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两篇现代文本的分析入手，探求现代性追求的情感因素，以及现代思潮的历史必然性，然后以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个案，进一步分析现代性理论的表现、目标、实质和经验教训。

本书从两篇现代文本的分析入手，探求现代性追求的情感因素，以及现代思潮的历史必然性，然后以20世纪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个案，进一步分析现代性理论的表现、目标、实质和经验教训。现代哲学已经认识到现代性的种种危机，但似乎对此却仅仅停留在症候诊断上，没有能力开出对症的药方——不仅如此，反而还加重现代性的危机。海德格尔于是另辟蹊径，试图用诗性之思来挽救精神界的颓萎，效果依然不够理想。但他所开创的道路却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指明了一个可能的方向，这就是向“古典”的回归。施特劳斯以其独特的解经方法所弘扬的古典政治哲学，也许能够为整个西方精神传统的现代命运提供有益的滋养。

前言

“墙”的意象与现代性的情感纠结

——萨特与张志扬的同名文本

文化的宿舍与现代性的渴慕

现代性的梦想

——现代性问题的个案分析

真实的思想

——从分析哲学看现代思想的本质

纯粹逻辑学的文化理想

——现象学对现代性问题的推动和解决

诗性之思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诗学理论初探

重返古希腊文化的灵魂

——毕达戈拉及其灵魂学说

施特劳斯经学思想初探

——现代性的可能出路

中国当代哲学家张志扬的运思技巧是哲学式的，但他的论说方式却是文学化的。因此很难说张志扬的作品《渎神的节日》究竟是传记体文学，还是思辨性作品，或者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体实验。但无论如何，他的作品为思想世界竖立起了一种经典性的意象一——“墙”。虽然我们可能在其他作家那里找到更为优秀的范本，但对于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伤记忆”中的现代性情感纠结来说，张志扬无疑更容易接近。

《墙》是记录其作为“一个思想放逐者的心路历程”的第一部分，是苦难转换成的文字，也因此“便成为了这个世界的象征，就像‘狼’是罗马的城徽一样”。这里让人联想到萨特在二战前的同名小说中，把“墙”既当作枪毙犯人的挡墙，又隐喻着存在的边缘：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破墙而出。看来，只有在监狱中也就是在自我的极度虚无中，人们才能体验到墙作为界限的存在，而且这种体验是如此的凄厉、如此的绝望，就连它所形成的意象也是那样的虚无化、那样的让人为之气绝：“墙，冷冷地立着，在晕黄的灯光下，脸色泛着铁青，愈来愈亮，那闪烁的亮光向四周扩散，没了门窗，没了屋宇，天地之间只有白花花的墙。”

对于墙的禁锢以及墙内的他者在堂皇的理由下所施加的暴行，作者试图在幻想中超越，既不因墙的肯定而消沉，也没有因墙的否定而亢奋。作者已经认清：墙仅仅是为消沉或亢奋的失常变态而设置的。这时，作者对墙的超越已经升华到同情墙外那些更在“墙”中的人了。他说：“我只有在幻想的给予中求得解放，我必须证明我对墙的拒绝和超出。即使这证明不了墙，我至少也要说服那些坚持得有些麻木的抵制——抵制下去，你看我抚摸我的伤口时，还在忧虑，他们经受得住这种暴行的腐蚀与毒化吗?他们忍受得了潜抑的暴力与屈服所导致的性无能吗?他们会在记忆中沉沦还是会在记忆中觉醒?”所以，恰恰是这种与时代的不合拍，导致了墙的存在。更进一步说，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使作者陷入有形的墙中，同时更使亿万个浸透了宗教虔诚的他者深深地陷入了无形的墙中。

作者的幻想是一种给予，或者是一种良知的守望。“而他们的幻想是永不满足的剥夺，剥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的被剥夺者……他们的幻想不仅幻想剥夺，而且幻想本身成为剥夺，因而自己也落到剥夺中，即剥夺剥夺，这是剥夺自身的逻辑。”在这种黑格尔式的主奴辩证法中，作者明白了自己身陷囹圄的缘由。

因此他坦然了，他把这种灵魂的释怀上升到一种悲天悯人的境界中。他认识到如果要在差异中坚持独立思想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在“铁血”戏剧化的浪潮中批判着虚无化的现实，即“批判武器”，而由此遭到必然的武器批判的回报就不应该在礼尚往来中叫苦连天。作者毅然坚守着幻想的权力，决不因为墙的设置而融入到全民的疯狂或“主体精神中的个体性骚乱”中去，而要顽强地维护个体缺席的权利。

墙是对生命的异化，同时也是异化性的同化。作者头脑清醒，拒绝接受那种思想已经“强大到统摄一切意志于一个目的中”的神话，矛盾由此产生。作者置身于事外，拒绝异化性的同化。“他们”就很容易把作者的这种超越当作“非暴力不合作”，问题就出在“他们把我也当作‘观念’，但我并不是‘观念’。如果我真的犯得着和他们对立起来，那恰恰是把自己变成观念去印证他们的观念，或不如说掩盖、强化他们本身就是虚假的观念”这就是墙的产生的根本原因：他们哪里能够承受这种秉承终极自由而来的孤傲与固执!

作者每以伟人自况，因而能平静地看到：伟大的灵魂在美的崇高悲剧性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作者终于顿悟了，达到澄明，像晴朗的天空和宁静的大地。

P2-4

正如古诗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也一直不太清楚现时代的精神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只是疑惑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且层出不穷的怪现状越来越怪，也让我越来越迷糊。十余年前做硕士论文时，有感于自己的茫然，就选择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来读，渴望能够从这位能够高屋建瓴把握“现时代精神的根本特点”、且负有神圣使命感的学者身上学到一点点本事，来消释头脑中那让人怪不舒服的“蒙昧”(即所谓“启蒙”)。硕士毕业后又循着这条线索，读了一点胡塞尔的“危机”、海德格尔的“终结”、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批判，还读了一点后现代的东西，试图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并把其中的一些读书心得转变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很不成熟的书《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尽管自己还是没彻底弄明白“二战”、“现代性”、“后现代”等等之类究竟怎么回事，但已经在这个领域中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本身是现代性的结果，也就必然与现代性同构，因此对它们的批判也不可避免地沾染到现代性的习气，那种批判性的反思总不会彻底：用现代的语汇和方式来反思现代性，注定是办不到、至少办不好的事情，而那些标榜反现代性或超越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思潮，本身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种而已——谁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整个儿提起来?但弱冠时期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我们身处其问的时代，依然时时困扰着我，而在满世界都醉心于现代性或变调现代性的时候，如果要逃离这个深渊，又该逃向何方——且不说海德格尔所谓“承受”和“探人”深渊，或者探讨如何治疗现代性的疾病?

幸好有古人的教诲：“宁可跟随柏拉图一起犯错，也不跟那伙人一起正确”，才使得这一切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而读经典的确能让我们的灵魂“稍安勿躁”，也更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来看待现代性问题。我本来不想再谈论什么现代性问题，就这么读点古书(也包括老外的纸草书)过一辈子算了。但最近偶然看到的事情促使我觉得有必要就现代性问题再说几句，于是就把以前发表过和没发表过的相关文字收集起来，作为拙著《转型》的补充和延伸。

一方面，现代性病因自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以来，历经一个半世纪，早已查得清清楚楚，现在仍有不少才智卓绝之士对明摆的症状重复着相似的判断。因此我们觉得再纠缠在这些方面，实属益处不大，在我们看来，“主义”和“问题”都可以不谈了，我们可以省下心思去读点经典，看看这种“回头”(即柏拉图《理想国》卷七“洞穴喻”中所谓“转头”)究竟是不是“岸”，能不能找到一点残砖断瓦来重新盖起我们的精神家园——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巨木廊柱，足以充当灵魂的脊梁呢。

另一方面，因自己理解力贫乏，常常觉得康德以后的书实在太不好读，尤其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对“专业”要求太高，解构主义的著作又对理解力和耐心是巨大的挑战，读来痛苦不堪。自从1991年读硕士研究生以来，虽经十余年的努力，仍然难以在现代学术中感受到发自肺腑的愉悦。显然，不是现代学术没有营养，而是自己消化力不强(灵性太差、根器驽钝)，无法吸收人类“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思想进化的成果，于是只好去读那些更原始、更天真、更贴近个体心性的古书，情况似乎就好多了。当然至少对于我们来说，现代性的美梦似乎就破碎了，这就是本书题名所蕴涵的个体感受。

基于这些不像样的理由，即便在学理上还有必要对现代性问题做深入的阐发(而且市面上层出不穷的“译丛”也时常刺激着自己的神经)，也暂时确实没有兴趣和精力去顾及这方面了，干脆就把这几年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全部端出来，不求能够自我辩护，但求能够以自己浅薄的作业，为初学者提供一个路牌，能够有一两个人接受教训，或受到感化，转而回头，则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大体说来，前面三篇文章试图对现代性有所把握，中间三篇文章则讨论现代人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诗性之思等方面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而海德格尔最终把这种解决交付给古典时期(前苏格拉底)的经典解释，这无疑为后来的施特劳斯开了一个好头。最后两篇文章则寻求现代性的可能出路。不知道古希腊的灵魂论能否为现代的“空心人”(hollow man)安魂?中间三篇文章不仅仅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三个不同反思向度，而且在我们看来具有内在的发展态势，最后终究会“回头是岸”。既然往前走看不到出路，那么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来说，施特劳斯的“读经”行动也许是最有效的方案，尽管这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但我们在尘埃落定之后，终会发现真正该挨骂的不是我们的臭文章，而是现代性本身。

这些挨骂的文章责任当然都在我们(本书前面半部分由程志敏执笔，后半部分由郑兴凤所撰)，尽管我们的感谢之辞势必会让那些指导和帮助过我们的师友们受到牵连，但我们既然丝毫无意于拉他们来垫背，那么还是要坦坦荡荡地感谢他们。有几篇文章是和朋友聊天、讨论甚至合作的成果，它们见证了我们的友谊；另外有两篇文章则是直接受到了老师的指点，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志林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真实的思想》和倪梁康教授指导的《纯粹逻辑学的文化理想》还受到了一点谬赞。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四川外语学院各级部门的大力帮助，感谢社科系何天云教授一如既往的厚爱和支持。在此，我们不仅要在言辞上对《人文杂志》和《现代哲学》等出版物的编校人员表示感谢，更要以勤奋用功来感谢一直关爱我们的众多师友，借用流行歌曲中一句大俗而大雅的话：“爱就一个字，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程志敏

2006年2月16日于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