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60-1904)，十九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名剧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曾经称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精练，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流畅明快，言简意赅，并富于音乐节奏感，给读者以思考和回味的余地。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可分为三类：早期的幽默讽刺类，中期的民生疾苦类，后期的抗议控诉类。在他的小说中，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

本卷收入契诃夫创作晚期1896年至1903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21篇，这些作品充满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和强烈的道德激情，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深刻暴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套中人》描绘了一个不敢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因循守旧的希腊语教师别里科夫，赋予主人公两句口头禅，惟妙惟肖地翔画出“套中人”性格，讽刺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时代。《带小狗的女人》叙述了两个真正相爱的恋人遭受的侮辱和痛苦，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像是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没有出路。小说强烈地感动着读者，正如高尔基所说：“您用您的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一八九六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一八九七年

农民

佩彻涅格人

在故乡

在大车上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事

套中人

醋栗

关于爱情

姚尼奇

出诊

一八九九年

宝贝儿

新别墅

公差

带小狗的女人

一九○○年

在圣诞节节期

在峡谷里

一九○二年

主教

一九○二——一九○三年

补偿的障碍

一封信

一九○三年

新娘

题解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过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好像天主教堂里年老的管风琴师，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的母亲，如今还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该拿你怎么办昵？”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干过，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花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接着，他照例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玩意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一天也不行。”

“请您听我讲，”我闷闷不乐地说，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荒唐！”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蛮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圣火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①，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代代相传的这种圣火莫非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成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这种对待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对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由于他暗暗担心我会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议论纷纷。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等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简单而明白，无非是我用什么手段维持生活罢了，可是父亲却不明白，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词句跟我讲什么波罗金诺，讲圣火，讲伯父，一个以前写过矫揉造作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而且粗暴地骂我是个没脑筋的傻瓜和蠢材。而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做事总要请求他们的许可，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这样做对也好，不对也好，总之，我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看到他那细脖子涨红，生怕他就此中风。

“像我这样的年纪，”我开口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风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放纵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我预先声明，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地惹恼了我父亲。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准你这样跟我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用敏捷、熟练、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动手打我，我总是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瞪瞪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盯着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那瘦弱的胳膊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门厅，他在门厅抓起一把雨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带着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去，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工人的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周围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智力工作，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生，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热烈地爱好智力方面的享受，例如看戏啦，看书啦；可是我究竟有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种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校读书和在机关里做事都不需要很强的智力，也不需要什么天赋或者个人的才具，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决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理由，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吧。

傍晚来临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上流社会的男女①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好歹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栽种着白杨，散发出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年年来，然而五月的暮色，柔和清新的绿荫，紫丁香的芬芳，甲虫的嗡嗡声，寂静，温暖，这一切显得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那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不好，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在街对面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那所大房子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暗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映眼。这时候我父亲头戴一顶宽帽檐向上卷起的旧的高礼帽，挽着我姐姐的胳膊，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地走过去。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在内，都各成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为了自己这样渺小而觉得非常得意和愉快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结果那些房间就难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残缺不全。他每回都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穿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往阁楼，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而目．那里有三层大台阶代替地板，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地面铺砖。房子的正面显得笨重、呆板，一副干巴巴、十分局促的模样。房顶很低，是平的。在那些仿佛虚胖的粗烟囱上总是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吱吱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名克娄巴特拉(如同给我起名米赛尔一样)。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还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弄得她战战兢兢，心里害怕。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他女儿结婚。姐姐昵，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色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了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丁零丁零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伙食很差。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尽情地哭泣，周身颤抖。

“你又辞职不干了……”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了解我才好，姐姐，你要了解……”我说。她一哭，我就发急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那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样子怕人，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伤心，我难过得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用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娄巴特拉！”我说，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昵？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果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分上，米赛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到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上去当差，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含着眼泪高兴地微笑，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P3-9

译文社将再版《契诃夫小说全集(十卷)》，约我修改“前言”(十四年前写成的“前言”)。为此事我重读《契诃夫文学书简》①，联系当今“流派”迭起众说纷纭的文坛，决定摘录契诃夫关于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的见解和体验，以此作为“前言”的引子，这么做兴许更有益于理解契诃夫，这位生活和创作于百余年前的俄罗斯作家。

契诃夫如是说：

“在艺术中，也正像在生活中一样，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②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自觉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③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④

“生活不只是要从正面研究，而且也要从反面研究。”⑤

“我只想诚实地告诉人们：‘看一看你们自己吧，你们生活得多么糟糕和无聊！’”⑥

“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而且从未直接按实际情形写生。我要让我的记忆把题材过滤一番，以便在记忆里就像在过滤器中一样只剩下重要的或典型的东西。”⑦

“文学上的伪善是最令人厌恶的伪善。”⑧

“市民阶层的作家不可能不虚伪。这是改良了的黄色作家。黄色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一起作孽犯罪，而市民阶层的作家则同读者一起假充正经，而且逢迎他们的狭隘美德。”⑨

“资产阶级非常喜欢所谓的‘正面’典型以及有美满结局的长篇小说，因为这种小说使资产阶级心安理得地认为：可以既积攒钱财，又保持清白；既做野兽，又过幸福的生活。”⑩

“性这个活动范围在人世间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要知道，并非什么东西都以性范围为转移，远非这样；它也不是事事处处都有决定意义。”⑩

“艺术创作的条件不是无论何时都容忍和科学论据完全一致；不能把舞台上的服毒致死描绘成和实际上所发生的一样。但即使在这种假定性中也应当使人感觉到与科学论据的一致，就是说，也应当使读者和观众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假定性，而他遇到的作家则是一个行家。”⑧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而且召唤着你向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你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你心醉。”⑩

“谁真诚地认为，崇高和遥远的目标对于人来说就像对于牛一样很少需要，而‘我们的全部不幸’又全在于这些目标，——谁真诚地这么认为，谁就只好吃吃、喝喝和睡睡了，而一旦这些东西也使他厌烦了，他就只好先跑上几步，然后一头撞向大箱子的角上。”⑩

“创作中的孤独感是一种令人难受的东西，不好的批评总比毫无反响好一些。”①

“如果听凭个人观点随便处置文学作品(大小文学作品)，那么文学的命运将会是可悲的。……我同意：没有约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为骗子手也会钻进文学界来。但是，对文学来说，不管你怎么想，你想不出一种比批评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来。”②

“那时主持刊物的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这样的人，他们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还吸引人，教导和培养人。”③

“应当做的不是把果戈理降低到大众的水平，而是把大众向果戈理的水平提高。”④

“现在的文化，——这是为了伟大未来而做的工作的开端。”⑤  “我违心过着一种归根结底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真该在硫酸中洗一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⑥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⑦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主要靠做家庭教师度过了相当艰辛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蜒》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捷为笔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①。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②。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赢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③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边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画了自私庸人的空虚和堕落。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也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①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捷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捷阶段”。第二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娘》止，是契河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捷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惧》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淫，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例如，《好人》和《在路上》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邂逅》和《哥萨克》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关于这一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①“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②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九○年舂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①篇幅不过十佘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①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地主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一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①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者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和矛盾而造成的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①。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②。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③。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④。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①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要比说过头为好”②，“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③。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④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朱逸森

200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