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侠金庸传》，这是继冷夏的《文坛侠圣金庸传》和傅国涌的《金庸传》之后，第三部关于金庸的传记。与同类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张建智的这部传记不是从金庸出生写起，而是从1949年其进京求职开始。本书将金庸个人命运的轨迹放置在时代巨变之中，融哲理于文采，叙述了许多金庸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及其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本书以崭新的视角、清新流畅的文字，介绍了金庸曲折而丰富的经历。作者另辟蹊径以1949年为分水岭，将金庸个人命运的轨迹放置在时代巨变之中，融哲理于文采，叙述了许多金庸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及其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代序) 张建智／1

上篇 1949年前的金庸

第一章

如日初升

一、新生的共和国／3

二、一石激起千层浪／5

三、为了灿烂的前途／7

四、踏上故都北京／9

五、梦断外交官／12

第二章

海宁查家

一、袁花镇的传说／14

二、江南有数人家／17

三、查文清与丹阳教案／20

四、父亲的藏书／22

第三章

漫漫求学路

一、老师章克标／27

二、母校如慈母／33

三、母亲病亡／35

四、惜别碧湖联高／38

五、烂柯山的石梁／41

六、留恋湘西／45

七、到重庆读大学／47

第四章

抗战后的生涯

一、新闻事业的开端／50

二、进入《大公报》／52

三、白手赴香江／55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57

下篇 1949年后的金庸

第五章

五十年代的日子

一、从《大公报》到《新晚报》／63

二、侠气满香江／66

三、书剑碧血露锋芒／69

四、别了，《大公报》／71

五、“触电”长城／74

六、射雕一出、莫与争锋／77

第六章

创立《明报》

一、告别“长城”／81

二、初创《明报》／82

三、苦撑局面／85

四、《明报》发展的契机／88

第七章

审慎而灵活的报业生涯

一、健笔写社评／92

二、参悟佛经写“天龙”／95

三、世界，你好／98

四、风雨飘摇中的《明报》／101

五、政治寓言：笑傲江湖

／105

第八章

《明报》集团的崛起

一、海上升“明月”／108

二、《明报》的多元发展／111

三、《明报周刊》的亮相／113

四、《鹿鼎记》问世／116

五、儒侠的经营风格／119

第九章

从“侠”到“儒”

一、挂印封笔／123

二、十年修订／125

三、宝岛之行／128

四、离婚与丧子／130

五、董桥接手《明报月刊》／134

第十章

二十八年后的回归故土

一、北望神州／137

二、见到邓小平／139

三、廖承志的宴请／141

四、故国万里游／143

第十一章

为香港回归参政议政

一、回港后的畅谈／146

二、关注香港的前途／148

三、为基本法草案再赴北京／149

第十二章

竹里坐消福，花间补读书

一、部署引退／153

二、淡出《明报》／156

三、在牛津做访问学者／161

四、笔战彭定康／163

第十三章

退而不休

一、与第三代领导人的会面／166

二、放下无求心自在／167

三、《明报》再度易主门71

四、任浙大教授和院长／173

五、《鹿鼎记》寻根湖州行／178

第十四章

金庸生活谈片

一、在北大演讲／186

二、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大势”／189

三、“崇拜”女性／191

四、评点的风波／193

五、王朔诘难金庸／200

六、频活动、漫话人生／206

七、影视剧中的金庸小说／212

第十五章

浙大辞职风渡

一、风波缘起／216

二、金庸站在风波口／218

三、尘埃落定／221

四、风波后的反思／222

第十六章

再探求一个灿烂的新世纪

一、作客《南方人物周刊》／226

二、金庸小说终结版的问世／229

三、金庸小说进课本的是与非／232

四、从为金庸塑像说起／235

五、灿烂的新世纪与金庸／238

附录金庸生平大事年表／243

主要参考书(篇)目／255

后记／260

      影视剧中的金庸小说

打开电视机，随便翻几个频道，部有一两部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热播之中；上网浏览娱乐新闻，总会看到某导演准备再拍金庸著名小说的消息，网友们对某部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剧的褒贬意见更是不一而足、眼花缭乱，其影响力的深远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最初将金庸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始于50年代初，当时香港电影界还是粤语片的天下。1958年《射雕英雄传》被搬上荧幕，导演是拍“黄飞鸿系列”片的著名导演胡鹏，他是当时最好的武侠电影导演，以此开始了金庸小说上荧幕的先河。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电视机走进了干家万户，于是电视剧也作为一种主流传播方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金庸小说采用的是章回体形式，这与电视剧以集为结构、每集留有悬念的特点十分契合，因此许多导演纷纷将金庸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出现了把金庸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热潮。香港导演范秀明就凭借改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为电视剧而一举成名，至今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仍是许多金庸迷们心目中的经典，片中的一些经典场景和对话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一时期，在金庸剧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如今凭《花样年华》摘取戛纳影帝桂冠的梁朝伟以其成熟、内敛的气质为人们所熟悉，但他也出演过《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而且把韦小宝这个精明、无赖、好拍马溜须的小人形象演得活灵活现，比起在内地大火的周星驰和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其搞怪幽默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德华当年挑大梁出演男主角的第一部戏正是1983版的《神雕侠侣》，刘德华从此星途灿烂，在香港及内地大红大紫起来。而1983版的《射雕英雄传》热播后，饰演郭靖、黄蓉的黄．日华和翁美玲更是让人们心目中的靖哥哥和蓉儿永远定格了下来。黄日华将郭靖这个“傻小子”刻画得入木三分，把郭靖的憨厚、木讷、正直表现得活灵活现；而翁美玲更是仿佛为蓉儿而生的演员，她笑起来微露的兔牙、生气时撅起的小嘴唇、想鬼主意时转来转去的黑眼珠，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让蓉儿这个娇俏、灵气、任性、聪慧的人物形象一点点立体丰满起来。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小说在内地流传最广的一部，一是因为它是内地最早出版的金庸小说，二是因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的热播，笔者依稀还记得当《射雕英雄传》片头音乐响起时，有多少家庭围在电视机旁争看《射雕》的情景……许多孩子都精心收藏起黄日华和翁美玲的贴纸，他们应该是那个时代孩子心目中最早的偶像吧。

到了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又在香港电影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一些具有革新精神的新锐导演纷纷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内容进行了剖析，并加进一些艺术或商业元素，令观众耳目一新。这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导演当推香港新潮导演许鞍华、执导周星驰一系列影片的向华胜和向华强兄弟、香港电影“鬼才”徐克以及最早为世界影坛承认的香港电影人胡金铨。同期最具代表性的影片则是1990年由徐克监制、胡金铨导演的《笑傲江湖》，要在短短90分钟内表现出原著磅礴的场景、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深远的意境，实在不易，但这部《笑傲江湖》却在这几个方面都表现得较为成功。徐克以奇幻、浪漫、天马行空的手法把这部《笑傲江湖》拍得瑰丽绚烂、与众不同；而动作指导程小东则把电影中的打斗场面设计得飘逸潇洒，颇有写意古风，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一部好的电影绝离不开好的配乐，而为这部《笑傲江湖》配乐的，正是与徐克合作最多的音乐人，也是他的最佳拍片搭档之一、与金庸同属“香港四大才子”的黄■。黄■的音乐与气质都十分适合《笑傲江湖》，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沧海～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配上他为《笑傲江湖》制作的音乐，俨然有森森古意，或快意、或茫然，或潇洒、或缥缈，令人回味无穷。  但真正赋予这部《笑傲江湖》以深远意境的是导演胡金铨，他那独有的人文意境弥漫于整部电影。胡金铨是一个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美感的人，他喜爱中国山水画中的空灵，并把这种美学带入他的电影中，他用光用影用云雾，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中国传统式的诗意。同时他也注重故事性，他镜头的美化决不只给人视觉享受，他同样注重镜头所传递的内涵。后来的香港电影人都对胡金铨的电影推崇备至，之后的香港武侠电影再也没有达到胡金铨所达到的人文高度。著名学者、胡金铨的好友李欧梵先生曾说：“李安的《卧虎藏龙》可谓是向胡金铨致敬之作，特别是侠女，但却缺乏历史感，成了一种‘混片’，金铨的意境虽是视觉的产物，但没有对中国古典文化潜移默化的功夫是拍不出来的。”

内地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电视剧虽然起步较晚，但声势浩大，中央电视台的大宣传、大制作、大投入有与港台经典改编剧比拼之势。而张纪中导演更是成了改编金庸小说的专业户，从一开始的《笑傲江湖》，到后来的《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再到《神雕侠侣》，张纪中在外界的批评、指责甚至叫骂声中一路走来。改编金庸小说已成为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拍得好了，观众们可能更多归功于原著；若拍得不好，则会引来广大“金迷”的一片嘘声，并被大骂糟蹋了金庸原著。香港目前已经很少再翻拍金庸的小说了，编剧们往往根据金庸小说人物塑造或情节铺陈的细节精华，观察现实生活百态，来构思鲜活而有生命力的剧本，以此来丰富电视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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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十月，南太湖平原，一派天高气爽，桑林掩映着秀丽景色，风光无限。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一代儒侠金庸开始了他的湖州之行。金庸此行一为水乡踏秋，二为他的小说《鹿鼎记》寻根，笔者作为“东道主”全程陪同，与“金大侠”近距离接触，感触颇多。在为金庸送行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看着他与夫人乘坐之车离开，心头依依不舍，我仿佛进入了“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的境界。

这“江南”二字，蕴含着多少故事传说、多少凄迷婉转。而金庸的人生历程也正如“江南”一样，沧桑变幻，如雨似烟。笔者所写的《金庸湖州行》一文曾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在不少读者和朋友的鼓励下，我想忙里偷闲把金庸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50年前的今天，也正巧是“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的江南最美好的季节，只是那时世上还没有“金庸”这个名字，只有一位叫做查良镛的青年。查良镛正接到一份加急电报，电报来自北京，拍报人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外交部顾问的梅汝■先生。这位人称“外交界老资格”的梅博士邀请查良镛北上，到外交部工作。查良镛接到电报后，不顾部分亲友的犹豫和反对，立即简装动身北上，时正值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之际。

那时，查良镛压根没想到，日后的他会成为文坛儒侠“金庸”。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兴许才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之旅。这个青年人的理想，始于他撰写了一篇有名的国际评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此文于1949年11月15目和18日，分两次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这篇文章引起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权威学者、时任东京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的梅汝■博士的注意，于是“查良镛”这个名字，被深深记在梅博士的心中了。不久梅博士路过香港，特约请查良镛面晤。当看到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就能写出这么有分量的文章，梅汝■先生颇感意外。年轻的查良镛能为梅博士这般大名人所赏识并约见，也确实是欣喜若狂。学者型的大法官仔细地看了查良镛的其他-些论文，包括直接用英语写的国际法方面的文章，阅后更惊叹其才，两人一见如故。

新中国成立后，渴求人才，不拘一格，梅汝礅作为外交部顾问，想到查良镛这位年轻才俊正可为新中国所用。求贤若渴，梅汝■一回到北京即发来电报。而查良镛也正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故一拍即合。

查良镛接到梅邀他北上的电报后，一时竟像唐代大诗人李白被诏征出山时那样，似乎也想高吟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古诗。

他想起过往的人生琐事，一夜难眠。13岁入省立嘉兴中学，16岁考入高中，尔后进入大学，由毛头少年到长大成人。抗战时经历了与故乡苦难的千日之别，也行了悲壮的万里之路。战争的硝烟刚灭，他由内地东还，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海宁老家，全家人悲喜交集。虽说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倍觉亲切，但小小的海宁县袁花镇，也确非他施展抱负之地。家中虽不缺藏书，衣食颇丰，但对一个有远大志向的青年人来说，毕竟非久居之处。

随后，他离家去杭州《东南日报》做外勤记者，但在他看来，对自己的人生旅途来说，这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过渡。他对西子湖畔的人文历史和秀丽景色虽无限留恋，但仍觉得非久留之地。终于有一天，他跑到上海，如愿进了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专业。这是查良镛人生途程中追求另一种人生抱负的标志，亦是他志向远大、胸怀世界的一种表现……

当一轮明月从维多利亚港湾渐渐升起时，他想，如果永远在香港当《大公报》电讯编译及国际新闻编辑，终非他的人生理想，如今已接到北上电邀，亦是平生施展抱负的不可多得的机会。他终于作出决定，他必须换一种活法，调换一下人生角色，他决心大踏步朝着他心中渴望已久的远大理想走去。那一年，正是公元1949年，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的新的时代……

1949年，是历史与时代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1949年的变迁，也许就没有了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

近年来，在积累史料的基础上，手头正写着已构思好的几部人物传记。拙著《张静江传》与广大读者见面后，上海远东出版社向我约一部长篇传记。鉴于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游览、考察了南太湖畔一带的江南水乡，可以说从那之际，我就想为集“时代的金庸与武侠的金庸”于一身的查良镛先生写一部传记。长期以来，我对中国古代小说以及二十世纪的优秀小说心存喜欢，也作过一些研究，且对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情有独钟。在我读了在美国的夏志清和夏济安兄弟俩对金庸最初发表的几部小说的评论后，也非常有认同感。而金庸的一部《鹿鼎记》正是从我的家乡南浔写起，我曾特地陪金庸先生去那里作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寻根活动。这些都是我着手撰写这部《儒侠金庸传》心灵上的动力。我想，如果没有了这诸多的因素，也许我就不可能去完成这部作品。

无论在我和金庸先生直接的接触、相谈中，抑或在我阅读了他的所有作品之后的感受，我总深深感到对金庸之研究，绝不是一个“侠”字所能概括。所以冷夏先生曾称他为“侠圣”，我不敢苟同。当然他写的传是加了“文坛”二字，以我的认知似也不太确切。傅国涌先生的《金庸传》索性把他从神坛上请了下来，我个人管见，也并非帖切。当然，无论是香港的冷夏，或傅国涌先生写金庸，他们的文字都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对于我写金庸无不都有帮助之处。其实，就我的体会，以金庸所写文字，以他的个性，以他的素质，以他祖祖辈辈相递的文人资质对他的传承，在他有了物质而不忘教育，有了身价而始终流连于校园生活，甚或到了八十以上之高龄，在他的古稀之年，还饶有兴味去英国剑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切心灵之驱使，以及珍惜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并以“学”来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与报人的运命，我想，这不就是有如孔子所说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吗?于此，我认为金庸的资质、在他血脉中流淌的，是更接近于一种“儒”的本色。所以，当我动笔写他的传记时，跳入我脑海并随之写下而定格的便是这“儒侠”两字。

我与金庸相见相叙是在1999年，是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如果，我们把时间移至半个世纪之前，那便是1949年，也正是金庸本人命运的转折之际。正如在《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池田大作曾对金庸开篇就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际遇的‘戏剧’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的确，在1949年与1950年之际，确是决定金庸后五十年人生之“命运的偶然”时期。又诚如池田大作在此书中所说：“人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以佛家之言而论，就是‘宿世之缘’的命运之线在操控……”我追溯金庸80多年以来人生旅途之轨迹，深深感到1949—1950年之际，也正是“命运之线在操控”着他走向人生的另一个渡口。正是在那样的时刻，一种对生活的强烈的渴望，犹如一个船夫重新挂起一片白帆、一只急驶的独木船，使他又另辟蹊径奔向了另一个生活的大海……

出于这样的写作理念，我截取了传主人生的一个横断面开始叙述，即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写起，分上下两篇进行撰写，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后的金庸》。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儒侠金庸传》，也许正如金庸自己所说“不曾识面早相知”，也一如池田大作所言“人生何处不相逢”。当我在电脑上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我相信与读者早已共存在这部金庸先生的传记中了，我们的心也早相知和相识，于此，我深深地期盼!

野人献芹，这篇原本可以更短些的后记，已拉杂了些。但如果在这部传记中，读者对我写金庸人物之历史，可获点滴知识，那将使我更感喜出望外、夙愿足矣!

                       张建智

                     2005年10月8日

                     记于湖州苕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