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庄》写了大生命、大社会、大文化三个空间，又溶入最底层、最日常、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流程。用感觉提升生活，用民间视角全知生活。寻访民间碑版编织于人物爱好和情节发展之中，给高老庄的当下生活一个悠远的历史纵深。几十成字不分章节，如生活原脉浑然而下，碑版的插入便起到了分切、隔离作用，欣赏有了间离效果。宏微、古今、文野、畅涩于书中两极震荡，在文化姿态和艺术策划上，亦系合题。

本书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之一，贾平凹小说大多描写的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是一些琐碎小事。贾平凹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表述“看法”，使小说更显力度，又使故事不单一，充分展现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以及在这浓重的大背景下聚光照耀两人爱情之舞。他坚持形式传统的，平实的，而作品境界上则是现代的，人类的写法，人生的苍凉，故事的浑然，留给我们的是对这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的咀嚼和对生命之花绚丽的赞歌。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稷甲岭常常崖崩，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笸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家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齐摇动。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高老庄镇的镇长，他是有文化的，当然要批评迷胡叔，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不足为怪；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田和—条灌溉渠的重大灾隋报告，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

这天夜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还说着白日的崖崩。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根高香，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眼看着就埋没到了祖坟，却没有埋没，这都是神灵的保佑，要不，孩子的爷爷陕要过三周年忌日了，那可怎么得了?顺善路过院门口，鼻子凑凑，闻见了高香的荃味，也笑眯眯踅脚进来，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就问道：“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没了言语。顺善却发起感慨：“上一辈人，或上上一辈人，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修一条巷道，造桥建祠，盖戏楼子—一风流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七星沟的苏冢寨子，木王岭的高阳堡，还有咱高老庄，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出了一名诗人，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辞。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个县办公室主任，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镇中建了大市场，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租赁摊位，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子路已经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了，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可他数年竟不回来，这井也不淘，门楼不修，院墙头塌了一豁，好像是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菊娃忙说：“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睡吧睡吧，夜也深了，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顺善嗯了嗯，停止话头，摸摸孩子的脸，说：“伯来了也不问候?叫伯!”孩子瞪着眼，偏是不叫，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进了一批棉花，成色好，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就走了。顺善一走，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各自默数了—遍，又默数了一遍，—遍与—遍数目不同。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

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不偏不倚，整整齐齐排在—起，但全都底儿朝上。儿子趴在炕沿看着，突然说： “娘，我爹他们要回来了。”菊娃愣住了，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门外头起了风，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久久地坐在那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天明起来，对婆婆说：“娘，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娘说：“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菊娃说： “改日去吧。……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娘说：“改日就改日吧。店里就那一张小床，雇来的彩彩在那儿，两人怎得睡下?你说啥的，石头去你哥那儿？!”菊娃说：“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娘说：“……这怎么都要走呀?”菊娃说：“石头他爹要回来了。”老太太也愣了，嘴张张，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头就低下去，一边用抹布擦柜上的米盆面罐儿，擦出油光来，—边说：“子路要回来?谁说子路要回来?子路……”P1-2

今年我将出版我的文集，一共是十四卷，没有包括过去的《废都》和现在完成的《高老庄》。设计封面的曹刚先生在每一卷上以一个字做装饰，他选用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刘邦的诗，二十三个字。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能写出二十三卷书的。 《高老庄》应该为第十六卷，也就是我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

在世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人是有本命年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惧怕，同样，天地运动也有它的周期性，过去的世纪之末景象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频繁的战争，骚乱，饥荒，瘟疫，旱涝，地震，恶性事故和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人类都焦躁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这个世界，于我正偏偏在中年。中年是人生最身心交悴的阶段，上要养老，下要哺小，又有单位的工作，又有个人的事业，肩膀上扛的是一大堆人的脑袋，而身体却在极快地衰败。经历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事变(除过坐牢)，我自信我是一个坚强的男人，我也开始相信了命运，总觉得我的人生剧本早被谁之手写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时候，有笑声在什么地方轻轻地响起。《道德经》再不被认作是消极的世界观，《易经》也不再是故弄玄虚的东西，世事的变幻一步步看透，静正就附体而生，无所慕羡了，已不再宠辱动心。一早一晚都在仰头看天，像全在天上，蹲下来看地上熙熙攘攘物事，一切似又都在其中。年初的一个黄昏，低云飞渡，我出门要干事去，当一脚要踏下去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只虫子就在脚下活活地蠕动，但我的脚因惯性已无法控制，踏下去就把它踏死了。我站在那里，悲哀了许久，忏悔着我无意的伤害，却一时想到这只虫子是多么像我们人类呀，这虫子正快乐地或愁苦地生活着，突然被踏死，虫子们一定在惊恐着这是一场什么灾难呢?也就在那个晚上，我坐在书房里，脑子里还想着虫子们的思考，电视中正播放着西藏的山民向神灵祈祷的镜头，蓦地醒悟这个世界上根本是不存在着神灵和魔鬼的，之所以种种离奇的事件发生，古代的比现代的多，乡村的比城市的多，边地的比内地的多，那都是大自然的力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小事，和这样的小事的启示，几乎不断地发生在我的中年，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样的话：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于是，对于文学，我也为我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惊异了。我以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阅读《老人与海》和《尤里西斯》，我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能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今重新捡起来读，我再也没兴趣在其中摘录精彩的句子和段落，感动我的已不在了文字的表面，而是那作品之外的或者说隐于文字之后的作家的灵魂!偶尔的一天我见到了一副对联，其中的下联是：“青天一鹤见精神”，我热泪长流，我终于明白了鹤的精神来自于青天!回过头来，那些曾令我迷醉的一些作品就离我远去了，那些浅薄的东西，虽然被投机者哗众取宠，被芸芸众生的人云亦云地热闹，却为我不再受惑和所骗。对于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追求使我越来越失却了往昔的优美，清新和形式上的华丽。我是陕西的商州人，商州现属西北地，历史上却归之于楚界，我的天资里有粗犷的成分，也有性灵派里的东西，我警惕了顺着性灵派的路子走去而渐巧渐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发展我的粗犷苍茫，粗犷苍茫里的灵动那是必然的。我也自信在我初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时，我立即有对应感，我不缺乏他们的写作情致和趣味，但他们的胸中的块垒却是我在世纪之末的中年里才得到理解。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我对于我写作的重新定位，对于曾经阅读过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觉得是以年龄和经历的丰富做基础的，时代的感触和人生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即使体会，站在了第一台阶也只能体会到第二台阶，而不是从第一台阶就体会到了第四第五台阶。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春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是悠远而舒缓地穿越空间，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高老庄》落笔之后，许多熟人和生人碰见了我，总在问我又写了什么?我能写什么呢，长期以来，商州的乡下和西安的城镇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不会写历史演义的故事，也写不出未来的科学幻想，那样的小说属于别人去写，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但我有致命的弱点，这犹如我生性做不了官(虽然我仍有官衔)一样，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位诗人。对于小说的思考，我在许多文章里零碎地提及，尤其在《白夜》的后记里也有过长长的一段叙述。遗憾的是数年过去，回应我的人寥寥无几。这令我有些沮丧，但也使我很快归于平静，因为现在的文坛，热点并不在小说的观念上，没有人注意到我，而我自《废都》后已经被烟雾笼罩得无法让别人走近。现在我写《高老庄》，取材仍是来自于商州和西安，但我绝不是写的商州和西安，我从来也没承认过我写的就是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商州和西安，以此延伸，我更是反对将题材分为农村的和城市的甚或各个行业。我无论写的什么题材。都是我营建我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我终生要感激的是我生活在商州和西安两地，具有典型的商州民间传统文化和西安官方传统文化孕育了我作为作家的素养，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中淫浸愈久，愈知传统文化带给我的痛苦，愈对其的种种弊害深恶痛绝。我出生于一九五二年，正好是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经历了一次一次窒息人生命的政治运动和贫穷，直到现在，国家在改革了，又面临了一个速成的年代。我的一个朋友曾对我讲过，他是在改革年代里最易于接受现代化的，他购置了新的住宅，买了各种家用电器，又是电脑，VCD，摩托车，但这些东西都是传统文化里的人制造的第一代第二代产品，三天两头出现质量毛病，使他饱尝了修理之苦。他的苦我何尝没有体会呢，恐怕每一个人都深有感触。文学又怎能不受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呢?我或许不能算时兴的人，我默默地欢呼和祝愿那些先蹈者的举动，但我更易于知道我们的身上正缺乏什么，如何将西方的先进的东西拿过来又如何作用，伟大的tt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伟人们给了我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在缓慢地，步步为营地推动着我的战车，不管其中有过多少困难，受过多少热讽冷刺甚或误解和打击，我的好处是依然不掉头就走。生活如同是一片巨大的泥淖，精神却是莲日日生起，盼望着浮出水面开绽出一朵花来。

《高老庄》里依旧是一群社会最基层的卑微的人，依旧是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我熟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生活，写起来能得于心又能应于手。为什么如此落笔，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丧失了往昔的秀丽和清晰，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这缘于我对小说的观念改变。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这样的作品是很容易让入误读的，如果只读到实的一面，生活的琐碎描写让人疲倦，觉得没了意思，而又常惹得不崇高的指责，但只读到虚的一面，阅历不够的人却不知所云。我之所以坚持我的写法，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人在中年里已挫了争胜好弼心，静伏下来踏实地做自己的事，随心所欲地去做，大自在地去做，我毕竟还有七卷书要写。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边城》里说：“他或许明日就回来，或许永远也不回来了。”我套用他的话，我寄希望于我的第十七卷书，或者就寄希望于那第二十四卷了。

另，文中的碑文参考和改造了由李启良、李厚之、张会鉴、杨克诸先生搜集整理的《安康碑版钩沉》一书，在此说明并致谢。

1998年6月10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