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特定的历史时段和地域环境为视角，紧密结合都市文化消费情结的论题，对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生成和延续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作者着重从地域个性和都市消费机制两个方面作了探索：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盛行与扬州的地域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清代扬州的俗文学活动和当时扬州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所显现的生产消费理念，以及清代扬州俗文学无法磨灭的影响等等。

本书剖析的是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的盛衰机制，着眼的是当下都市文化建设和都市个性特征的形成。作者认为都市俗文学活动中蕴涵着巨大的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价值，俗文学活动的消费主体永远是多数派，因为它是芸芸众生的文学。

序 陈勤建

绪论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回眸

 第二节 以“活动”理念统摄俗文学研究的尝试

 第三节 清代扬州俗文学研究综述及本书的写作目的

第一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述略

 第一节 口承俗文学：动地惊天

 第二节 笔传俗文学：至雅至俗

 第三节 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特殊地位

第二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文化地理条件

 第一节 水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一

 第二节 盐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二

 第三节 柳之扬州——扬州地域文化个性之三

第三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历史传承脉络

 第一节 诗文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文学地基

 第二节 歌吹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表演技艺

 第三节 俚俗扬州——清代扬州俗文学的市民热情

第四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

 第一节 方言俗语：扬州俗文学的语言秉赋

 第二节 仪式祭祀：扬州俗文学的原初动力

 第三节 茶肆书坊：扬州俗文学的活动中心

 第四节 行规惯制：扬州俗文学的质量保证

第五章 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的生产消费特征

 第一节 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

 第二节 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

 第三节 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

第六章 清代尾声中的扬州俗文学活动

 第一节 相反相成一清末扬州俗文学活动中的几对关系

 第二节 鸳鸯蝴蝶——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的精神延续

 第三节 并非结语一都市俗文学蓬勃发展之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俗文学研究回眸

我国俗文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远古的歌谣、神话，先秦的寓言，汉代的乐府民歌，晋代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变文，宋代的话本、南戏、诸官调，元代的杂剧，明清的章回小说、俗曲、笑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秧歌剧，以及我国少数民族的史诗等，都是俗文学“家族，，的成员。其中拥有众多的佳篇杰作，流传千古，至今仍然活在人民大众的心中，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

同历史悠久、蕴藏丰富的俗文学创作相比较，我国对于俗文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俗文学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为文人学士所重视。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大文学家如白居易、关汉卿、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李渔、李开先等都曾充分肯定过俗文学，并身体力行进行俗文学创作，以提高俗文学的品位。

中国俗文学研究发轫于19世纪末，经王国维、罗振玉、鲁迅、孙楷第、胡适、周作人、郑振铎、刘半农、杨荫深、吴晓铃、赵景深等前辈学者的提倡和梳理，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俗文学作为一种运动是较晚的事，它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等倡议组成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以后，不断有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爱好者和学者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3(年代到40年代末的流派。1929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发表了《敦煌俗文学》一文，把敦煌所藏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之为“俗文学”，这是在中国首次出现的新术语。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j的出版为标志。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处在20世纪以来相对低潮的时段里，郑振铎的追随者们以他的文艺学术思想为旗帜的俗文学刊物，几乎在同时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创刊，即通常史家所说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沪字号”《俗文学》周刊(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大晚报》、《中央日报》)和“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傅惜华在北平《华北日报》)，遥相呼应，争奇斗艳。这一派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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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玲君的专著《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以特定的历史时段和地域环境为视角，紧密结合都市文化消费情结的论题，对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生成和延续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有关清代扬州俗文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用“水”“盐”“柳”来概括扬州俗文学生成的地域文化条件，恐怕还是首创。一般而言，研究文章，多哲理抽象，少情感流溢，可此部书稿，既富于理性思辨，又长于诗意描写，将学术性和文学性达到了较为完美的融合。

本书作者柯玲君在资料搜集和运用方面也很有特点，不仅运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还巧妙地穿插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新近采撷的资料，而且运用图表进行分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并极具科学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全书构架合理，章节严谨，论析清晰独特，对扬州俗文学活动的概括精到而有创意，并且能对当代文化市场的走向，从文化产品、生产、消费角度论述扬州俗文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地域文化最普遍的形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民俗。民俗也是最具地域特征的文化。对于民俗这一地域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有所发现，有所评说。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丹纳，在对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文艺及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出的大量精湛文艺作品作了纵横分析后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并认为“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和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在这里所指的时代精神，多指一定环境、种族条件下的精神气候，精神风气和风俗同属于民俗，其差别在于前者呈波动性的情绪、风气，后者为稳定性的风俗习惯而已，它们都是完成艺术品的创作或者解开成型作品之谜的一把钥匙。

在我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古代学者也一贯关注文艺与风俗的相互关系，重视民俗对诗乐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吕氏春秋·古乐》道：“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土达作为五弦瑟，以采阴气，以定群生。”艺术的萌发系与民俗风土人情有关，尤其是诗。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泳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邻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衷。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风俗对诗歌的发展有直接灌溉作用，故清人程廷祚诗论中说：“《汉志》云：‘民性有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谓之风；好恶取舍，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此皆论诗者之权衡也。自邶、鄘都以下，国俗之美恶，具于诗矣；而其政事之得失，君臣之贤否，因有可得而言者。”通过对古人运用粗浅的民俗知识考察其与文艺相互联系的简单透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文艺批评史上，实际存在着一条民俗、文艺双向构观察问题的视线。一些艺术大师常在实际中不自觉地运用它观察分析某个具体问题。如郭璞注《山海经》、郑玄释《诗经》、刘向校《列女传》、王逸解《九歌》，对其中一些艺术课题的诠释上，都留下了这条视线的痕迹。

因此，可以说，古典文艺批评首先确立了文艺民俗研究的视点，而古典文艺创作实践则实际运用民俗知识，扩展了它的视力。许多有成就的古代作家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中民俗的研究。屈原作《九歌》是由于“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司马迁为写《史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绛”。左思写《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尉其俗”。为了更好写作，王安石提倡“聊向村家问风俗”。文艺创作为何要仰仗民俗呢?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一定社会区域的风土民情有异，“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滋润文艺多姿多态，“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这是多么精彩的见识呀!我们的古人敏锐的直观，早已张开了文艺的民俗视角。但是，由于民俗学系统理论的缺乏等诸种因素，此种卓见也未能上升为一套完整的理论阐述，它基本上还是一种顿悟式的精辟之言，在实际中大抵还停滞在不甚自觉的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上。

可见，探讨文学与地域文化生成关系的早有人为。20世纪80年代未，本人在参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艺新学科建设中完成的曝题和专著《文艺民俗学导论》中对此也有所探究。90年代起，严家藩先生主编了一套《二十世纪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着重从地域文化视角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地域特色鲜明的现当代作家，颇多精彩分析。

但是，诚如作者柯玲君所言：我们的惯性思维格局中，谈及地域文化常常囿于乡土(其实是乡村)，潜意识中还常把都市地域文化与乡土地域文化对立起来。所以一直以来，从都市文化角度关注都市文学还是鲜有人做的事情。这方面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谓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令人感到不足的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著作，都没有能够给都市生活中生机勃勃的俗文学予以足够的注意。这里有研究者深层心理对俗文学现象的傲视与不屑，他们都陷于深厚的正统文学情结之中。费振钟先生的“江南士风”是个很雅致的话题，但对历史上在江南同样盛行的“市风”视而不见似乎不是上策。解读汪曾祺、陆文夫等作家抛弃了“市井”这一虽然世俗但却无比生动真实的都市文化背景，是难以做到客观、全面的。

当代国内文学普遍走向边缘，惟独俗文学发展喜人，但是，俗文学研究其实还是仅限于俗文学研究界寥若晨星的几个人。在崇尚纯文学的人眼中，俗文学不屑一顾。身处俗文学活动之中，流连于俗文学动人的魅力，而骨子里却鄙视俗文学如草芥的也大有人在。究竟如何准确认识俗文学及其发展?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发现：清代扬州经济和城市俗文学的展现与消费具有独特的景观。清代扬州是个引人注目的大城市，它不只经济十分发达，文学艺术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辉煌峰顶。但几乎没有人去关注几乎与大清政权一同起落的扬州俗文学的整体状貌，对清代俗文学繁荣的地域文化渊源(如扬州方言所具有的特殊艺术价值)还无人注目；对扬州俗文学所包容的巨大的民俗学价值更是几乎无人涉足。外国学者的专门研究比之国内更为稀少。但在研究俗文学的著作中也不时看到扬州俗文学的身影。

本书作者从清代扬州的地域民俗文化与俗文学活动和当时扬州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所显现的生产消费理念出发，以俗文学“活动”理念统摄，展开研究。俗文学活动和城市的关系，是可以从多个不同角度去切入的。作者着重从地域个性和都市消费机制两个方面作了探索：清代扬州俗文学生成、盛行与扬州的地域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清代扬州的俗文学活动和当时扬州居民的生活的联系；清代扬州俗文学活动所显现的生产消费理念，以及清代扬州俗文学无法磨灭的影响等等。

作者探究的是清代扬州地域民俗文化熏染中俗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个性特征，暗中着眼的却是当代国内特别是都市俗文学的走向。以史为鉴，为业者和相关部门开启了诸多的深层思考和对策。鉴于此，以清代扬州俗文学作为个案，对它的盛衰成因与文化特点试从地域文化个性视角进行分析，既是继承扬州俗文学传统的现实需要，也是缕析我国地域文化和俗文学发展关系的理论准备，这对振兴和繁荣我国都市的文艺和俗文学也具有巨大意义。

在撰写本书之前，柯玲君已经对地域民俗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做出了较多的预研究，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的学术专著《汪曾祺散论》作为扬州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个案，赢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另一本民风考察笔记《水色朱家角》出版后也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这些充分反映了作者对地域文化和文艺的感悟及探究能力。今天，她又有一部有创见、有新意、高水平的学术论著问世，我祝贺她在学术征途上不断前进，相信她有毅力不辞辛苦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陈勤建

本书是依托作者的博士论文，在导师陈勤建教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选题到论述的构架、切入点等许多方面，导师都给予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的教导。自1996年师从恩师学习文艺民俗学不觉已近10载，读博3年，更是受益匪浅：知识结构得到了更新，理论素养得到了提高，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学术方向更加明确，借此机会叩谢恩师多年的辛勤栽培!

在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过程中，齐森华教授、郑元者教授、董乃斌教授、程蔷教授、方克强教授、朱希祥教授、谭帆教授、胡范铸教授、田兆元教授均给予了悉心指导和热情鼓励，为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向以上诸位教授致以深深的谢忱。

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离不开老师、朋友、同学等等的热心襄助。清代扬州，极度辉煌，与本题相关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不过扬州不愧是首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资料的积累和保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笔者没费太多周折就找齐了想要的资料。在此竭诚感谢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竭诚感谢扬州市政府办公室的肖卫东先生，竭诚感谢扬州市文化局的韦明铧先生!

因为清代扬州是俗文学胜地，群星璀璨，佳作如云，笔者的选题对象就显得较难控制。是方克强、胡范铸等老师的精心指点，导引笔者从“地域个性和消费情结”两方面切入；是和同门的师兄师姐妹们反复切磋后，笔者决定了文章要分几大部分；是在向多位同行、专家请教之后，笔者进一步明确了本书行文的论证逻辑……至今这一切还如在目前，在此深谢!

初稿于2004年春即完成，至今已是第五稿。每次修改都离不开前辈的帮助。对扬州俗文学素有研究的扬州大学的车锡仁先生的语重心长怎不叫后生感动!不厌其烦一字一句读完了28万字，还一丝不苟地在字里行间加批注的齐森华老师怎不叫人敬佩!还要特别大谢的是台湾的曾永义先生，他从海峡对岸给笔者捎来了十分厚重的《说俗文学》和《俗文学概论》!

此项研究，还有幸获得了华东师大2004年优秀博士培养基金的资助，基本保证了我的资料搜集工作顺利进行。还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给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文学是雅，生活是俗!真正将世俗生活提升的是各种生龙活虎、仪态万方的俗文学活动。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共同文化背景产生的情感共鸣，不时给笔者的论述带来股股冲动，甚至有时隋不自禁地抒发出来，对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也增添了更多的柔情和热爱。也许论述中不免疏漏，见解上难造极致，但整个研究过程加深了笔者对世俗、对文艺、对人生的热爱。探求民俗和文艺的关系，发掘文艺生成的地域民俗文化基因将是笔者永远的努力方向。

                        2006年3月