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论证精密、分析透彻的学术著作，著者覃思精虑，对《沧浪诗话》总纲与精义所在的《诗辨》作了系统、透彻的考察，对“别材”、“别趣”、“兴趣”、“妙悟”诸说的阐述与分析，可以说深得严羽论诗之旨，也最能体现《沧浪诗话》论诗体系的严谨性。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系统而且最有理论深度的诗话，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诗辨》是它的总纲，“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是其精义所在。但历史对这些核心问题聚讼绘纭，歧见颇多。本书将《诗辨》放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的长河中，从诗史的高度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首次提出，严羽所阐述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和“妙悟说”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题材论、题旨论、创作论、学习方法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著者的阐述与分析，最能体现《沧浪诗话》论诗体系的严谨性。此书体例严谨，论证精密，观点新颖，它基本廓清了数百年来围绕严羽《沧浪诗话》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议。

《诗赋研究丛书》序(1)

读郭晋稀先生《诗辨新探》--代序郑永晓

前言

第一卷绪论(1)

 一 严羽著书的目的(2)

 二唐以前对于诗之涵义的纷争(6)

 三 皎然的《诗式》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探讨"怎样作诗" 的专著(14)

 四 宋代诗家的最大流派及各派诗论的主要纷争(17)

第二卷"别材说"新探(25)

 一 "非关书也"，是批评苏、黄"资书以为诗"的(26)

 二 "非多读书无以极其至"是批评晚唐派"捐书以为诗"的(31)

 三 "别材说"的提出，是诗材问题讨论的总结和提高(33)

 四 "别材说"是从诗材的个性来探讨"什么叫诗"(37)

第三卷"别趣说"新探(39)

 一"别趣说"是针对苏黄作诗尚理而言的(39)

 二反对宋诗尚理是时代的公论，指出四灵轻理则是

严羽的独见，"别趣"为说，义在双关(46)

 三 "别趣说"是从诗趣的个性说明"什么叫诗"(50)

第四卷"兴趣说"新探(56)

 一"兴趣说"是历史上言"兴"之继承与发展，又为严羽所独创(57)

 二 "别材、别趣说"是与"兴趣说"相辅相承的学说(61)

 三 "别材、别趣"说是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相对立的观点(72)

 四 主张诗学汉、魏、盛唐，在于主张诗要"兴趣"，并非提倡拟古(77)

 五反对苏黄，只是排斥其"不问兴致"，并非反对创新(81)

第五卷"妙悟说"新探(88)

 一 怎样的诗，才算好诗(88)

 二 历代的诗人是怎样作诗的(90)

 三 "妙悟说"是学诗的方法(94)

 四 为什么主张诗学盛唐(96)

 五 熟参与妙悟不会造成拟古的恶果(98)

简短的结尾(100)

附录一

 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 (105)

 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137)

 诗"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严羽评"四灵"(155)

附录二

 白居易论(166)

 韩愈诗论(188)

跋(206)

最早，一切著述都叫做文。文学创作虽然与非文学著述的要求不同，但那是自在的，不是自为的。诗只是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在诗歌还没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以前，诗的创作也与其他文学式样的要求不同，但那也是自在的，并不是自为的。

在时代发展的长流中，首先争论的是：“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文”“笔”之分，大都认为在王充《论衡·超奇篇》中就提出来了。当然，那是含糊不清的；真正分别清楚，还远在王充以后。

至于诗的独特性，它与其它文学式样有什么不同，那要到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作为文学自觉的宣言——曹丕的《典论·论文》才提了出来。它说：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个分别是极其概括而简略的，甚至没有说出诗赋的分别是什么来。陆机《文赋》继承《典论·论文》之后，则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既指出诗与赋的不同，又提出了与前此“言志说”不同的“缘情说”，来强调诗的特点(这些在《贡献》一文中作了详细的申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书，今已残缺，全貌难窥。刘勰的《文心雕龙》“论文叙笔”，是六朝时期分论文章体裁最为详密的书。与《文心雕龙》同时而稍后的《诗品》，则是单论五言诗的专著。

无疑的，《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的区别，《诗品》品评五言诗各家的优劣，都是划时代的著作，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文学的发展还在不停地前进，尤其诗之高潮还没有到来，诗之创作也在日新而月异。诗，作为文学中一种主要的形式，从来就有其独特的个性；由于它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的成长，成果不断地增多，个性就日益丰富而更为明显。如何给诗作出一个恰如其分的新定义，将它的个性和特点概括在其新的定义之中，就感到十分需要了。尤其在宋代，以苏、黄为首的“新”体诗出现之后，由于它突破了旧的传统，如何评价它，当时就已经引起争论；因此，要求给诗指出完整的涵义，作为学诗和作诗的标准，就更为迫切了。P2-3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文学的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因为，虽然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诗是语言的艺术，而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汉语的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缓急轻重及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种可以比拟。

又由于一字一音的方块汉字的特征，中国诗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作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俪的艺术美因素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①。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是太多，但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②，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所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丽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国文化之特质的，是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着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说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坛神笔，实亦是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轹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出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新的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解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诗辨新探》是先师郭晋稀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精心撰写的一部专著。郭先生在《红旗手》(《甘肃文艺》)1961年第1期开始发表他的《文心雕龙选译》，是国内最早进行《文心雕龙》今译工作的学者。1963年，他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出版，次年香港建文书局加以翻印，后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等又加翻印，流布港、台及国外。1982年郭先生出版了《文心雕龙注译》，90年代中期又应岳麓书社之约撰《白话文心雕龙》。所以，他以研究《文心雕龙》而知名于海内外。意大利汉学家珊德拉教授对郭先生说，她研究《文心雕龙》就是从《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入门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李日刚先生受业于黄季刚，研治《文心雕龙》二十年，于1982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斟诠》，在台湾影响甚大。据牟世金先生研究，“至郭晋稀《文心雕龙十八篇》，始对《文心雕龙》的下篇有所调整。李书即主要据郭说改篇而又有新的增益。”牟世金先生《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将郭、李两书的篇次列出进行了比较。台湾另一学者王更生的《文心雕龙导读》，日本学者户田浩晓的《文心雕龙·前言》中，都提到郭晋稀先生的《文心龙译注十八篇》，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合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词典》中，对郭师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和《文心雕龙注译》二书都有专门的评价。但是，郭先生在他的书中最满意的并不是关于《文心雕龙》，而是完成于80年代末的《诗辨新探》。他说：“这本书中更多地谈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诗辨新探》出版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郑永晓先生即发表了《系统地把握严羽诗论的精神实质——读郭晋稀先生(诗辨新探)》一文，对该书作了评价，认为此前众多治学名家对《沧浪诗话》中几个重要问题的阐释聚讼纷纭，令人茫然无所适从。“读郭晋稀先生的《诗辨新探》则有拨云见日之感”。文章指出了该书的三个特色：

力辟众说，自出机杼是该书最大的特点。翻开这部仅有十万字的著作，却随处可见著者独到、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沧浪诗话》研究史上，著者首次提出，严羽所阐述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题材论、题旨论、创作论、学习方法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文章认为《诗辨新探》的第二个特色是“论证精密，分析透彻”；第三个特色是“高瞻远瞩，从诗史的高度，将《诗辨》置于中国诗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辩证的考察”。对这三个特色郑先生文章中各有一部分专门加以论证。文章末尾提到，列在附录中的两篇文章也值得注意。第一篇《从中国诗论的发展看严羽“别材、别趣说”的涵义及其贡献》究源竞委，系统考察了‘别裁、别趣说’与‘言志’、‘缘情’、‘风骨’传说的关系，俾使读者了解严羽论诗之渊源。尤其对第二篇《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以很高评价，认为郭晋稀先生“首次揭示了严羽论诗与李清照论词的关系，也显示出其独到的眼光和深入辨析事物的能力”。

一部有价值的书，还要有眼光的人来鉴别评析。郑永晓先生多年来专注于宋代文学与文论的研究，广泛阅读各家的有关论著，所以他能特别注意到《新探》在《沧浪诗话》研究、在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上的价值。这些，有先生的书在，有郑永晓先生文章在，我就不多说了。

我这里想补充说的是，郭师完成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在学术上是有很深厚的积累的。本书《前言》中说，他写关于《沧浪诗话》研究的论文，是听友人告诉他要邀他参加关于严羽的学术研讨会，才动的念头。其实，他在唐诗、宋诗方面花过很大功夫。他从青年时代即背诵了全部杜诗，文革中被打为牛鬼蛇神，他为国家的灾难忧心如焚。无事时他研读杜诗，作《杜诗系年》，以寄托他对国家、人民的忠爱之心。80年代，他先后系统重读自居易、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集，对中国诗歌尤其是唐宋这一段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深入的思考。80年代初，他先后在本校及上海师大、湘潭大学、湖南师大等校为研究生讲授过中国古代文论。《沧浪诗话》是他研读最久的书之一。80年代中期准备写关于《诗辨》的论文，主要是将新近发表的有关论著加以搜集了解，掌握了当时研究的状况。所以，无论是论文还是专书的形成，都比较快。因为是厚积薄发，又经过了研精覃思，故显得举重若轻。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有些是早就形成了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一首《戏嘲贾岛》云：

独行潭底凄凉影，自是羁人有此愁。

两句何须三年得，任他归卧故山秋。

不少人讲到作诗都大讲“推敲”，提倡琢磨，郭先生认为这种无关兴趣的苦吟的方法，并不能写出好诗，这样冥思苦想，是自己折磨自己，已背离了诗歌创作抒情的本旨。他对严羽的诗论评价是很高，正是同他的这个看法相一致的。下面抄三首1985年他参加严羽学术讨论会时的诗作，读者可与其《新探》合读。《参加严羽学术讨论会》云：

武夷形胜地，严羽笔生花。

妙语魁天下，评诗独一家。

后两句可看出先生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评价，又《登沧浪新修阁》云：

不傍人篱壁，轩然起大波。

评诗其独创，爱国古无多。

旧构虽灰尽，新修岂劫磨。

他年寻胜梦，和月堕烟萝。

对严羽诗论的独创性及爱国之情以高度评价(有关严羽生平资料存者极少。然戴复古赠严羽诗有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则仪卿的思想情怀可知)。

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前人之论《沧浪诗话》者，以为严羽的理论只是针对唐宋诗、尤其是宋诗的创作而言，其中一些观点来自近体诗或唐宋诗歌创作的经验，其理论也只能用以诠解分析唐宋以后诗歌，所以，校释者大率只摘引唐宋人诗话、札记之类以较其异同，明其原委。郭晋稀师这本书中则明确指出：“‘兴趣说’是历史上言‘兴’之继承与发展，而又为严羽所独创。”“兴”为“比兴”的“兴”，“趣”为“情趣”的“趣”。既有所承又有发展。而且，我以为用严羽的“兴趣说”和“别材、别趣说”来分析屈原《离骚》等作品的艺术成就、创作特色，也最能说明问题。《沧浪诗话·诗辨》开篇第一节即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久之自然悟入。”尽管后面也指到“苏、李”、“李、杜”、“盛唐名家”，但首先是“楚辞”。而且，他同苏轼、黄庭坚、吕居仁等不同的是，先秦只提“楚辞”，不提《诗经》。他在《诗评》部分还说：“‘楚词_睢屈、宋诸篇当读之。”又说：“读《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巾，然后为识《离骚》。”可见，他是以屈原的作品、尤其《离骚》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范本的。因此，用严羽《沧浪诗话》的一些理论来解读《离骚》，探究其中的艺术奥秘，会取得以他法取不到的效果。这个问题具体说起来还复杂，我只能在这里提一下，读者可自得之。

严羽的《沧浪诗话》确实是《文心雕龙》、《诗品》之后最重要的一部诗论著作，但其中很多问题学者们理解上分歧很大。对这部书中一些概念、理论、论述的误解大大地降低了它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郭先生这部十万字的著作，纠正了前人与时贤的一些误解，从中国诗歌发展的实际揭示了《沧浪诗话》产生的背景，辨析了书中一些特殊词语的含义，显出了《诗辨》的理论体系，郭师实为严羽功臣。但如前所说，郭师写此书并非兴之所至，偶然为之，而是对整个中国诗论和中国文学史研究思考的结果。郭先生在这本书的《简短的结尾》中说：

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总是分别朝代，排列作家，然后分家论述。形式上是有组织的，实质上是没有联系的。说它是列朝文苑传可以，或者说它是历代作家传也可以。《宋元学案》虽然是一部思想史，它以师承为系联，其结构的完整，组织的严密，其科学性较之我们的

文学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如何写一部文学史，应该是早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又说：

严羽把诗之构成分别为“词、理、意兴”，然后从词、理、意兴在诗中的运用，来谈诗的发生、发展、壮大和变化，还是比较合于客观事实的。一个事物都有它的规定性，诗的材料、诗的旨意、诗的创作方法，就是决定诗的规定性的。三者结合的形成、发展、壮大和变化，应该与诗之发展过程相一致。我们认为这些，是严羽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我们之写这部书，首先是想阐释清楚《沧浪诗话》，其次是想把它作为突破口，谈谈应该如何写一部诗史，发表一点个人意见，用此以求教于大方。

首先，他认为文学史应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描述其轨迹，而不应去套框框，成为一种教条。其次，在学术上他提倡创新，不喜欢因循守旧，认为不能以照搬别人的东西代替自己的研究与创造。80年代以来，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力图从人社会心理的变化去审视文学的发展演变，就是一次十分有益的探索。所有开拓者的工作都不会有尽善尽美的，发展、完善是后一步的工作。再次，可以看出，郭先生是将《沧浪诗话·诗辨》放到中国诗学发展的总的进程中去观察的，他认为《沧浪诗话》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认为他的意见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遗憾的是90年代中郭先生一直身体不好，心情也欠佳，没有能持续进行他的这项研究。

郭先生在学术上对自己要求很严。他的《音韵学讲义》、《文字学讲义》、《等韵驳议》、《先秦诸子思想史》、《先秦文学讲义》、《元明文学讲义》、《清代文学讲义》(与人合编)、《晚清文学讲义》、《诗经讲义》等，有的写于40年代，有的写于五六十年代，都只有油印稿；《中国语言文字学概论》、《杜诗系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新编说文通训定声》(未完稿)都只有手稿(仅末一种誊清稿就有数百万字)。这些，他或认为受时代影响，为讲义性质，一般的论述多了些，或没有定稿，都不愿正式出版。完成于1942年的《等韵驳议》，1984年6月刻印后曾在中国声韵学会上交流，后来因为还想补充和修改，90年代初我说过几次，他都不同意交付出版。50年代后期发表的《试从诗骚的创作方法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试论现实主义问题》两篇长文，60年代初发表的《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再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在编《剪韭轩述学》时，他都不同意收入，说是在今天看来意义不大。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方法，在学风浮燥，泡沫性“创新”盛行的今天，更显得可贵。

《诗辨新探》初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印数很少。现在将它收入《诗赋研究丛书》予以再版。此次再版，原文除改正了排印中的几个错字，其他无任何改动。另将他的两篇论文《白居易论》与《韩愈诗论》附录于后，以便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郭先生对唐宋诗歌发展的认识及对《诗辨新探》中有些问题的论述。郑永晓先生是唐宋诗与诗学研究的专家，郭先生在《西北师院学报》上读了郑先生的文章后曾说：“这篇文章也不是能轻易写得出来的。作者的学养很深。”为了便于读者把握全书的内容，今征得郑永晓先生的同意，将他的大作置于书前，作为再版的《序》。郑永晓先生说，他在上大学时即读过郭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印象很深。但直至郭先生去世，他们没有见过面。江淹《伤友人赋》序中说：“仆之神交者，尝有陈郡之袁炳焉。”赋中又说：“余幼好于斯人，乃神交于一顾。”他们二人也可以说是忘年神交。我对郑永晓先生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感谢。

赵逵夫

2003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