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涉政坛的徘徊
1.家世与科举
嘉靖四年(1525)，张居正出生于荆州府江陵县。荆州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张居正的原籍并不在这里。
他的远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也是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众多文臣武将的同乡。元朝末年，张关保和乡亲们一样，参加了造反的红巾军(又称红军)，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
明朝建立后，张关保被授予军职，分配到荆州府的归州。从此，张家后人便成了荆州人氏。张居正曾祖父张诚，从归州迁移到江陵县，在此定居。所以，张居正科举考试填写的履历表“籍贯”一栏，就写着荆州府江陵县；待到他显赫以后，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叫他“江陵”。犹如江西贵池人夏言叫做“贵池”，江西分宜人严嵩叫做“分宜”，河南新郑人高拱叫做“新郑”，松江华亭人徐阶叫做“华亭”，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称呼方法。
张居正的家世并不显赫，世袭的军户身份，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家境也属于贫寒一类。父亲张文明，想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家庭的境遇，多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终其一生，只是一个落第秀才而已。张居正后来为父亲写的小传《先考观澜公行略》，谈起这一点，似乎有为尊者讳的意思，称赞父亲从小就很“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简直是一个才子，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俯首就绳墨”——不愿埋头钻研四书五经，学问方面差了一些。张文明自己也知道学问不行，就把全部梦想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希望他科举仕途顺利，跃登龙门，改变张家的困境。
张居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愤攻读，学识卓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还算比较顺利。这得归功于两位伯乐式的恩师的提携。
第一位恩师就是李士翱，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时，发现名叫张白圭的少年很有才华，非常欣赏，认为白圭这个名字不好，帮他改名为居正，不仅对他寄予厚望，而且极力向湖广提督学政田顼推荐。田顼当场出题考试，张居正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发榜时果然名列榜首。一时间，“荆州张秀才”声誉鹊起。张居正飞黄腾达后，对恩师李士翱的奖掖始终念念不忘。
第二位恩师是顾璘。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1536)武昌乡试的秀才之中，看中了年仅十二岁的张居正，对他赞誉备至，特地写诗相赠，称赞他“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令居正感怀不已。
张居正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感恩戴德。他说，湖广巡抚顾磷初次见到他，就赞誉他是“国士”、“神童”，把他引为“小友”。顾磷多次对同僚说，这孩子将来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邺侯(唐朝宰相李泌)相媲美。有一天，顾磷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居正，叫他的小儿子顾峻出来相见，介绍说，这位是荆州张秀才，将来担任中枢要职时，你可以去求见，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的儿子，出手帮你一把。张居正谈起四十年前的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仿佛昨天的事情，流露出对于顾公知遇之恩刻骨铭心的感念，只有以死相报，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这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他却向朋友坦然表示这段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从未忘却。遗憾的是，顾公过世以后，顾府家道中落，他如果无以为报，必将铸成终生大恨，恐怕无脸再见顾公于黄泉了。由于他一再请求朋友帮忙，才使顾公的后人得到照顾，才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恨。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少年张居正发愤努力，果然没有辜负李翱与顾磷的期许。不过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他虽然被誉为“神童”，但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举人考了两次，进士也考了两次。也就是说，乡试与会试的第一次都落第了。看来张居正并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
嘉靖十九年(1540)，他再次参加湖广乡试，考中举人。四年之后，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意外地落第，没有被录取为进士。这使得被誉为“神童”的他颇有意料之外的失落感，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才马失前蹄？他后来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信中回顾这段往事，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有所检讨的。他坦然地说，由于小小年纪轻易地取得秀才、举人的功名，有些忘乎所以，以为进士及第是“唾手可得”的事，于是乎放松了学业，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四书五经的钻研，心有旁骛。确实，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制艺”，是不屑一顾的，他有更深的关注点——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落第以后，他幡然悔悟，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埋首于四书五经。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丁未会试与殿试，张居正都顺利通过了。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跃登龙门，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庶吉士是没有官品的练习生，新科进士经过庶吉士阶段，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
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枢。庶吉士虽然只是练习生，没有官品，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人才储备处，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并非夸张其辞。
不久，张居正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编修”职务，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
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张洽，成了张居正的座主；分房考官陈以勤、吴维岳，披阅他的考卷，成了他的房师。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一甲第一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与同事。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正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所说：“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2.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
十年寒窗，一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对于张居正而言，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需要细细的分析。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真正的理由是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无所适从，不如跳出圈子，图个清静。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
五年之前，他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论时政疏》。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 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听不得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
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有才干，有抱负，但为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遭到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诬陷，被皇帝处死，堪称当时震惊朝野的政治悲剧。以内阁首辅的显赫官阶，而被绑赴西市斩首，实在是明朝建立以后罕见的反常现象。类似的事例只有到明朝临近灭亡的崇祯时期才有再现，内阁首辅薛国观、周延儒被皇帝“赐自缢”——遵命上吊自杀。然而这是秘密处死，至少还顾及死者的面子，与夏言的公开绑赴刑场处死，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薛国观、周延儒之流人品卑劣，咎由自取，无法与夏言相比拟。毫无疑问，这是一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造成夏言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政敌严嵩的排挤与诬陷；二是他本身对于朝廷“潜规则”的忽视，失宠于皇帝。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担任兵科给事中时，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与贵族、宦官正面较量，这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品格，被舆论界传为美谈。不久，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内阁首辅李时处理内阁事务。李时病故后，他升任首辅。
看来，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又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使他有点得意忘形。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使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而又缺少城府，即使对待像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这就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夏言对此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样子。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却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奉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极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侍奉严厉的父亲那样。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为了讨好夏言，严嵩亲自拜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夏言赏光。
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更要命的是，夏言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
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只想得道成仙，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出现在朝堂，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对严嵩日益宠信。一直在窥测时机的严嵩，乘机出手，利用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宣称幕后指使人是夏言，陷害夏言和曾铣。此举正中皇帝下怀，他早已对夏言屡屡违背圣旨，有所不满。接到严嵩的奏疏，立即下达圣旨：处死夏言、曾铣。
夏言死得很惨，堂堂内阁首辅居然被绑赴西市斩首示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于朝野的震撼力是难以形容的。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似乎与他无关，但是政治地震的冲击波他感受到了。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正直人士受到邪恶势力的排挤打击，是非颠倒，使他深感失望。
这或许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又一个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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