈现出怎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心态?在怀恋过去、追慕古风、眷依乡土的民族认同之中尚未坠入保守自囿，依然对现代、对西方文化保持着谨慎的开放、接纳、进入的姿态，这仅仅是种文化尴尬窘态的征象，还是一种经过整合或者说趋向整合的现代文化精神的显现?……本书将一一向您讲述。

在京派作家的意识中，他们是乡村的体验者，乡村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个体之于整体不是同情与被同情的关系，个体对于整体——历史如果漠然无知，那么需要的是理解，对自己的理解。京派作冢将乡村呈现给都市——即将历史呈现于现代的面前，所暗示的是现代如何去理解历史，因为这也是最重要的，历史和现代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京派努力在“恒”与“变”的均衡中找出历史叙事线索，就不能不采取清醒的对话立场和对叙事指向所要产生的叙事效果有所认识。这使得京派在文化伦理态度上终未真正倒向保守传统和否定传统的任何一方和无条件服膺西方话语……在一个时代，一个文化亟须转型的历史际遇中，捍卫传统和反抗传统都是必要的，也自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对话时代的叙事话语--论京派文学

引 言

第一章：叙事、对话与京派文学

第二章：话题与话语--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京派文学

第三章：解构与重构--鲁迅与京派文学

第四章：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人生派文学与京派文学

第五章：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左翼文学与京派文学

第六章：传奇与神性--京派小说风格论之一

第七章：微笑的悲剧--京派小说风格论之二

现当代作家评论小辑

论郭沫若早期悲剧意识与哲学本体论

鲁迅郭沫若人格比较初论

都市荒原的苍凉之歌--张爱玲艺术世界的一个向度

命运与苦难的悲歌--繁漪、陈白露、愫芳形象比较分析

解嘲与关怀--评张宇的《乡村情感》和《城市逍遥》

反刍存在--陈源斌近年小说漫议

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看重功利、作品雷同、缺少个性提出过相当多的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中肯的，并非不切实际的，同时，他也"承认每一个作家，却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如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么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们的作品"。"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他不反对文学与现实政治作更紧密的结合，认为"这原是个异常庄严的课题"。"民国十六年革命小说兴起，一方面是在文学对倾向有所提示，另一方面也掊击到这种不良趣味(指‘世故聪明’)，这企图，在创作方面，是不为无益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京派对左翼文学持有保留的批评态度，并不能构成指责京派怀疑政治革命、抵制社会实践的理由，对革命作家怀抱崇高理想、不惧牺牲的献身精神，京派作家是怀有深深地敬意的。在《记丁玲》跋中，沈从文写道："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就是"使你们不做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在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得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不气馁畏缩。"他们的作品中也写到革命者、政治斗争、社会运动、民族事业，废名的《追悼会》对徒具形式的"三一八"纪念活动颇为反感，"我不相信你们这般东西配追悼死人!"他说："《莫须有先生传》里也还留有我对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怒。"沈从文的小说《血》、《过岭者》、《菜园》、《大小阮》和萧乾的《栗子》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政治现实的一面。与左翼文学不同的是，京派作家将这方面作为实际人生的一个方面来表现的。

京派一向主张"思想自由"、"创作自由"，而招来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张目，寻找理论借口等种种物议。一种简单直接的是非判定，"在一种既定的(我的)模式中压倒他人"无助于话语之问的正当交往。持续不断的对话才能拯救话语之间对立与分歧。对话就是交谈、交流，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多种话语相互交流构成对话关系。语境中只有一种话语，一个声音无法称为对话，对话得以进行展开，至少有这两个原则作为前提：问题原则与平等原则，对话是一种信念，推动我们行进在探索真理的途中。P32-33

关于京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研究中它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研究者尚未获得将它作为一个流派的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京派作家在文学史中作为单独的个别的作家其位置也毫不显目，其主要原因在于史学研究的参照系统对于京派作家的接纳程度，政治因素的干预影响对京派作家的评判。而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长期被忽略，部分地由于同样的因缘，部分地又缘自它自身的一些关系，京派文学缺少通常的文学流派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显性特征。缺少显性特征，而作为文学流派内聚力的那些隐性特征又正好为受外在因素影响而倾斜的文学史学观念所忽略，京派文化也就难以作为流派在文学史中站立起来。

京派文学作为流派被重视是在对京派作家个别研究逐渐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研究领域中政治社会学让位于文化社会学，一大批原来处于史学研究边缘的作家纷纷进入研究的中心地带。重评五四文化运动不再绕过周作人或下简单的判语就可以完事；对像沈从文这样一位著作甚丰、艺术色彩瑰丽多姿的作家，研究者表现出少有的持久热情；废名、凌叔华、林徽因、李健吾、萧乾、卞之琳、李长之、李广田、何其芳、芦焚、朱光潜……相继走进文学史批评研究的视野，这些理论批评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的批评个性、创作个性以及他们之间隐隐约约的联系在不断拓开的个体作家研究中显现出来。在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朱光潜直觉美学之间，在废名的田园意趣和沈从文的乡野情调之间，在废名的创作与周作人的创作理论之间，在周作人、沈从文、萧乾、朱光潜对创作自由、拒绝功利写作的认同中；在沈从文、萧乾、李广田对"乡下人"的认同中，在这些作家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开放态度的认同中，在表现乡村世界、都市世界、女性和儿童世界时所持有的对质朴、单纯性的赞颂和对异化变质人性的弃绝的道德价值、审美观念的认同中，这些作家的思想、理论、创作个性、批评个性相互附吸、凝聚显示出内在的精神联系，使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隐性特征浮出文本。没有愈渐丰富、深入的个体作家研究，就很难设想作为流派的京派文学的整体研究。这个研究的实际情况，在文学流派研究中显得稍为特殊一些。在一般情况下，个体作家研究与流派的整体研究常常是平行的。

京派文学在80年代后期开始步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黄修己)虽提到京派与海派之争问题，但认为"从创作来看，则京派未必能成为流派"。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出版时，情况便有了很大变化，"京派小说"在第十五章"各流派竞争中小说的繁荣(下)"中占有一节，第二十三章又有"抗战胜利后京派的复出"，并且在第十章"社会革命时代文学的深化"的"自由主义作家文学观的发展及两种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京派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张毓茂)亦有"京派小说"一节。杨义将""京派"作家群与上海现代派"作为他的小说史中的一章，篇幅内容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大大扩展了，在与海派比较中对京派小说的文化成因、文学贡献作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有细致的重要作家分论。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列"京派小说"一章，较全面地阐述了京派小说的形成发展、艺术风貌和思想性质。由于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从而结束了京派文学长久以来被历史叙事所忽略、不得不隐匿的局面。

京派文学的整体研究，吴福辉、李俊国的两篇京派与海派比较的文章值得注意。这两篇文章与杨义的小说史的京海派比较部分在写作时间上相近。杨比较重在史述，吴、李二文偏于史论；而吴、李相较，李重辨异，吴则重异中求同。比较研究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共时的语境中，对30年代一场"小"而化之、不了了之的文学争论作文化--文学的历史透视，展示了京派与海派异同的内在关系图景。吴、李另外两篇关于京派的专论亦用力颇工。另外，杨义的《京派小说的形态和命运》、李德的《论京派抒情小说民族特征》、刘锋杰的《论京派批评观》、张鸿声的《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周海波和杨爱琴的《黄昏里的生命独语》等，从各自所取的角度对京派文学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的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