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山坡，每一条山谷，每一片平原和树林都由于一些在那早已消逝的岁月里的悲伤或愉快的事，而变成了圣地。”本书是美国《纽约时报》知名记者布鲁格的回忆录，他让您看到了更真实的美国平民生活。

作者生于50年代的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以个人成长为线索，本书用最深挚的感情刻画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内心情感和生活场景，仿佛开着老式的汽车，一边聆听着乡村的音乐，一边领读者在南方小镇缓缓而行。同时，本书以记者的敏感纪录了美国四十年社会面貌的变迁，从棉花地到大都会，从迈阿密黑人运动到美军人驻扎海地——这里没有大历史的芜杂，没有大人物的荣耀，惟有普通民众的眼泪与欢笑，卑微与梦想，让读者一次次亲历平凡而震撼人心的瞬间。本书为《纽约时报》1997年度畅销书。

前言

第一部分舍己为人

3／1一个因为书漂亮而买书的男人

14／2杀死一个人，一个想在水上跑的人

20／3假金子、别人家的房子、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大好人

32／4指望浪子回头

44／5上帝眨眼的工夫

51／6免费的表演

59／7查无此人

62／8机器的血盆大口

67/花鹏展翅

77/10要杀人，最好别杀家里的人

85／1l毒日当头

89／12超越你的成长环境

9l／13人品不错

93／14时速100英里，大头冲下，然后斜刺里冲将出去

99／15通常的嫌疑犯

第二部分对我母亲撒的谎

107／16在圣殿里

113／17十月里的星期六

121／18白色燕尾服

126／19天堂的标价

154／20千锤百炼

140／2l走火入魔

145／22假如

149／23人间天堂

160／24迈阿密，愤怒的迈阿密

166／25人生五昧

174／26铁锤声声

185／27罐装假雪

187／28“常春藤学府”的面试

194／29抹了香水的猪

205／30纽约

211／3l重归故里

218／32没钱餐馆照上，行尸走肉照活

223／33买死尸的消息，吃龙虾的美餐

第三部分与命运较真

233／34到南方去

240／35碧迦

244／36史密斯太太和她的一家

252／37凶神恶煞

255／38确认和肯定

268／39一点三公顷土地

275／40殊途同归

278／41本色

285／42黑暗中的平安

从我懂事起到现在，每当想到母亲的儿子们，脑子里就出现三个人。那个最后出生的小弟弟，那个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的小弟弟，就像一张放在后车窗边的旧报纸，在我的心里淡忘了。当他们将他埋葬在外祖父的坟边时，我才六岁，他的生命是那样短暂、那样一闪而过，在我的记忆中没能留下多少印记。我从来没见过妈妈抱着他轻轻摇晃，给他喂奶，像她给我的小弟弟马克哼唱那样给他唱歌。但是，容易将他忘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自己的名字。至少，当我们真的回忆往事时，没有名字这件事让我们更容易联想起他来。

在我们小镇的公墓里的墓碑上只刻着“布鲁格家的孩子”。在这块普通的花岗岩的墓碑顶上有一只屈膝而卧的羊。小时候，母亲会带我一起去公墓，她会让我用手去摸那石羊。那时，我认为那羊雕得很好看。现在依然这样认为。

他死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没有到医院去过，也没有去公墓。而母系的亲戚们像以往帮我们渡过那么多的难关一样，帮她渡过了这一场噩梦。在母亲躺在外婆家那张最舒服的床上时，他们给我们烧饭、讲故事。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怀疑她还能不能起床。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我们惟一的一次，看到她同时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击。这就是连父亲的虐待都无法做到的事。

但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天早上，她从床沿下地，径自做小发糕去了，除了我们不像以前那样能逗她乐之外，她似乎没有变样。

30年来，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有一阵子，她会去公墓在坟头放些花，拔些野草，但是时间久了，她就不去了。我琢磨她的哀思已尽，能够重新回到生活中来。我想也许她心中的苦水已经倒光了。我真傻。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问起那孩子的事。在我的想像中，提起她的第四个孩子就好像揭开一个陈年的旧伤疤，会唤回一些往日的、被遗P59忘的痛楚。

后来发生的真实的事情仍让人吃惊。当我最后开了口，我觉得那种丧子之痛就像是发生在昨天那样触目惊心。

那是1996年的夏天。她的房子，也就是我去世的外婆的老屋里的小空调器终于彻底坏了。家里又热又潮。摇头风扇把客厅里的苍蝇吹得来回躲避。

“妈妈，”我打开话头，“你近来想过那个娃娃吗?”她点点头，眼睛没有看着我，打开了话匣子。

“那天，他过了生日，”她说，“他如果活着，该30岁了。我昨天坐在客厅里，往回算来着。所以我知道他30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全是相差三岁。第一个是山姆，三年以后是你，又过了三年是马克，然后又过三年，是他。是不是挺好玩的?怎么那么凑巧?他死了以后，我又把马克当个娃娃带。我宠他宠得太多，我琢磨着。我一直在把他当个娃娃带，直到他长大成人。”

假如这是她当时的感觉，她一定会给那娃娃起个名字，至少心里有个名字。我不想问她，但是我必须知道。

“是的。”她说。她沉吟片刻，我以为她就说这些。“我曾打算给他起名兰迪·约翰，”她终于打破沉默，“我认为那名字叫得响亮。兰迪。我一向喜欢那个名字，兰迪。我想给你们几个孩子中的一个起你约翰叔叔的名字，就像我们给你起名瑞克·艾德那样，那是跟你艾德叔叔起的。假如他活得稍长一点，我就会给他起那个名。但是，他没有活下来。”

显然，医院和法院的人们没有劳神给一个摘棉花的女子的死婴登记注册。从官方的角度上讲，他就像从来没有到这个世界上走过一遭一样。用我老家的人们的话说，“不明不白的”。

我在等她讲下去，但是她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天晚上，在我开车回亚特兰大的路上，我第一次把那个娃娃想成一个人，一个和我有相同血缘、家庭和姓氏的人。那不是一个能在亚特兰大大律师的精美公笺上找到的，或者在名门望族的每周通讯上出现的姓名，但是，那个名字叫起来挺响亮的。那名字不加粉饰，有南方味，和山区里的家很贴切。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想他也许应该有一座新的墓碑，一个刻有他名字的墓碑。就像现在的那座一样，小小的，有一只石羊，但上面有他的P60名字。他的墓碑上应该有名字才对。

后来，我转念一想，此举一定会给母亲带来痛苦，也许还是让那娃娃就像这样安息在那里为好。我无法修补我和她过去生活中的错误、缺憾和破损。我无法将过去的岁月重新雕刻在一块光滑、冰凉的大理石上，想当然地认为我的这一通折腾能够让大家心里好受一些。那个娃娃的名字已经刻在她的脑海、她的心际和她的灵魂中。现在，因为我这一通折腾，也刻在了我的脑海、心中和灵魂中。

我的车向亚特兰大驰去，躲闪着那些犹疑不定的旅游者和醉醺醺的小卡车，以及在黑暗中疾行的十八轮大货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刚回外婆家那阵子，我每天晚上上床时都会担心有人敲门，担心正在发火、喝得烂醉的父亲会来捉我们。但是，他从未出现。他永远不会出现。我并不惦记他。我甚至不去琢磨他的情况。过了一阵子，我就把他给全忘了。我只是从亲戚的流言蜚语中知晓了一些他的近况。

我们最后一次离开以后，他开始不断地酗酒，直至最终被杯中之物送掉性命。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等他最终如愿以偿之时，我已长大成人。我的母亲也青春不再、容颜憔悴，她的早衰主要是因为在地里劳作而不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我和他再次面谈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准确地说，我曾经有几次在远处看到他。我们的世界是个小地方，有时我会在迎面而过的汽车里看到他。

在我们离开他以后的一两年里，有一次我在皮特芒的食品店外的停车场上看到他。他也看到了我，他走出车来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一边向我示意。我撒开腿跑了。P61

我曾经为红鸟之间的搏斗叹为观止。在碧蓝如洗的天空上，它们就像着了火的块块红布在空中互相追打，它们或直上云霄或向下俯冲。在地上，它们就像一团团的红羽，互相啄击对手的眼睛。我曾经见过大人们停下手中正干的活计，正剥着玉米棒子的人停下手，修车的人从破破烂烂的车前盖下探出脑袋，被斗鸟奇观所吸引。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其中的一只红鸟向一辆卡车的反光镜上的自己的影子发起攻击。它一次又一次撞向镜中那个不躲避的影子，直到将镜子啄出一道裂纹，镜面上涂满鲜血方才罢休。那架势就好像它对镜中的鸟有深仇大恨一般，等到发现那原来是自己的影子，已为时太晚。我问一个为艾德叔叔打工的名叫查利．比弗的人(他有个嚼烟的习惯)为什么红鸟要干如此傻事，他告诉我这是红鸟的天性。

这不是一本多么有分量的书。这只是在亚拉巴马州东北部种棉区里，在黑人和白人寻找理由互相憎恨，很多人无法自立的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人性被扭曲的男人和他三个儿子的一段经历。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不管是谁，只要他有过一个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将自己的好脾气丢得一干二净，一个一沾威士忌就将自己的坏品行暴露无遗，一个最后遗弃了自己年轻的妻儿，让他们仰仗亲戚的施舍和带来成箱旧衣服的好心邻居的父亲，他就能讲这个故事。

不管是谁，只要她有过一个在18年里为儿子们有上学穿的衣服而没给自己置过一条新连衣裙，一个为了不让她的儿子们光靠救济金过活，为了让其中的一个儿子踩着她的脊梁，摆脱紧紧束缚着他们的贫困和绝望而为别人摘棉花、为别人洗熨衣服、为别人清扫房子的母亲，他就能讲这个故事。

任何一个人都能讲这个故事，这正是人生的悲哀之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母亲拖着幼儿，站在等政府救济的奶酪和花生酱的长长的队列中。又有多少男人的内心被战争的杀戮和死亡折磨得痛苦不堪，然后试图用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药或者用自暴自弃来平复心灵的创伤。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和那样的环境中，有多少家庭就像纸做的彩带那样在夏天的暴风雨中分崩离析。只要到任何一个大城小镇的主道上走一走，在那些烟雾缭绕的酒吧、在教堂的圣坛前、在有成千个坟头的公墓里新挖的坟坑旁，你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你能听到在廉价餐馆抹桌子的目光空洞的六旬老妇，或者在市立监狱后面高高的茅草中嘴叼一支文森香烟、漫不经心又有节奏地挥镰割草的被社会遗弃的人给你讲上一回这样的故事。

只有我自己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有亲身经历的人认为这个故事有不同寻常之处。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有义务将母亲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做个记录，尽管这意味着我同时必须将家丑外扬；因为除了为她装上一副假牙和保证她的余生不再受昔日之苦之外，这是我能想到的回报她当年为我们含辛茹苦、付出养育之恩的几个方案中的一个。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能够找到读者，因为讲故事是我现在在《纽约时报》以及在这之前的许多地方工作的职业。讲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不难，但我不知自己是否有勇气讲自己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你在书中会读到哀怨、愤怒和嫉火中烧，也会读到暴力、悲哀以及企盼和苦中作乐，但不会读到多少抱怨。当然，抱怨之词不会出自她的口中，因为她从来不知道怎样抱怨。

这个写作计划已经拖了10年之久，因为写这段往事必须涉及个人感情，因为回首往事会触及许多内心的伤痕。我将此事一拖再拖，直到最后发生了一件事令我警醒，才促使我动笔，让我咬着牙回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是家中人的过世促使我动笔的，但那不是我父亲的死。他早在20年前就去世了，他得的是肺病，整个内脏都被威士忌和啤酒烧坏了。由于他离家已久，我母亲、我的兄弟和我没有去公墓唱挽歌或者看他人葬，没有在他的坟头献花。我母亲在一天晚上去了殡仪馆，当时只有他和她在场。  是我外婆的故世让我最终坐下来动笔的，她是我母亲的母亲，艾娃，我们都叫她的小名，碧迦。这个86岁高龄、生前一度返老还童、我曾认为会长命百岁的老小姐碧迦于1994年感恩节前两天死于肺炎。那天晚上，当她膝下的一大堆长大成人的儿女们齐集在亚拉巴马州卡洪郡一个小社区医院她的病床前时，我正在新奥尔良撰写关于一些陌生人死亡的报道。

我当时正坐在一个破落的贫民公寓的一间窄小房间里，听一个眼窝深陷的不幸的年轻女子讲述她的小男孩是怎样在一天早上站在公寓的走道上被飞来的流弹打死的事，当时他的手里还攥着书包，就像一个小大人去上班那样。她告诉我，他的儿童书籍是怎样滑落出来掉在走道的小石阶上，孩子中弹后抬眼看着她时流露的吃惊和迷惑的神情。在她讲述的过程中，她两个活下来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绕着沙发转圈子，她不让他们再到外面公寓前流弹横飞的空地上去玩。在我起身告辞时，我握了握她柔弱的手，她谢了我。要在过去，我通常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然后打道回府，每一次我都会被人们在这种悲痛欲绝的时刻表现的自持所打动。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必须问一下为什么她要谢我。为什么要为我将她这个伤心断肠的故事写出来，给那些远离这个一到天黑就枪弹横飞如流萤的危险境地的、住在安全居所的人们阅读而谢我呢?她将一本关于她孩子遇难的剪报集递给我作为回答，那上面贴有从当地报纸上剪下的文章。“人们会记住这件事的，”她说，“如果不把这件事写下来，人们会忘记的。”

我对此深有同感。

第二天早晨，那是一个需要片刻的恍惚才能想起你身居何处和肩负的使命的早晨，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震醒。在抓起话筒前的一刹那，你总忍不住要看一眼那部电话，因为那个电话经常会让你火速赶到像俄克拉荷马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你将在被一颗巨大的炸弹造成的废墟和血迹斑斑的童鞋之间无声地、小心翼翼地行走，或者叫你立刻赶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南卡罗来纳州小小的联邦城，去探究一个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淹死在湖中的年轻母亲的内心世界。最令人心中不安的是在提起话筒的那一刹那，你心里会暗自希望这是一件类似上面提到的那种震动一时的坏消息的采访任务，而不是什么平淡乏味的琐事。

但这次是从家中传来的呼唤，这次去世的是家里的人——我的外婆，那个给我炸了许多炸鸡吃的外婆，那个吃了配给她的药后有点走火入魔的外婆，那个一边像传福音的人敲门那样在地板上跺脚跺得山响，一边用班卓琴演奏“煮烂卷心菜”的外婆——去世了。她所有的歌声，所有的话语，所有的美德和热心肠，都随她而去了。

  我知道她生病的事。但是家族中的人们原指望她会康复，所以告诉我先不必回家，告诉我她会在家中等我回去过感恩节。但是我回乡却来到了一个冷冰冰的现代化的殡仪馆，见到那些静静地坐在长凳上，黑色的西装裤脚下面露出白色袜子的乡亲们。人不多，但来的都是些和她亲近的人。来的人中有些是多年不见的、放弃了半天的工资赶来的远房表亲们；一个出于对她的尊敬而戒了酒的酒鬼，脸色苍白、神情悲切地坐在后排；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个自从他们年轻时代起就再也没有和她见过面的、长着鹰钩鼻子、眼光尖利的老人，他记得她曾给他倒过一杯牛奶，或许是杯咖啡。还有那些和她一起坐在门廊里清理蔬菜，抱着孙子辈，传播流言蜚语的老妇人。这都是些知道装棉花的口袋有多重的人们，都是些指甲下面藏有油垢，不管用多少除垢肥皂都洗不干净的人们，都是些因在他们的活动房外修建红松平台而被那些自作聪明的北方佬笑话，但对此又一无所知的人们。这都是些来自松木繁茂之乡的人们。他们是我的故土乡亲。

我返回故里，面对安卧在开盖棺木里的一个苍白而优雅的遗体，她瘦削的双手叠放在胸前。我在前面说过，我是个从破败衰落、毒品泛滥的迈阿密市自由城的街道上、从曼哈顿的贫民旅馆的疯狂躁动的走道里、从伯明翰的贫民公寓、从太子港海边烟雾腾腾的贫民窟以及在三个州的死刑犯那里搜集素材撰写墓地里的冤魂的报道谋生的人。我去过的可怕的地方太多了，也亲眼目睹过太多可怕的事，那些经历让我对上帝产生疑问，对天堂的存在也将信将疑，但在殡仪馆里，我感到打心眼里希望真有一个天堂，在脑子里想像上帝和天堂的样子。我敢打赌，除非上帝是圣公会教徒，否则上帝自己也会时不时地喜欢跳上几段乡村舞(faisdodO)，我喜欢想像外婆在天堂上，把口琴吹得风风火火，把歌唱得震天响的样子。

在我凝视她的那一刻，脑海中闪过无数个画面和音响。我想起，在我还是个不足五岁的小男孩的时候，她让我睡在她的床脚处，我们一起听收音机的事，还想起我是怎样在法朗·杨、小杰米、迪肯·比尔·默尼罗、麦白拉·卡特老妈细弱的混合歌声中沉沉入睡的。人老了就有这一点好处，她告诉我：“你听收音机想听多久，就听多久，听个通宵也没人管。”她像所有的当地人那样，被来自亚拉巴马州奥立佛山一个瘦削年轻人的歌声迷得如痴如醉，他的歌声里有一种精神和肉体均被扭曲的意境，她会在波段上来来回回地搜寻他的歌声：

长夜漫漫苦良久

斗转星移令人愁

云遮月影不忍看

为掩热泪纵横流

她生前曾告诉我，她亲眼见过一次汉克·威廉姆斯。但那天晚上她吃的药让她有点云里雾里的，也许那是随口乱编，因为她认为人老的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像共和党人那样信口雌黄。但是，那都是些往事了，她的话就像逝去的诗人的诗作在我脑海中回响，在我凝视眼前这个老妇人，想起我自以为平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年中只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和她见上几个小时的情景时，我知道我不应该再等了。不管将来能否公诸于世，我都应该将这些写下来。

这些往事可不是什么能从书上找到的东西。作为南方的穷人，除非你将哪个富翁阔佬拉下马，否则你是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的。这也不是站在沉默的墓碑前能找到的答案。我母亲才60岁，但我不能冒险让她和我的乡亲们藏在心里的秘密和往事付诸东流，尽管其中包括我父亲的往事，有些就像沉沉黑夜那样令人悲哀和黯然神伤。

布鲁格像是受着烈火的灼伤。……让我想起麦尔维尔，想起福克纳……你可以在这个人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什么。他的句子让你心碎。读完之后，我泪流满面。……一部杰作。                        --美国著名作家 帕特·肯罗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