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非常想正确客观地了解和认识跨国企业这个强大的经济巨人，也期盼着中国能够出现许许多多的跨国企业。

本书作者有着15年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经历和15年跨国企业管理经验，以一位亲历者的姿态，用“管理札记”的表现形式表达出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见证了诺维信公司（诺维信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酶制剂的制造商，是生物创新的全球生物技术的领军者，它进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在中国的发展与壮大。他立足本土，以国际化的视野为您揭秘诺维信这个成功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使我们对国有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差异、跨国企业本土化、本土企业国际化有着更深刻地认识。

德鲁克先生有言：管理就是实践。

此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管理书籍，但大多出自专家、学者、研究者之手，其中不乏经典之作，但也有不少的分析与推论与企业实际隔膜很深。

所以，人们对管理实践者的著述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因为管理者每时每刻都要面对众多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企业自身、市场环境以及突发事件带来的变化，来自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吐故纳新，实践者眼中的管理，如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但管理实践者著书立说也实在有些言易而行难，首先，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其次，“身在庐山”，很难跳出企业看管理；再有，缺乏总结、挖掘、提升的具体路径。如何深入总结广大管理者的实践？这也是智囊传媒一直思考和着手解决的问题。“智囊管理研究院”的建立以及智囊传媒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联手打造“智囊丛书”，其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企业一线的管理者挖掘、归纳、总结、提升他们宝贵的管理实践，汇聚众多管理者的困惑、经验、方法。《跨国共生：一位亲历者的管理笔记》作为“智囊丛书”中的一本终于出版了，柳永茂先生在这本书里把他15年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经历和15年的跨国企业高层管理经验，以一种“管理札记”的方式与广大读者分享。

在此，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管理者充分利用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智囊丛书”也会出版更多企业一线管理者的书籍，我们相信，这些根植于实践的管理著述更容易让读者感同身受，其文耐读，其理易懂，其方法好用。

序一

序二

序三

序四

序五

自序

前言 跨国公司到底能让我们学到什么——我有一种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写下来的冲动

第一章 双方的抉择——在沈阳，我与诺和诺德结下了不解之缘。诺和诺德选择了中国，而我也选择了诺和诺德。

第二章 跨国公司的布局——一个举世瞩目项目的诞生，诺和诺德（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落户天津开发区，中国进入了人（基因工程）胰岛素时代

第三章 战略性选址——我们离繁华越来越远，离白菜地越来越近。

第四章 安森州KnudAunstrup是位学者型领导——诺和诺德（中国）的奠基人安森州（KnudAunstrup），我们都叫他“老先生”

第五章 跨国公司的品牌——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家

第六章 跨国公司的中国制造——跨国公司的高技术加上中国工厂的低成本，就等于面向全球的中国制造

第七章 跨国公司的研发与知识产权——我们在中国建立了最早的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第八章 跨国公司的工会主席——我当上了工会主席

第九章 跨国公司与主管部门的关系——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与中国各级主管部门打交道

第十章 跨国公司与行业协会——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十一章 跨国公司的新战略——公司的分立与燃料乙醇的一把火

第十二章 跨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诺维信通过公司责任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最值得大书的一笔

第十三章 跨国公司的管理体制和我的角色——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调整内部权力结构只是时间问题，有些公司已经这么做了

跋 让管理用实践说话

后记

我们在德国的行程很长，于是从斯图加特机场租用了两部汽车，赖森和诺和诺德工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驾车，几天里我们行程大约有1500公里。一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疲劳，这主要是因为设备采购部的萨若泼老先生的诙谐。当我们路过莱茵河时，他说：“这是我们欧洲的扬子江。”我不免触景生情地说：“我们简直像长征一样。”萨若泼立即回应：“长征，我知道毛主席。”突然之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道：“先生们，我们不要长征了，我看到我们的旅馆了！”到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喝啤酒，我拿起酒杯对两位驾车的人说：“一路上太辛苦了，谢谢你们。”老先生马上接过话茬说道：“是应该谢谢他们，他们使我们现在还活着！”在我们去一家德国的设备制造公司时，已经临近中午，萨若泼在车里又幽默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他们是不是请我们吃饭？”我问萨若泼：“你愿意来中国吗？”他回答说：“我做梦都想去中国，可是我没有去中国的任务。”我借机也和他幽默起来，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给你制造一个任务。”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可不能给我制造太难的任务，不然我就回不了丹麦了。”这样的旅程还能疲劳和困倦嘛！幽默——丹麦人的天性。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我们双方采取的合作方式是合资，诺和诺德的想法是：中国是一个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诺和诺德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与别人合资过，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条件下，诺和诺德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合资伙伴。在当时的条件下，东药集团也只能选择合资的道路，那时，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一般是用厂房、土地等有形资产作为投入，但东药集团却必须以现金投入。后来我对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作了一个分析，如果你想在合资的过程中获得技术和产品，那你就必须找欧美或日本的跨国公司，但他们一般不愿意在老厂区建立合资企业，而是把中方拉出去在新区重新建厂，那么，国有企业便别无选择，只能拿现金投入。港台或东南亚的企业的合作方式则往往是他们拿资金进来，与中国的企业在老厂区进行合作，国有企业便可以用原有形资产作为投入，而不付现金，但是，这些外资企业常常既没有技术也没有产品。我们与诺和诺德的合资属于前一种情况。

10.项目逆转与武迪生市长遇难

进入秋季后，我们面临的困境逐渐显露出来，那就是我一直筹集不到1800万美元的注册资金。东药集团这个国有特大型企业，像所有的国有企业一样，有限的一点自有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在我争取到这个项目时，地方上级主管部门的热情已渐渐地冷却了下来，我几乎跑遍了沈阳所有的银行，银行均以贷款不能作为注册资金为借口而拒绝借贷。武迪生市长给我写条子，让我找烟草公司的总经理，他是全市的富户，然而也是败兴而归。那些在全市干部面前大喊：“只要有好项目就有钱。”的领导们再也不做声了。想起在深圳，我在老外面前对钱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真难为情，我真的在老外面前耍了一把“叶公好龙”。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也逐渐发现沈阳市和东药集团的资金缺乏，因为他们几次询问资金的情况时，他们发现我对钱不再是毫不在乎，而是含糊其辞了。难事接踵而来，当可行性研究结果出来后，有人发现投资回收期比预期的时间长，投资如此巨大而上级主管部门又无力支持时，他们的态度变了，甚至在谈判桌上批评这个项目。他们开始在合同的具体条款上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中方的这种“民主”使我几乎无法控制谈判，甚至，在有些问题上出现了僵局。开始时，杨森私下里问我：“你为什么不表态？老先生很生气。”后来，他们发现我的授权很有限。进入冬季，谈判交流的频率明显地降低，双方的工作人员均感到僵局难以打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诺和诺德方面对这个项目开始有动摇的迹象。不出所料，不久，诺和诺德方面口头传达了准备终止项目的意向。这样重要的消息，我不能不向地方政府报告，武迪生市长对我说：“老柳，要想办法挽留他们。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出访以色列与荷兰，我愿意在荷兰与他们再谈一次。”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接到诺和诺德的通知，他们要向沈阳市上级主管部门和东药集团正式递交诺和诺德总部的书面通知，以索伦森为首的几乎全部主要的谈判人员将来沈阳参加此项活动。武迪生市长要亲自会见代表团。由于大雪，桃仙机场已经关闭，他们只好乘火车来沈阳。火车也因大雪晚点，我只好在火车站等待他们。在车站广场踱步时，不小心我摔了个四脚朝天，真是倒霉，须知我的平衡能力极好，我曾担任两年北京化工大学冰上运动队队长，我的500公尺最好成绩是58秒。我从早上7点直等到11点火车才到达。来不及洗漱和休息，他们在我的带领下直奔武迪生市长办公室，大家表情木然，一路无语。进入市长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分宾主落座后，武市长走了进来。他站着对丹麦人说：“这个项目如果还可以再讨论，那我和你们大家一起讨论，如果你们只是按总部的要求来通知我们不干了，那请你们与张瑞昌副市长谈！”气氛很紧张，索伦森坐首席，我见他很不自然地说；“请市长先生原谅，我们是要向您宣布我们总部的决定。”武迪生市长紧跟着便扭头开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一向直言快语的索伦森努力地使自己的照本宣科不出错，而张市长的结束语则是典型的例行公事。一切都结束了。

我感到很沮丧，也有人感到愤愤不平。在与诺和诺德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向索伦森提出；“大的项目是做不成了，但可以做一个小的，在沈阳分装酶制剂，为大项目准备市场总是需要的，也算是对在沈阳两年谈判的一个纪念。”索伦森欣然同意，并指定由弗莱明和惟明来负责此事。

之后的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刚刚走进办公室，惟明就闯了进来，他急冲冲地告诉我：“武市长昨天去世了！”我不相信地问：“你说什么？”“香港的电视台昨天晚上播出，武市长在以色列乘坐的直升飞机失事了！”P15-17

诺维信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酶制剂制造商，诺维信公司投资中国是中国酶制剂行业的重大事件。诺维信公司进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新旧观念碰撞和新旧体制矛盾的多发时期。《跨国共生：一位亲历者的管理笔记》以其独特的视角记录了诺维信公司在这一时期融入中国发酵行业的历史过程，是诺维信公司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行业工作方面的体现。诺维信公司的柳永茂副总裁一直担任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并曾担任工业酶制剂分会的副理事长。诺维信公司在行业中发挥的作用与其在行业中的地位是相称的，特别是在酶制剂分会的天津会议上，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使与会者见识了他们那座世界上最先进的酶制剂工厂。他们对行业工作的积极态度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对中国发酵行业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酶制剂行业水平的提高所做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诺维信公司最近将自己重新定位为生物创新的全球生物技术领军者，我们有理由期待诺维信为中国发酵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发酵工业协会理事长石维忱

我终于写到了后记，我的写作工作快要完成了，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我马上就可以松一口气了。从2006年9月中旬开始，到2007年7月截稿，已是十月有余。不能将重要的写作安排在退休之后，这是我30年前对人生安排的重要看法，我一直认为退休之后的身体状况对我来说是个未知数。虽然我还没有退休，但我已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我认为是“禁区”的年龄段，我去干这样一件事，实属无奈，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必须保证把每天上午都用来写作，包括节假日在内，这样才能按期完成。但总会有其他工作插进来，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真的感谢刘鸿聪总裁和陈红总监对我的照顾，他们尽量不打扰我。我不能用全天的时间进行写作，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这样做。2006年5月，我被诊断为青光眼，大夫认为我就医很及时，为我感到庆幸。2007年5月，就在我与大夫都认为我可以从专家门诊转到普通门诊做常规治疗时，我的眼疾却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电脑面前的长时间工作损害了我的视力。控制眼疾继续发展已成为我的首要任务，我不得不调整我的写作计划。原定的目标是20万～25万字，我决定减到20万字以下，尽快结束写作，使我的眼睛得到休息。20万字以下正是赵丽敏编辑对本书的要求，但是，工夫不到，必有遗憾。

我希望今后能过上宁静的生活，长期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使我感到厌倦。我一直担心这本书会不会破坏这种宁静。为此，我尽量注意不要因为我对书中的事件处理不当而引起争议，对于可能引起负面影响的人和事，我会隐去姓名，只重事实。使我最为忧虑的是，我直言批评了对跨国公司的不实报道及其导致人们对跨国公司的误读。实际上我并不喜欢与别人争论是非短长，可我别无选择，因为在诺维信的经历告诉我，那是不对的，如果我要对大家负责，我应该还跨国公司一个本来面目。批评不是我的目的，向大家介绍一个优秀的跨国公司——诺维信才是我的目的。我预计本书掀不起什么大浪，纵然掀起，也必然会趋于客观公正。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已不是文革中的中国了，我们处在一个畅所欲言的时代。

正确客观地认识跨国公司需要做长期的努力，就像认识市场经济一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初步的探索，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还远远不够，毕竟我只有十几年的管理实践，而且还是很不完整的。但即使如此，我也已经看到跨国公司与我们本土企业的诸多不同。

本书的名字是个一直让我苦恼的问题，在近十个月中，我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满意的名字。上周，我索性列出16个书名，偶然写出的“跨国共生”使我眼前一亮，往深处一想，我兴奋不已。我怀着试探的心理将这16个名字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对“跨国共生”的一致肯定使我如释重负。在给智囊传媒的赵轶娜女士的书面解释中，我写道：

《跨国共生：一位亲历者的管理笔记》，从丹麦来到中国投资，诺维信的跨国经营都有跨国之意。共生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诺维信是一个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公司，从这一点来看，共生一词极为可贵，就像“开启自然之神力”和四叶菖蓿草的公司标志一样，反映出诺维信的生物学特点和尊崇自然的精神。共生也很直白，共同生存，和谐相处，互惠互利，及至双赢，这与诺维信在中国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不晦涩难懂。工业共生是近年来在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园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是将生物学的共生概念引入经济学中创造的新词。共生是生物界的自然形态，是可持续的，与利益相关者共生是诺维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共生与可持续相一致。

跨国公司的运行应该是波澜壮阔的，与之相比，我个人的经历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本书既不是历史性读物，也不是研究类图书，但我敢保证所言之事基本属实，之所以说“基本”二字，是因为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难免会有记忆上的偏差，我没有去做精细的推敲，我想基本属实也就够了。至于我的观点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畅销书，因此，我找不出畅销书的特征来。我要感谢智囊传媒的傅强总裁和赵轶娜咨询师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本书的初稿按时间顺序写作而成，几乎完全是讲故事，我坚信，读者只要看完了，便会得出有益的结论。当我把一部分初稿发给傅强先生后，他建议我将书的内容按管理学的方式进行分类，他是管理方面的专家。我发现写作也是有惯性的，我不知从何下手。轶娜大概看出了我的困挠，笑着对我说：“柳总，你写吧，最后由我们智囊传媒来梳理。”梳理之后的《跨国共生：一位亲历者的管理笔记》条理清晰，读者更容易从管理的角度去阅读。

2006年年中以来，我多次应邀出席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雷元副会长主持召开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大多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华的中国籍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的原因使我们彼此熟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大批外资企业在华迅速发展，这些企业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培养了数千万的中国员工，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已经成为了职业经理人员，他们处于国家利益与外企利益的交叉点上，这就决定了追求双赢、追求和谐是这个新社会阶层的利益所在。他们学贯中西，他们用诚信、敬业、专业赢得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赏，他们是我国的宝贵财富。《跨国共生：一位亲历者的管理笔记》所反映的这些职业经理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是这个新社会阶层的缩影，她将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新的社会阶层。

我的写作计划是一定要征得刘鸿聪总裁的同意的，无论是从写作的时间安排还是作品昕涉猎的内容来看，我都必须这样做。总裁毫不犹豫地支持我的写作计划并给我以鼓励，成为了我强大的后盾。我想总裁并没有把它完全看成是我个人的事情，即便如此，我也要深深地感谢他。我也要借此机会向陈红、张京洪、高于和王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柳永茂

2007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