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赤壁之战……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日本也同样影响巨大。

张翼德越城会夫子，刘玄德待月后花园，王司徒洒泪别貂蝉，刚烈女大义绝吕布……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体现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与理解，有着激动东方人的浪漫、凄婉与热烈。

《风俗女三国志》《倾城三国志》《世话字缀三国志》《江户三国志》……这些日本作品内容都与魏蜀吴三国争霸无关，却都不约而同地冠名日“三国志”，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喜欢《三国演义》了。那么，他们喜欢《三国演义》的什么？怎么喜欢？为什么喜欢？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对等等这些问题的了解，无疑都对我们知己知彼，通过比较和对比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大有裨益，而本书就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一 《太平记》简介

 作者与成书年代

 书名与内容

 结构与主题

 影响与借鉴

二 《太平记》中的三国故事

 典出《晋书·宣帝纪》说

 与《三国演义》无缘说

 与《三国志》之相异

 与《三国演义》之相似

三 楠木正成与诸葛亮

 日本人心目中的诸葛亮

 楠木正成与诸葛亮的相似

 《太平记》时代的中日交通

四 《太平记》与《三国演义》中的战争描写

 两作品的相似

 战争与政治

 斗智与斗勇

 战争与抒情

一 日本近世文学与《三国演义》

 翻译：湖南文山《通俗三国志》

 借鉴：泷泽马琴的《椿说弓张月》与《南总里见八犬传》

二 日本近代文学与《三国演义》

 考证：内藤湖南《诸葛武侯》

 诗咏：土井晚翠《星落秋风五丈原》

三 日本现代文学与《三国演义》(吉川英治《三国志》之后)

 诠释：柴田炼三郎《三国志》与陈舜臣《秘本三国志》

 普及：野村爱正《三国志故事》与横山光辉连环画《三国志》

 参与：光荣社的三国游戏

 研究与翻译：渡边精一《三国志人物事典》与井波律子《三国志演义》

 假说：渡边精一译《反三国志》与伴野朗《孔明未死》

一 吉川英治《三国志》简介

 吉川英治及其《三国志》创作

 吉川《三国志》内容简介

 吉川《三国志》的最主要增补

二 真实性的发展——吉川《三国志》的细节重写

 吉川《三国志》的真实追求

 日本文学的追求真实传统

 吉川《三国志》的细节真实追求

三 社会性的剔除——吉川《三国志》的结构重建

 吉川《三国志》的最主要删节

 物语文学的“个人”角度叙事

 吉川《三国志》的作品结构

 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

四 抒情性的增补——吉川《三国志》的人物重塑

 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

 诗人曹操

 夫子关羽

 爱妾貂蝉

日本文学与白氏文学(代后记)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写的是我国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与魏蜀吴三国争霸的历史，即由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末之间的近百年历史。对此近百年间的故事，国人极感兴趣，晋时既已有陈寿《三国志》与习凿齿《汉晋春秋》问世，其后也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由唐时的闲谈话题与宋时的三分说书，于元时形成了三国故事的最早写定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但在相隔仅一衣带水且自古往来频繁、三国时还曾遣使魏国的东瀛日本，三国故事却长期未受关注，纵有对陈寿《三国志》词句的借鉴，也是极其个别的。直至元末明初，亦即日本南北朝时代(1332～1392年)，才有《太平记》，虽然简单，但有始有终地以孔明为主人公叙述了三国的分合历史。

《太平记》是日本中世(约13～16世纪)战争题材小说(日语称：军记物语)之集大成，篇幅最为浩大，长达四十卷。有关情况如下：

1．作者与成书年代

作者不详。据日本南北朝时博学家、官至左大臣的公定日记《洞院公定日次记》1374年5月3日载，近江国人“小岛法师……是近日风行天下《太平记》作者也，虽卑贱之器，有名匠闻”，但据考小岛法师不是原作者，而是增补本编者与弹唱者。又据武士·歌人今川了俊撰于1403年的《难太平记》称，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时的国师惠镇(珍)上人与当时著名儒学家玄惠(慧)法印二人参与了作品的创作：初由惠镇上人在法胜寺众人协助下撰成，因谬误太多而被禁外传；后经玄惠法印修改、增补，成了与今日听见相近的形态。如此日本历史上有名可查的作者就至少有三人。而《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钞》中所列作者名单有玄慧、来贤、护正院、善智坊法印、南岸坊僧正贤信、新田义贞、儿岛高德、寿荣、教罔、行意、证意、莲秀、义用、义可、天界坊能邻等，多达十余人，其中除新田义贞与儿岛高德为武士外，余皆僧倡。同时，正如《难太平记》的写作动机是为显扬今川家族的军功一样，作品传播过程中受众的情感与愿望也对今日所见《太平记》的形成产生有巨大的影响。凡此等等都说明：这不是一部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思想、情感的集体作品，一如我国《演义》般。

因而作品非一次成书，而乃于数十年的较长时期内经多次修改、增补而成。据《难太平记》称，惠镇上人原作有三十余卷，撰成后曾于1340年前后送呈足利直义(1306～1352年)。足利尊氏弟，室町幕府副统帅)审读，足利直义曾令玄惠法印为他朗读。但“今本《太平记》分别于卷二十七与卷三十记述了玄惠与直义之死，以故惠镇原作必趔异于今本”(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34·太平记一》第11页)，内容或为后醍醐天皇去世(岩波大系本卷二十一)或新田氏基本停止反足利氏军事行动(岩波大系本卷二十四)之前的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历史。又如上所述，惠镇原作撰或于1340年前后，经玄惠修改、增补后始得外传，但玄惠死于1350年3月2日，因此玄惠改本应成于1350年之前。“若以一条兼良校本为祖本的《太平记》跋文所说为可信”，则玄惠只是岩波大系本“卷十八之前作者”(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而惠镇原作当更少于此。由于玄惠之后作品“在1367年就任管领的细川赖之强有力领导下完成了”(长谷川端编《军记文学研究丛书8·太平记的成立》第56页)首次大规模修订，初步形成了今日所见的四十卷本形态；同时据考作品的最古抄本永和本抄成于1375年，现存虽只有相当于岩波大系本卷三十三的一小部分，但经比对与岩波大系本相应部分几无差异；又因作品所记年代最晚的历史事件——桃井直常与足利义将之战发生于1371年，因此今日所见四十卷本应最初形成并迅速流传于1371～1375年间。此后虽然又有多次修改、增补，但都只是小范围的，并不影响全书。P3-5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人文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 “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征”，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三国演义》在日本发现于战乱频发的中世，广泛流行于和平安定的近世并持续至今。虽然从发现伊始日本接受者所尤其关注的就一直是“智绝”孔明，但于发现之初，其所借鉴的是孔明的贤与能(仁与智)，并以之为范塑造了日本的理想武士楠木正成；而当《演义》逐渐深入日本民众后，他们于孔明身上所追求的却由仁、智等社会性品质转变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个人命运，在孔明的悲剧命运中发现了悲哀之美。日本民众于《演义》接受过程中的这～变化与其中古时代文化由“唐风”而“国风”的转变有着惊人的相似：二者都在转变过程中剔除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要素，补进了对一去不再复返的悲哀之美的歌唱，就如吉川《三国志》与《演义》的比较所显示的那样。而在吉川《二国志》对《演义》的重构中，我们还分明地看到了他的幕后操纵者——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如上所述，吉川英治依然如其先人～样接受着白居易的影响，因为日本文学的哀美意识确立与发展于《白氏文集》输入日本后的九世纪末十世纪初，而其审美情趣由单纯抒情的“哀”向包含认知因素的“物哀”的转变也基本同步形成于十世纪初的《古今和歌集》时代。

在研究一个民族审美情趣的形成时，过分强调某一外国人的作用也许不合适，但在白居易之于日本的场合却不能不例外，因为它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据载，838年藤原丘守“出为太宰少式。因检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五位上” (《文德实录》卷三“仁寿元年(851)九月二十六日”项)。白居易死于811年，死后不出30年诗文已传入日本，且使献书者得以晋爵，可见白氏诗文对日本文学产生影响的时间之早与程度之深。而不过半个世纪后的九世纪末，白氏诗文尤其《长恨歌》更已深深融入了日本文学的各个领域。据《源氏物语》“桐壶”卷称，887～897年在位的宇多天皇曾命人绘《长恨歌》屏风，又曾命纪贯之等作歌咏《长恨歌》故事，借白氏诗文来寄托或抒发情感。白氏诗文尤其《长恨歌》在日本的流行，在时间上正好与日本文学对中国言志文学影响的挣脱及物哀审美情趣的形成相一致。如果考虑到奉命作歌咏《长恨歌》故事的纪贯之就是约十年后问世的《古今和歌集》的主要编者，由其执笔的《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又明显有着白氏《与元九书》的影响等，则时间上的这种一致就绝非偶然了。

“文则(白氏)文集”(《枕草子》第193段)，清少纳言的这一赞誉说明了白氏于平安时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恩也。何故?延喜圣代(901～923)，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947～957)，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禄御宇(970～973)，齐光、定基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大江匡衡《江吏部集》)，祖孙四代，三次父子同为天皇侍读《白氏文集》，因此并形成了大江家学，这无疑更显示了白氏文学对日影响的持久与深远。但这一影响，却只主要来自其感叹盛极必衰、世事无常，唯感情可以永恒的色彩浓郁的抒情诗。

《和汉朗咏集》是日、中诗词佳句集，约成于1018年，对后世影响极大， “其后我国(日本)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以其中某一构思或词句作为自己创作的立意依据或引作典故”(川口久雄等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3·和汉朗咏集梁尘秘抄》)。集中入选诗句最多者为自居易，有135@，无论较名列第二的中国诗人元稹(11句)，抑或入选最多的日本诗人营原文时(44句)都多出数倍，如鹤立鸡群般。而所选白氏诗句，则主要摘自《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类诗歌。而且，《白氏文集》七十五卷中，“在日本长期流行”、影响深远的，也只有“《长恨歌》与《琵琶行》等极有限的几首感伤类诗歌”(竹田复、仓石武四郎《中国文学史诸问题》)，尤以《长恨歌》为最，几及日本文学的各个时期与各种体裁。《伊势集》(十世纪中叶女歌人、三十六歌仙之一的藤原伊势歌集)中“有咏《长恨歌》的和歌”，《更级日记》作者称“曾闻有将《长恨歌》改写成散文故事的”……甚至在军记物语《太平记》中，作者也在卷四大量引用《长恨歌》诗句以盛赞西施之美，借鉴《长恨歌》手法构建了一个日本式的吴王夫差与西施的爱情悲剧……

但在所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中，与《长恨歌》联系最密切的是《源氏物语》；而在《长龈歌》中，与《源氏物语》“联系最为密切的部分”，“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到故宫日夜思念的那个情节”(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第141页)。在中国，乾隆帝于白氏《长恨歌》中悟到了讽喻看到了可“垂于将来”的意义(《唐宋诗醇》)；但在日本，紫式部却完全舍弃了这～点。她抹掉了《长恨歌》中的讽喻色彩，剔去了作品中的道德批判，为展现一个“深刻的悲愁境界”(同上，第149页)，她隔断了故事与社会的联系，只将之“单纯地当作爱情问题来处理”，“从而显示了物语文学所特有的倾向”(同上)；她选取《长恨歌》中唐玄宗对既失爱情的思念，以之强调了自己对凄切、哀婉感伤情调的追求。

《源氏物语》对日本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它所达到“物哀”理想境界，经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理论概括后，成了“日本极具特色的审美意识并一直流传至今”(谷山茂等《日本文学史辞典》第540页)。明显接受了《源氏物语》影响的，仅文学史上有名者即数以十计，甚至有人认为“不读《源氏物语》，不配咏和歌”(同上，第178页)。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而其中最令日本人魂牵梦绕的“物哀”审美情趣却是由白居易催生的，白氏诗文尤其《长恨歌》是日本“物哀”审美情趣的助产士。不过，白氏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具体如何，不是本书所应深入探讨的，因为本丛书已另有一本名“白氏文学与日本”者就此作了专门论述，于此无需赘述。

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女士与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先生的策划组织，感谢王晓平先生与原福建师范大学外籍教师藤田和子的资料收集与提供，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饶雪梅同学的大力协助。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们的三国演义在日之旅将无法完成。但因水平有限与所占有资料的不够充分，蠡测之处有之，舛误之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指教，多与斧正。

笔者

2005年10月于榕城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