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对新闻从业者或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读者非常有益的书。它汇集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部分作品以及教师的指导点评文字，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的教育教学风貌。书中所收文章涉及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作业、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涵盖新闻研究、新闻史、媒介史、影视研究、传播理论等多个方面，并且大都已被刊发。书中收有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的学生调查报告《乡村八记》。

本书汇集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部分作品以及教师的指导点评文字，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的教育教学风貌。书中所收文章涉及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作业、新闻报道和学术论文，涵盖新闻研究、新闻史、媒介史、影视研究、传播理论等多个方面，并且大都已被刊发。书中收有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的学生调查报告《乡村八记》。

师生风采窥一斑

精英气质平民思想：浅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范敬宜

一位清华学生所感受的新闻实践教学

三年研究生，谱写本色年华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2004届硕士毕业生访谈

清华校园逛网络

 国计民生在心头

乡村八记

“三农”节目如何应对新时期的农村观众

“三贴近”与“三农”报道

——对《人民日报一新农村》的个案分析

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

首都高校部分学生难以承受食堂饭菜涨价

踏实从容研究路

结绳记事的终结  

若为信念故，一切皆可抛

——留美幼童李恩富及其新闻名作《中国人必须留下》初探

群体心理·舆论成形·媒体作为

——SARS期间媒体报道的舆论学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法则与客观报道在美国的兴起

“重走长征路”：不同报道的叙事风格及其比较

浅析当前美国报纸的头版版式

“稍有偏焦"60年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多重人格试析

传播学的理论解析与研究方向

人间四月读书天

人间四月读书天

——新闻3字班读书报告选评

读凌志军的《变化：1990年一2002年中国实录》

重读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

伟大的实践思想和人文关怀

——读《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有感

大爱无形

 ——读《穆青传》

读不完的《光荣与梦想》

附：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100种)

附  录

继往开来

——清华新闻传播历史素描

编后絮语：如有来生，还上清华

我的老师和同学都说我二三年间变化很大，我自己也感觉是脱胎换骨。回顾这几年的思想经历，我觉得考清华是我迄今为止最明智的选择。我曾经对师弟师妹们说过，刚进《河南日报》的时候，我是没有主流意识就进了主流媒体，手中空有记者证却不知道能用它来干什么。经常遇到有人向我诉苦，陈述冤情，我的反应是不敢答话。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写了也发不出来，而不是去调查真相。如果是现在我就会想：这件事足真是假?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影响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是某一个地方的偶然现象?是个人行为不端造成的还是由特定的历史现实原因导致的?适于写内参还是公开披露?范老师常说，只要选择适当的角度、运用适当的语言，没有什么不能写不能报的。党报既不是简单的政策传声筒也不是打抱不平的侠客，它是执政党的左膀右臂，负有帮助和推动整个国家建没的责任，它既需要高瞻远瞩也需要脚踏实地。所以做一个党报报人，首先要到最底层去，了解这个同家的情况和需要，然后还要站到高处望一望，把自己看到的现象在整个国家的战略框架中定定位，两者结合起来也就是范老师常说的胸中有大局。所以我现在要到《经济日报》去，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先到地方记者站工作一段时间，好好看看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们的农村是什么样。

一个人总要有所寄托才能活得有意思，感谢清华给了我这样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这确实是千金难买、千金不换的。

P17

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受聘担任首任院长。此前，范敬宜曾来到清华大学，与新闻本科班的同学座谈。范敬宜通过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做一个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热爱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当天，听课的同学在“水木清华BBS”上称赞范敬宜具有“风趣的谈吐，真挚的爱心”，是一位“可爱的长者”。下面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如果有来世，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在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位于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做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翘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入，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

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是一个文字匠

怎么样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首先是要了解大局。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那么政治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诸葛亮祠堂前有副对联，里面有这样的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就是说，不了解形势是作不出正确决断的。大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我们大力宣传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后来，思想解放有些出格了，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思想僵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南巡，重新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比8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掌握不好，就会犯导向错误。而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能是一个文字匠。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报道就是唱“四季歌”：春种、夏锄、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去了两天以后发现，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而在承包以前当时的报道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实际上那时大家磨洋工，不出活，反正是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毛半”，一天就挣一毛五的工分。

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以前认为带来活力是“红旗飘飘，人山人海”，而现在却正相反。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我就此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新闻《田野静悄悄，地静苗情好》，结尾是这样写的：“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见四五个妇女背着锄头急匆匆地从地里赶回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还来得及听《隋唐》呢。"’

这篇报道得了一个奖，可我也为此牺牲了一条腿。我急急忙忙地提前赶回报社交稿，中途火车颠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也是那一年，我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宣传部的干事陪我到了公社办公室，一看那儿破破烂烂的，炕上的席子黑得看不出是什么做的，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公社秘书一看我们去了很高兴，说：“你们就住这个炕上，帮我接接电话，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

我们在那儿一住几天没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醒过来，我问那个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

我知道，像这样的穷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大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这个说“我家的鸡下蛋下到你们家了”，那个说“没有”。好，那就打架。有一个地方为这种事出了三条人命。

我们找来亍公社老秘书，问他以前的情况。他说以前根本睡不了觉，电话不断，只好把电话放到枕头边上。早上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上访，要饭吃，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我于是写了一篇400字的报道《夜无电话声早无堵门人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那位干事对我说：“你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将来同学们做记者，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局，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最近刚刚开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的什么，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看报”，你不看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你不看报怎么了解大事，怎么了解大局?

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五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

我说：“不能吧。”

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现在报纸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任意粉饰、拔高，想象还说是“合理想象”。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

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为什么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O.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我还对他们讲，不要只看“紫房子”，也要看黄土地。“紫房子”是指北京最早的婚纱影楼。很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把眼光放到老百姓身上。

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得苦，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唐老鸭”(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和吕岩松这样的优秀记者不多。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地方上知道你要来，提供给你最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想深入都很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一些记者：

早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什么“应该指出”、“众所周知”，什么“毋庸讳言”、“必须强调”，苍白无力却说得似乎理直气壮。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待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要把困难当作磨炼。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如有来生，还做记者(代序)

——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9字班”开班仪式上的演讲

本书是编者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教四年来，留存下来的一些教学“成果”与素材。取名《学在清华》，或许有点夸大其词。首先，本书涉及的乃是清华学海的一滴水，所谓弱水三千，仅取一瓢饮而已。其次，即使新闻学院(清华院系简称)的“教与学”，这里也只涉及一小部分内容，犹如冰山一角。然而，作为书名，这里又不得不大而“话”之。所以，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当然，《学在清华》也并非没有一点说头，细纠起来至少有两层蕴义。一者表明教学相长、孜孜求学的向学之意，一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清华新闻传播学的“教学”风貌。说起来，类似这样的成果与素材还有不少。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恐怕都已散佚。这在编者看来，是挺可惜的事情。

本书文字看似林林总总，其实都围绕着清华新闻传播的“教与学”，而且几乎都得到刊发(这里收录的都是未经删节的原件)。虽然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学生的，但是其中同样渗透着老师们的不少心血，包括字斟句酌的修改。所以，有时也难以分清何为教、何为学了。大致说来，这些东西既有本科生的，也有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既有日常的作业，也有期末的论文，既有新闻报道，也有学术论文。总之，无论如何，都扣着新闻传播学的教与学。

具体说来，作为本书代序的《如有来生，还做记者》，就是现任新闻学院院长范敬宜教授，为学院第一个本科班的入学教育所做的演讲。范敬宜院长是范仲淹的嫡系子孙，先后执掌《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被誉为“点子老总”。记得2001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范敬宜，应编者的邀请来到清华园，为刚刚组建的第一个新闻专业本科班做专业启蒙报告，记述自己的新闻生涯和人生经历。那天气温很高，教室里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他从上午9点一口气讲到12点，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同学们也听得非常专注。此次演讲在学生中引起层层波澜，网上讨论异常火热。后来，研究生刘鉴强同学根据录音将它整理成文，发表于《新闻记者》，同样得到广泛好评。

他的演讲对象——“新闻9字班”，是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新闻专业本科班，学生均选自清华的不同院系，可谓钟灵毓秀，人才济济。编者有幸作为班主任，陪着他们一起度过大学的后两年时光，喜怒哀乐，一言难尽。该班35位同学有17位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供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新浪等媒体，另有17位同学直接保送研究生，还有一位赴美留学，师从颇有成就的传播学者潘忠党教授。本书也收录了该班几位读研同学的习作。

按照清华大学的班级排列顺序，所谓“9字班”，乃指1999级。接下来自然就是“O字班”、“1字班”、“2字班”、“3字班”等，以此类推。本书收录了“O字班”两位同学的已刊文稿。其中，张扬同学的《精英气质平民思想：浅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范敬宜》，应该说颇得范敬宜院长之神韵。张扬同学毕业后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保送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生，今年又再次保送博士生。他不仅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本科就曾通读《资治通鉴》。而且挥笔成章，倚马可待，宋楚瑜来清华时被媒体聚焦的那副对联，就出自他的手笔——“台北思故土，浦江察民情，京华叙和平，两岸三城大家一家；湘南拜先人，金陵谒国父，长安祭始祖，千山万水心通百通一统华夏”。他的同班同学刘蓁在《三联生活周刊》实习期间，发表多篇重头报道，其中收入本书的《黄河第一大坝50年纷争》，曾被《新华文摘》转载一一以编者的孤陋寡闻，应为首篇入选这份“中国第一刊”的本科生文稿。另外几篇本科同学的文稿，也无不各抱地势，独领风骚。比如，“1字班”赵晶同学在新华社实习期间的报道《首都高校部分学生难以承受食堂饭菜涨价》，曾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批示；“3字班”李强同学的《乡村八记》，则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嘉许，其中的第一记已刊发于《人民日报》。

本书中的研究生文稿，一般更具有学术性、理论性和研究性。如景刚同学的《浅析当前美国报纸的头版版式》和周恒宇同学的《传播学的理论解析与研究方向》，分别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某个前沿课题展开探究，虽然尚未发表，但其专业功底和眼光则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出版时周恒宇同学的文章已被《新闻大学》刊发)。顺便说一句，《清新时报》创办时曾向清华同学广泛征集刊名，大家的点子可谓五花八门，而最后确定的“清新时报”一名就出自周恒宇同学，当时他还是法学院的本科生。再如，研究生陈含章、易舟舟、陆娅楠等同学的已刊论文，同样内容翔实，论述周密，也都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为了全面起见，本书还特意遴选一篇学院博士生栾轶玫同学的论文——也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至于本书的两篇附录，也同清华新闻传播的教与学有关。“继往开来”一文，是建院之际学院宣传册上的一篇文字，大致勾勒了清华新闻传播学科的风雨历程。100种“新闻传播学基础阅读”书目，差不多是清华新闻学子人手一册的阅读指南，收入本书也希望能对更多的学生有所参考和借鉴。

末了，想说说本书责编纪海虹。如今，新书出版，感谢责编，似乎成为一种风尚，这里并不是想赶这个“时髦”，而是有着实在的理由。首先，她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同样体现着“教与学”的状况。其次，作为一名刚刚工作的年轻编辑，近些年来她已策划编辑了多部有价值、有影响的专业书籍，读者可能对她不怎么了解，但相信对出自她手的许多新书八成都有印象，如《人类传播理论》、《全球新闻传播史》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的编辑体例、编选篇目、总体思路等，都有赖于她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们不能不对她的劳动和心血表示一点微薄的心意。

今天是笔者来到美丽的清华园整整四年的日子。回想起来，当年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娃子时，由于一度酷爱无线电，于是幻想有朝一日上清华的“自动化控制专业”。谁料，人生阴错阳差，最后倒是真的来到清华，但已是百无一用的“一介书生”。有学生问，来生你想做什么。我说，第一，人间哪儿有什么来生。第二，人生哪儿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第三，假定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那么八成还得做这辈子的事情，还想来清华“教与学”。套用范敬宜院长的话说——如有来生，还上清华!

李 彬

2005年5月18日初稿

2006年仲春定稿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